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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格哈特要绝望了。从早晨两点开始，一直到九点，格哈特都不知道该去求谁。他和老婆商量了一下，然后又回到做工的地方。怎么办呢？他想到只有一个朋友应该可以帮他的忙，那人就是玻璃制造商哈蒙德，但是此刻他不在城里。

九点钟的时候，他又一个人跑到了法庭，他要在那里等很久，因为还有几个犯人在巴斯的前面。他准备一有消息就马上告诉老婆。当巴斯被带进被告席的时候，当时逮捕他的侦探说：“回法官的话，这小子偷煤，还拒捕。”

法官把巴斯细细看了一下，他破损和受伤的脸留给他极其不好的印象。“哦，年轻人，你有替自己辩护的话吗？你脸上的伤是怎么搞的？”

巴斯虽然看着法官，可是他并不答话。

“是我抓到的他，”那侦探说，“他在一辆煤车上偷煤，想要脱逃，我去抓他的时候他还打了我，这里有证人的。”他转身指向身边的一个铁路人员补充说。

“那都是你打的吗？”法官指着侦探肿起的牙床问巴斯。

“容我说一句，”格哈特把身子向前一探说，“他是我的孩子，是我叫他去捡煤的……”

“他如果真的是在站场旁边捡煤，我们完全不管，”侦探说，“但他是从车上把煤扔给底下的人呢。”

“你们难道赚不够钱，非要到煤车上偷煤吗？”推事问，不等父子两人回答，推事又接着问，“你做什么的？”

“造车匠。”巴斯说。

“你做什么的？”他又问格哈特。

“我是家具厂的看门人。”

“哼，”法官觉得巴斯的态度有些强势，“好吧，就算给这年轻人免掉偷煤的罪名，他的拳头也用得太过分了，要罚他10元。”

“我还要说一句。”没等格哈特说完，他已经被推开了。

格哈特走到儿子身边，虽然心里觉得惭愧，但总算是没有更严重的结局。他想：“罚款总可以想到办法的。”

“好了，好了，”巴斯仍旧神气地说，“那法官竟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还好，还没有更坏的结局，”格哈特满足地说，“我们去把钱筹来就可以了。”

回到家，格哈特把审判结果报告给家人，他的女人这才放心了，在他们看来，十元似乎应该可以筹到。珍妮目瞪口呆地站在那听着，她觉得巴斯好可怜。一向活泼、好脾气的巴斯也会坐牢，简直太可怕了。

格哈特急匆匆来到哈蒙德的家，却发现他并不在城里。于是，他想起一个名叫杰克斯的律师，是以前偶然认识的，可是此刻他也不在事务所。虽然有几个杂货店主和皮革商和他还算熟悉，但他还欠着他们的钱。旺特牧师或许可以借钱给他，但一想起要对这样一位好人揭露这样一件丑事，他就心里不好受，所以也就没去了。他又去找过几个熟人，但人家都认为他的请求有些唐突，一概婉言拒绝了。直到下午四点钟，他才筋疲力尽地又回到家。

“要怎么办才好呢？”他有些绝望地说，“所有的办法我都想尽了呢！”

这时，珍妮又想起布兰德来，但是她又不敢不顾一切地去向他求救，因为她知道父亲不会同意的，而且父亲对他的侮辱仍历历在目，他未必能忘了。她的表已经又当了，她也再没有弄到钱的方法。

到十点钟左右，他们的家庭会议仍旧没有做出任何的决定。那母亲把两只手掌在膝盖上单调地翻来弄去，眼睛直直地瞪着地板。格哈特发疯般地用手挠他自己的头发。“没有一点办法了，”他终于说，“我是任何办法都没有了。”

“都去睡吧，孩子们，”那母亲关切地说，“大家都去睡。在这坐着也没什么用的。一会儿，我也许会想出办法儿来，你们睡去吧。”

珍妮走到自己的房中，哪里会睡得着？自从那次父亲和参议员争吵后，她就在报纸上看见参议员去了华盛顿。他现在在哪？到底回来没有？她一点儿他的消息都没有。她对着橱柜上的镜子默默地想着，身边的维萝尼亚已睡着了。最后，她下定决心，一定要去见参议员。如果他在哥伦布，他是会给他们帮忙的。她为什么不该去呢——他是爱她的，他曾经屡次向她求婚，她为什么不该去求他帮忙呢？

她犹豫了一会儿，听见维萝尼亚已经在均匀地呼吸，她就戴上帽子，穿上外罩，静悄悄地开了房门，看看外面是否有动静。

当时，只有她父亲在厨房的摇椅上摇动的声音，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动静。除了厨房门里透出来的一丝光线之外，别无其他光亮。她转过身，把自己房间的灯吹灭，悄悄地把家门打开，跑进了黑夜里。

屋外，昏暗的月亮照在头顶，春天将近，空中充满幽静的气氛。珍妮匆匆走过阴暗的街道，心中不由升起一种胆怯的想法，她是多么地冒昧啊！参议员会怎么接待她呢？他会怎么想呢？想到这里，她又不觉停住脚步，犹豫和怀疑过后，她又想起了巴斯，就又急忙继续向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