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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洛丽亚斯坦内姆（第2页）

请注意，在动**的60年代她的"倾向阶段"，妇女权利排在事业最后。在这早期阶段，斯坦内姆具有强烈的社会良知，直到流产事件出现和70年代平等权力的修改案，才唤醒她这些纯妇女事业的敏感神经，使她把妇女问题列为自己事业的首位，这些事件改变了她的侧重方向。斯坦内姆在七、八十年代具有女权主义们向：1．妇女在生育问题上的自由；2．根据妇女传统职业习惯，尊重和平衡妇女事业与家庭关系；3．夫妻双方共商内政，使妇女在家庭中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4．将政治问题与文化传统分开，保证有关妇女的生活和问题像男子一样受重视。

在1970年斯坦内姆领导为妇女平等权益罢工时，她成为真正的女权主义行动分子，仅她成为妇女行动同盟创建人，以及1971年旨在帮助贝拉·阿布朱格和雪莱·切索姆竞选的全国妇女政策委员会。在这些运动的早期阶段，斯坦内姆为她们的政治行动纲领写了许多皙学文章，她条理清晰和引人入胜的表述使她一举成名，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越级明星。

斯坦内姆的一举成名反过来又给她动力，支持她在1972年创办《女士先生》杂志，这份杂志使她能通过全球范围销售网络交流自己女权主义运动哲学的纲领。她从一位华而不实的口头革命者成为受欺压的主妇和受歧视的女工们锐意而具影响的榜样，斯坦内姆也从一位自由撰稿人成为宣传者、示威者、新闻人物和政治行动主义分子。

斯坦内姆共建、编辑《女士先生》杂志并写稿子，这份杂志在克莱·福克帮助下于1971年12月创刊，他出资出版第一期，作为自己《纽约》杂志的妇女专题补充刊物，然后，华纳交流公司投资100万美元。在1972年第一期中，有整页篇幅，由55位有过流产经历的著名妇女，包括斯坦内姆签名的流产合法化请求书，封面上赫然刊登一位女名人，《女士先生》杂志使斯坦内姆成为女权主义运动领袖。第一期在8天内销售30万册，成为各地妇女中知名度很高的刊物。截止1972年夏天，杂志刊登了许多文章，如"从性培养谈起"，"为什么妇女害怕成功"，"女人能爱女人吗？"到了70年代中叶，每期的读者增加到50万，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标志刊物。

《女士先生》一举成名，使斯坦内姆成为全国知名人士以及"女权主义运动的开山鼻祖"。她有着绝对发言权，并应邀为许多妇女组织撰写纲领和目标。在这段时期，她为雪莱·切索姆和贝拉·阿布朱格写竞选口号，而设计了旨在交流女权主义事业哲学的许多有趣的口号："如果男人能怀孕，流产会成为一件圣品"；"问题不在于我们所作出选择，关键是作出选择的权力"；

"妇女有生育方面自由"；

"真正的智慧来自消化良好的生活经历"；

"自由选择是爱的真谛"；

"妇女不能用迷惑来赢得伴侣"。

《女士先生》在女权运动各自流派争执中首当其冲。左翼分子和女同性恋派斥责杂志与70年代国会通过的平等权力修正案同流合污。这一修正案没有在众议院通过，但由这一争端事件引发的意识形态分歧，导致了女权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根据《纽约时代》的报导，激进派斥责斯坦内姆和她的杂志是"背靠小资产阶级妇女情调的传声筒"。斯坦内姆的领导地位发发可危。

斯坦内姆所创的《女士先生》是"妇女生、妇女有、妇女为"，上面没有流行时装，佳肴食谱和化妆品技巧，她写的文章是关于面临平衡工作和家庭窘境的上班妇女，妇女性方面和医疗方面的问题，妇女教育问题。《女士先生》免税经营的动**日于一直持续到1987年，一家澳大利亚的大传播公司集团约翰·法尔法克斯公司在它创立15年之际，以1500万美元获得了杂志经营权，斯坦内姆被聘为顾问5年，协助新老板编辑，继续谈论女权主义事业，她继续成为杂志的撰稿人，1993年杂志成为季刊。

特有的气质

格洛丽亚·斯坦内姆是个有普罗米修斯气质（直觉思维者）的内向者，她以右脑理性方式感知世界，她是个典型的透过树丛见森林的幻想家。斯坦内姆关注生活的可能性，她是个有长期生活观的理智型好问者，她的宏观视野使她在形式和原则方面都超前，她的个性类型使她不热衷于权威：能力是她成功的唯一因素。她也集中了所有伟大创造者、创业者和革新者的行为。

斯坦内姆吸取了父亲的自由精神，在个人生活和事业生活中都避免与国家挂钩。她又从母亲那儿吸取崇拜教育和知识的敏感和雄性激素女性形象，她的反抗和异端天性看来来源于有教养父亲的宽容培养，他们待她如成人。在她一本关心自尊的书《来自内源的革命》（1993）中，斯坦内姆说："我父亲从不信奉任何形式的训斥、棒击和责骂"，她还说，这一点："帮助我成为反叛者"。这种早期培养，形成了不怕否认权威的性格，斯坦内姆承认，自己的大胆来源于童年培养。

"我想这一点正是成长的确切含义——逐渐学会冒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风险。当能容易地——有益地——看到孩子冒险倾向得以增长时，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一过程将持续终生"（《世界主义者》，1989）。

斯坦内姆以质量式，而非数量方法行事，她结合两者，以偏向于理性的或"思考的"方法作决策，这与大多数妇女习惯采用的"感情"方式不同，这将斯坦内姆归入少数人（25％）行列，因为美国75％的妇女倾向用"感情"方法处理困难问题。她喜欢以定构设置的而非即兴所致的方法处置生活；也就是说，她情愿做出决策后推行，而不是让问题悬而未决。格洛丽亚内向一直觉型一思维一判断者个性，在美国人口中只有1％，使她成为迈尔斯一布里格斯个性类别中真正的少数型人群。

斯坦内姆无所畏惧和勇于面对未知逆境冒风险的精神，使她成为叛逆者，她总是愿意冒着自我形象、自尊和个人事务的风险去为事业而战。在马丁·路什·金被杀后的哈莱姆暴乱中；在1968年芝加哥全国集会暴乱时，她又不顾安危闻人危险和敌对境地，这些都显示出她舍身为事业的品格。她最无畏的举动是宣传自己流产隐私，来推进她姐妹们的事业和《女士先生》杂志的成功。斯坦内姆说正是在那一刻，"我失去了政治保护你的感觉"。她与塞萨·切维兹一起为反对现有制度而游行，为争取权力而罢工。她认为我们控制自己的命运，告诉《观察》杂志："我们必须学会自己领导自己"。

内与外的关系

斯坦内姆毕生为事业牺牲了家庭和孩子。她高中谈对像，大学同居，一生中有一连串恋爱关系和同居经历。她在史密斯毕业后流产，跑到印度以躲避即将降临的婚姻，她看来左右为难，既有寻求伴侣和恋情的冲动需要，又不想被她不愿意承受的关系所羁绊。另外两次的同居生活和一连串的长期恋情，成为她平衡自己明显的异性性欲要求和同样强烈的自由生活需求的砝码。她是一个在形象上动人而有活力的女性，但却需要不受婚姻约束的自由。她总是事业第一，但她从不妨碍自己不断的恋爱关系，她只是不想让关系固定。

斯坦内姆对固定模式的终生恐惧，从心理学上看来源于她多年照料无法自理的母亲的经历，她在最想和其他小伙伴一起出去玩耍的时候，要照料和抚慰母亲，这给她带来了价值冲突。她谈起那个阶段说："在我小得连自己都无法照料好的时候，却要成为我母亲的照料者"。这看来完全推翻了她养育照料自己孩子的愿望，以及以一个男人终生为伴的意愿。

斯坦内姆的罗曼史包括好莱坞制片人马克·尼科尔斯，剧作家赫伯·沙琴特，奥运体育名星莱福·约翰逊和政治家泰德·索林森，她通讯录上的朋友还包括约翰·肯尼斯·戈布莱斯（他为《海滩书丛》（1963）写了引言），泰德和鲍伯·肯尼迪，纽约市长约翰·林德塞和总统候选人尤琴·麦卡锡和乔治·麦格文。斯坦内姆与那些上层男士约会，而他们正是被她的许多姐妹所憎恨的人。

在60年代时，斯坦内姆与鲍伯·贝顿同居，他是她《先生》杂志的同事。《一位妇女的权力》描绘他们甚至买好了结婚戒指，领取了结婚证书，而最后眼睁睁地看着斯坦内姆寻找出不履行婚约的理由，而让证书过期无效，她称自己一系列恋情是"迷你试婚"。这些恋情关系还包括保罗·戴斯孟德，男高音明星戴伍·布鲁贝克，随后是汤姆·金斯伯格，他是海盗出版社总裁。还有以老板变为情人的克莱·福克，福克是《先生》杂志的编辑，《纽约》杂志的老板，在她为他工作时，他俩进入了罗曼史关系。她称自己与索林森的关系是个"错误"，与尼斯的恋情更绝妙："我误将他的才智作为心声"；至于金斯伯格，她说："我想他喜欢书；"而赫伯·沙琴特："我们停止一起长大"。前老板哈维·库兹曼罗曼蒂克地描绘斯坦内姆："从性方面而言，她绝对有魅力"。这是与她长期有关系的男士对她魅力的最好表述。所有这些男人都成为她的老朋友，即使在恋情终断后也如此。

在70年代时，斯坦内姆变得更加玩世不恭："婚姻在法律上使你成为半个人，什么男人愿意与半个人共同生活"。她的朋友珍妮·奥莱利说："我想她不相信与一个人有永恒的爱情，她终结爱情关系，将这演变为朋友关系"。斯坦列·博丁格是70年代中期司法部民权处的法官，在那些为平等权利修正案的激烈斗争的年月中，成为她的朋友、知己和情人。在随后几年还有一系列与权势人物和成功名流的恋情，但没引发成婚姻和家庭的固定关系。纽约专栏作家丽兹·史密斯也是她的朋友，认为她对于婚姻和家庭何以不能有效起作用的哲学思考太多了，她的理智成为她的报应，史密斯这样描述斯坦内姆的方法："如果告诉她一个爱情故事悲惨，她会告诉我使之破裂的文化、社会因素"。看来斯坦内姆对于婚姻关系何以不起作用知道得太多，这一点成为许多类型的尝试没有成功的原因。

在七、八十年代，斯坦内姆有几次较重视的关系，但她总是忙于新事业和政治结果，阻碍罗曼史的发展。戴维·舒斯金德在70年代说："格洛丽亚所需要的是个男人，这是对她不断热衷于传播宣传，缺乏正式的家庭生活的反应。"斯坦内姆以自己将事业优于家庭的选择理论化、合法化地解释为这种"自我发现"是生活的终极目的，这从书面意义看总是绝对正确的。在《来自内源的革命》一书中，斯坦内姆对此给出了自己的内在观点："我认为真理是挖掘自己更多的兴奋点和使自己变得更美好，这比罗曼史所能提供的一切都来得多"，这看来是对她事业高于"个人生活"的解释，事业总比个人生活更安全，但并不能带来所有满足。在年轻时，斯坦内姆觉得应该结婚，完成生活中的使命以使生活变得完整，这也是妇女生存需要的实现。她回忆自己说过："我肯定会结婚"，随后又说："我正在考虑，但不会马上，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先做好"。然后女权主义运动出现，她热衷于带领姐妹们争取更美好的未来，同志间姐妹深情成为她替代家庭，也是她得以避免致命的男女固定关系的方法。

许多妇女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但往往在这过程中会有所牺牲，最近的研究显示，即使妇女成功地担当起这双重角色，也会有精神压力的代价。看来一向理智的斯坦内姆可能考虑采取事业唯一的生活方法，她很多次临近结婚，但她强烈地顾及同伴妇女（她的姐妹们）的需要，阻碍她母性愿望的实现。斯坦内姆和第一位室友，纽约画家芭芭拉·内西姆说：一我总是谈论结婚问题，格洛丽亚从来不。嗅，她约会很多，男人总是爱上她，但我认为格洛丽亚更爱人性而不是人物，她对世界之爱的兴趣胜于人间恋情"。斯坦内姆1988年在报纸上说过的话最明显地表达了事业优于家庭的哲学："我不能以魅力得到配偶"。这一结论再清楚不过了，这不可能与一位有明确目的的伴侣达成一种和谐的关系。

几次危机

在格洛丽亚出生前，她母亲鲁斯经受过几次精神打击，斯坦内姆将母亲神经紊乱归罪于男上司的恶劣态度。无人知道真正的缘由，然而这种情形无疑是斯坦内姆童年生活危机不断的原因。在斯坦内姆小时候大多数时间里，母亲卧床不起，格洛丽亚不得不充当护士、陪伴和看护人，这一经历在60年后还深深铭刻在她脑海，她仍然在书中和文章里谈论这件事。斯坦内姆母亲丧失自理能力，给她带来许多怨恨，她不得不牺牲青春时光充当生活料理人。

斯坦内姆所受的磨难可能正是培植她成为创造者的因素，创伤能给那些经受住这一打击的人孕育伟大的创造力。荣格主义心理学家琳达·里尔纳德说："源自内心混乱和情感跌**会产生创造力，产生给个人和文化带来新景观的场景"。这看来正是影响斯坦内姆的激励因素，她一直承认早年在俄亥俄特拉多时期的内心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