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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改革的真实目的（第1页）

王莽改革的真实目的

在西汉与东汉的400年历史中，有个历时15年的短命王朝夹于其间，即新朝（8～23）。新朝只有一位帝王，即王莽（前45～前23），因而史书上又习称“新莽”。关于王莽的评价，史学界流行观点认为，王莽是“一个可耻的政治丑角”、“好大喜功的野心家”、“典型的伪君子”，把王莽作为一个反面人物渲染得有声有色，更富于戏剧性，变成了一桩难断的疑案。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呢?考诸史实，似有许多商榷之处。

王莽之所以被责难为典型的野心家，原因就是所谓“篡权”。在这些论者看来，功过是非以姓氏来划定，只要维护刘氏江山，就冠以正确之辞，否则就是乱臣贼子之罪，根本没有把王莽代汉和当时整个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其实，西汉后期许多人都认为汉朝已走到了尽头，应当改朝换代。睦弘上书昭帝说：“汉帝宜准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盖宽饶对宣帝说:“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成功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谷永也对成帝说：“王者不可不明三统，明天帝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汉哀帝为了表示汉已再受命于天，也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由此可见，在当时人们头脑中，也并不都是万世一系的思想，那么像王莽在西汉腐朽灭亡的时候去代汉执政，又怎能引起现在一些人的义愤，仅此而论又怎算是“野心家”。王莽被骂为“伪君子”，是因为他早年“谦恭俭朴”收揽人心，凭借王家赫势得到了高位。王莽确实出身于外戚集团，但他从小处于“孤贫”地位，当他的同辈兄弟争着“以舆马声佚游相高”时，王莽“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博得了社会上的一致称誉。正是相对的孤贫环境，使王莽了解当时社会危机的所在和下层人民的要求，没有堕落成纨绔子弟。他生于危世，读书守礼，不胡作非为，从当时历史条件看，确是难能可贵。我们评价别的历史人物都不唯成分论，又凭什么以此为依据，把王莽定为伪君子呢?

王莽辅政后，屡次捐钱献田分配给贫农，又在长安城内建立赈救灾疫的常满仓，废皇室游玩地，派使者捕蝗，受灾贫民免纳租税，安置流民，赐天下鳏寡孤独老人以布帛。这些做法的确与当时统治集团的倒行逆施相悖，正因为王莽与一般趁火打劫的贵族官僚不同，才使社会各阶级对他寄托了希望，上书歌颂他的人达487000多，人心所向，可见一斑。有些人为了形容王莽篡汉不得人心，说汉末儒生很有骨气，不仕新莽伪朝。对此，史学界也有不同看法。王莽当时征集天下通晓义礼、古书、天文、历学、兵法、医学、史学等士人数千人到京，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科学专家会议。还为学者筑舍万间，在各地设立学校，培养专门的技术人才，连反莽的刘秀也是从王莽的太学中培养出来的。史实证明，西汉后期的社会时势造就了王莽这样的人物，他的上台不仅仅是凭借裙带关系，在腐朽的西汉机构和迫在眉睫的社会危机中，他以自己的抱负才干卓立于同时代人中，他做出的一些兴利除弊的好事，创造了改革的有利前提。需要说明的是，《汉书》是班固奉反对王莽的东汉皇帝之命写的，他为了迎和统治者的意志，吹捧“汉德”，把王莽的存在说成是一些罪恶的堆积。况且班固又追名逐禄，“好附会权宠”，把辱骂王莽作为升官的砝码。近两千年来，王莽作为野心家、伪君子几乎成为定论，其来源就是班固的曲笔。当然，班固在史学上的地位不容否定，但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刘秀鼓吹气节和忠君的时候，因此评价王莽就不能仅以班氏的正统观点为最高标准，如果仅以王莽个人品质上探索其功过是非，那就是无法用历史唯物主义标准科学地研究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有人认为王莽的改革“是西汉外戚政治上的产物”，“纯粹是个人野心”。王莽改革由于失败，好像本来就不应该进行，王莽政权被农民军和地主武装所推翻，就应该受到千古咒骂，这种以成败论人的方法，怕是未必妥当。西汉董仲舒、师丹都是提过限奴限田建议，尚未实行就被搁置，东汉刘秀实行度田核实也最终失败，难道都应该受到谴责?王莽改革的目的、内容和效果都是可以分析评论的，但实行改革本身是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无不受到当时经济条件和社会形势的影响。王莽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汉濒于崩溃的时期，豪强官僚兼并土地、蓄奴役贫，富商大贾囤积居奇，高利盘剥。这些势力一起向农民袭来，自耕农纷纷破产，但统治集团竞相奢侈挥霍。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民怨鼎沸，到处动**不宁，各地暴动连连发生，致使刘氏统治集团无技可施，完全陷入绝境。作为改革家的王莽，清醒地看到了危机的根源，而且不实行经济改革难以使僵化的国家恢复生机，这不能不说王莽是当时统治集团中一个独具卓见的人物。

王莽的改革主要措施是禁止土地兼并，限制奴婢买卖，推行“五均六管”政策，统一度量衡，这些都有很重大的意义。虽然王莽改易货币在效果上造成了经济紊乱，但仅用“聚敛个人财富”的字眼来形容，是不妥当的。王莽又减少各级官吏俸禄，没收一些官僚家财，对封爵诸侯借口“图簿未定”，仅给月钱数千。这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就是以牺牲大地主的眼前利益，来重新巩固整个统治机构。以西汉末年社会的实际条件，来衡量王莽的改革措施，不能不承认大多数是有进步意义的，而且针对时弊，和刘汉政权重赋苛役的政策相比，当然是略胜一筹。因此，英国李约瑟教授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高度评价王莽，认为他和王安石一样，是中国历史上两大改革家之一。王莽的改革措施，首先触犯了大地主官僚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反对，再加上王莽后期的被迫妥协，以及巨大战争经费引起的经济全面崩溃，使改革前功尽弃。

纵观王莽一生的始末，有功也有过，他的经历，自身就显示了阶段性。但他一生忡忡忧虑的，是西汉面临的危急之秋。他企图通过改革来刷新政治、建立新的经济结构。像他这样在社会矛盾大规模爆发前，大幅度地调整政策，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的。王莽本意是要做一番事业的，他的改革始终是针对大地主阶层，但结果竟变成了一场对人民的浩劫，这是他根本没有料到的。他的社会基础薄弱，规模却大，面面俱到，徒滋纷扰。在历史上，改革开始和它的失败往往同时降临，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我们不能把改革的失败和腐朽灭亡划等号。总之，不把王莽放在同时代的政事中去比较，而把西汉灭亡不切实际地归结于王莽的改革，是很难令人赞同的。王莽只是西汉腐朽统治的替罪羊罢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不能不说王莽改革是一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