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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往事与随想（第1页）

二《往事与随想》

1、序言

赫尔岑是最令人瞩目的19世纪俄国政治作家。也许因为他手撰的自传本身就是一部伟大的文学杰作，他至今没有一部好传记。

在某些方面，此书最像歌德的《诗与真》，盖此书并非全属个人生平与政治回忆的集合；书中所写，遍及个人琐事，各国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描述，作者青少年与成年时代俄国时论、人物、看法的记载，1848至1849年革命期间在法国、瑞士、意大利、巴黎、罗马旅游的记述（珍贵绝伦，是我们目前所有关于这些革命事件的最佳个人资料），以及关于政治领袖、各国政党目标与宗旨的讨论。全书穿插种种评论，尖刻痛快的观察，对个人、民族性格的锐利与兴感勃发、偶尔谐谑的素描，经济与社会事实的分析，关于欧洲的未来与过去、关于作者本身对俄国的希望与忧惧的讨论与警刺；其间，又交织着赫尔岑个人悲剧的详细、痛切的记叙--有史以来，由一位敏感且苛求的人写下而大众可以借鉴的自剖里，也许要数他这篇最不寻常。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1812年拿破仑进据莫斯科前不久，出生于该城，为私生子，父亲伊凡·雅科甫列夫是富裕的俄国世家绅士，出身罗曼诺夫王朝近卫军，为人阴沉、难以相处、占有欲强、地位显赫、深染文明，对儿子多施威势而厚爱有加，使他生活苦楚，在爱憎交杂之间，对他产生巨大影响。母亲路易莎·哈格是出身符腾堡斯图加特的柔弱德国女士，为小公务员之女。伊凡·雅科甫列夫海外旅游期间与她认识，不过，不曾与她成婚。他带她来莫斯科，立她为他家族的主妇。他为儿子取名赫尔岑，表示他是他心爱的孩子，但出身不合法，因此无权冠他的姓。

非婚生子的事实，对赫尔岑性格大概有相当影响，他原本不会有的那么强烈的反叛性，可能即由此造成。他接受富室贵族照例接受的少年教育，然后就读莫斯科大学，在此确立他这辈子鲜明活跃、特立独创而冲动不羁的性格。他出生的时代（他不断陈言这一点），正逢俄国所谓"多余人"的一代。关于这时代，屠格涅夫早期小说着墨颇多。

19世纪欧洲文化史上，这个时代的青年自有其一席之地。他们系出贵门，而不顾家世，追随比较自由、比较激进的思想与行动模式。在文明、优雅的环境里出生，而终身保持其礼仪、生活质地、习惯及风格的人，常有特别迷人之处。这类人挥洒一种特别的、兼含天真自发与身份地位的个人自由。他们的心灵望向远大壮阔的境界，思想上流露贵族教育善于培养的独特的一种优游情趣，喜爱新颖，进步，反叛，年轻，尚未尝试、即将问世之事，向往一望无际的汪洋--先不问有无彼岸。交接期的人物，诸如米拉波、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富兰克林·罗斯福，属此类型。他们生活在新旧交界附近，一边是即将过去的丰美人生，一边是逗人而可能落空的未来--他们自己大力接生的危险新时代。

赫尔岑属于这种环境。在一个令人窒息、没有机会发挥天赋的社会里当这种人，是何滋味，他的自传里即有描述。新奇的观念不断流入，从经典古籍，从西方的古老乌托邦，从法国社会传道家与德国哲学家，从书籍、期刊杂志，从偶然的交谈里流进来，你兴奋昂扬，旋又记起，揆诸自己生活的环境，在西方已经成为生活形式的一些无害、温和建制，这个国家即令稍敢梦想，亦属荒唐；处此境地，是何况味，自传中也有描述。

这种情形通常导出两个结果：热血青年或者就此壮志消沉，向现实让步，成为心中惘惘而逆来顺受的地主，住在自己庄地上，翻阅彼得堡或海外送来的严肃期刊杂志，偶尔引进他在英国或法国一见起意的几件新农耕机械或其他巧妙设计。他们往往仍然长谈变革之必要，而言下每带悲凉，自念事不可为，或者可为之处甚少。另一结果是，他们完全屈服而陷入一种忧郁、恍惚或者剧烈的绝望，成为自我吞噬的精神官能病患--毒气暗侵，慢慢害死自己与周围的生命。

赫尔岑立志脱出这些常见的困局。他下定决心，至少他，世人不会说此子一事无成、不战而溃。他1847年终于亡命去国之时，即是有心去过个行动的人生。他所受的教育，是业余玩票贵族的教育。他像绝大多数成长于贵族环境的青年，所受的教养是样样沾边，要让人人欢喜，要反映太多人生层面与情况，以至于没有能力充分专注任何一项活动、任何一个固定计划。

于此，赫尔岑知之甚明。他惘惘不甘，谈到有人幸运，平平静静踏入某个稳安、固定的职业，而天赋非常、并且往往属于理想主义的青年却所学过繁、太过丰富，眼前无数选择，更有广大机会，可做之事太多，结果择一而为，随即厌烦，回头另取新路，如此者再，终至迷途流**，漫无目标，一切落空。这是十分传神的自我分析，他那个俄国时代，由于对"人民"渐增罪恶感，遂油然兴发理想主义，理想落空，转而加剧罪恶感。赫尔岑满怀这股理想主义，焦急热切，要为自己与国家做些值得一记的事。他这焦虑，终身盈怀。稍知近代俄国历史者都晓得，在这股焦虑驱使之下，他成为当代也许最伟大的欧洲政论家，并且在欧洲创立第一家自由的--亦即反沙皇的--俄国出版社，而在他祖国奠定煽动革命的基础。

他最出名的期刊，他命名为《钟声》，一切似乎具有话题趣味的事情，都在处理之列。他揭发、他宣斥、他讥刺、他说教，他成为一位19世纪中叶的伏尔泰。他是天才报道作家，为文精彩焕发、快意恣肆、热情酣畅，当然，官方悬为厉禁，而流传俄国，激进派与保守派都读。据说，连皇帝自己也读。他的官员里，确实有人爱读。当时，自由主义情怀尚未全熄，至少1850年代与1860年代，便在沙皇官僚体系中心，亦犹有其踪迹。声势最盛之日，赫尔岑揭斥弊病，指名责骂--最重要的是，他诉求于这股自由情怀，在俄国发挥了真正的影响力。亡命异域之人而能如此，闻所未闻。

赫尔岑不像许多只能在纸面上或者讲台上一展长才的人，他还是个摄人心魄的健谈家。有关赫尔岑其人，最好的描写，大概应推他朋友安年科夫那篇我在前面借作题目的文章《辉煌的十年》。文中所记事件，去安年科夫著笔之日约二十年：

我必须承认［安年科夫写道］，初识赫尔岑，我困惑莫名而惊骇慑服--他迥出寻常的心智，连连从一个话题射向另一个话题，其飞跃捷疾，令人难信，其机趣精彩，不可穷竭，而且能在某人言谈的委曲转折、在某一单纯意外事件、在某一抽象观念里，看出生动鲜明的情态与活力征象。他有极为惊人的本事，能以当下即悟、绝出意表之道，使南北胡越之事联翩并驾而相映增色。既有此天赋，加以观察精微入细，复由富藏积学而博识多知，遂更为高超。高超之余，言谈灿发如彩焰，捺之不熄，奇思异想与新见创意，了无穷尽，那种好似挥霍无度的丰厚智力，有时令听者为之心疲力竭。

别林斯基往往炽烈如火，而一发峻厉，不近人情；赫尔岑谈话，则目光灵动，智趣闪耀，变化万千，多吊诡出奇而撩人动气，但处处聪敏绝妙，在座之人不仅要全神贯注，更须刻刻警醒，因为你要时时有备，立即回应。

另一方面，没有任何低级或俗丽之物经得起他半个钟头的接触。一切虚张、一切浮夸、一切迂腐的自大，逢着他，都只会落荒而逃，不然，即如蜡之遇火而融。我知道有人，其中许多是所谓严肃而务实之人，无法忍受赫尔岑这一面。话又得说回来……也有人对他加以无比盲目且热烈的崇拜……

他有批评天赋--善于揭斥人生黑暗面。这个特征，早在我此文谈论的莫斯科生活时期，即已显露。那时节，赫尔岑的心灵已极具反叛性、极难驾驭，凡觉得是由于大家对某件未经验证之事实禁口不谈而成立的定论，他都有一种天生的、发自体内的憎厌。遇此情况，他择恶而噬的智力即振作发威、猛脱、狡黠、谋略百出，四下巡行……

他住在莫斯科……公众尚未知其名，但在他自己熟识的圈子里，无人不晓。对于朋友，此人是个机智而危险的观察家。关于知友与疏交，他思想深处存有秘密档案，记有他自己的私房秘录，这件事实，他当然无法完全遮瞒。天真无忌、推心置腹站在他身边的人，乍然碰到他这面出于无心的活动，莫不惊诧，有的更极端懊恼。奇怪得很，与此相连的，是赫尔岑与他精选的知己保持无比温馨、无比亲诚的关系--虽然连他们也逃不过他尖酸的分析。所以如此，可用他性格的另一面来解释。造化，仿佛想恢复他道德机体的均衡，特意在他灵魂里安下一个不可动摇的信仰、一个不可征服的倾向。赫尔岑相信人心的高贵"本能"。道德机体是唯一不容怀疑的存在真理，在它面前，他不作分析、满怀敌意。任何事情，无论如何大错特错，只要他认为出于高贵或热情的冲动，他就佩服；他从来不以抨击这种事情来取乐自娱。他天性里这种爱憎错杂、充满矛盾的变化--一面善于怀疑与否弃、一面信则信至盲目--经常在他与朋友之间导致困惑与误会，时而甚且明争构怨。但是，直到他去国前往欧洲之日，在这辩论的沸鼎里，在其熊熊烈焰里，大家对他的忠诚未曾消释，反是历经考验而屡见增强。所以如此，也十分可解。在这些时日里，赫尔岑所作所为、所思所虑，毫无虚伪之迹、绝未暗藏恶感、全无蓄意计算、更无背信不义之处。他一言一行，整个人俱在其中。另外，有个理由，使你有时候甚至原谅他的侮辱。这种理由，不知道他的人可能觉得不甚真实成理。赫尔岑智性高傲、刚强、充沛，而性格温和、可亲、几近阴柔。严厉的怀疑主义者与讽刺家外表下，最不拘礼法且极不细谨的幽默底下，是一颗赤子之心。他有一种奇怪、稚拙的魅力，一种稚拙的细腻……［不过］新始出道、开始探索、初试自己深浅的人，才最能领受这一点。他们在他的忠告里获得力量与信心。他与他们相照肺腑，互通观念，无以复加--但是，同时，这一切也未曾使他不偶尔尽意发挥他的破坏、分析力量，在他们身上施行极为痛苦的心理实验。

这幅生动而同情的小像，符合屠格涅夫、别林斯基及其他赫尔岑友人留给我们的描写。读者读其本人散文、论文以及《往事与随想》所收的自传回忆录，所得印象，更能坐实。由此所得的印象，以安年科夫之忠实文字，亦不足尽传。

莫斯科大学时代的青年赫尔岑，其所受主要影响，正如他当时一切青年所受主要影响，当然来自黑格尔。不过，早年的他虽是十分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他却将他的黑格尔主义变成他个人特有的一种东西，与比较严肃而迂阔炫学的同代人从那著名义理中推出的理论结论非常不同。

黑格尔主义对他的主要影响似乎是使他抱持以下这种信念：任何特定理论或单一义理、任何一种人生诠释，尤其任何单纯、一贯、结构精巧的图式--18世纪那些巨大的法国机械主义模式也好，19世纪的浪漫派德国巨构也好，伟大乌托邦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灵见也好，卡贝、勒鲁、路易·布朗的社会主义计划也好--都不可能是真实问题的真正解决。至少，以它们倡行的形式而论，它们不可能解决真实问题。

他怀疑它们，因为他相信（无论他这信念是否导源于黑格尔），原则上，任何真实的人类问题都不会有任何单纯或终定的答案；如果问题严重而痛苦，答案就永远不可能截然分明且干净利落。收集一群不证自明的公理，以演绎法从中推出一套整齐匀称的结论，尤其永远不可能解答这种问题。

这股不信，在赫尔岑如今已为世所忘的一些早期文章里已经开始。诸文作于1840年代初，谈论他所谓科学中的玩票主义与佛教。他区分两种思想人格（iualpersonality），然后俱加挞伐。其一，为漫不经心而见林不见树的业余思想家。赫尔岑告诉我们，这种人害怕因为对实际、详细的事实作太多迂腐的关注而流失自己宝贵的人格，故凡事但由表面掠过，以至未曾培养得获致真知的能力；他仿佛用一种望远镜观看事实，结果，从来绝未分明细究得什么，满眼惟见许多气球也似飘来浮去的庞大、华丽的抽象物而已。

另一种人--佛教徒--因狂执于树木而舍树林；他热烈专攻小小一套孤立的事实，用倍数愈来愈大的显微镜观察。这种人可能精研某一门知识，但几乎个个变成烦冗不堪、浮夸造作、盲目庸俗，总之，成为一望而可憎之人--如果他是德国人，尤其如此（赫尔岑所有讽刺与侮辱几乎都针对他痛恨的德国人而发--尽管他自己就是半个德国人）。

以上两端，需要折衷。赫尔岑相信，以清醒、超脱、客观之道研究人生，也许就能在这些相反的理想之间创造某种紧张、一种辩证的折衷妥协。因为，如果以上两个理想都不可能充分、同等实现，则两者也不应该完全抛弃。两不尽弃、寻求折衷，人类对生命的了解才能深于鲁莽尽信其中任一极端。

赫尔岑早期提倡的这种超脱、温和、折衷、镇定的客观理想，与他的气质深不相合。的确，不久之后，他突发而盛赞偏执。他宣称他知道这主张不会得到乐意的接受。某些观念在有教养的社会里，就是难以得到接受--很像有人以惊世骇俗之行，自取诟辱。例如，与抽象的公道相较，偏执予人的观感就不是顶好。不过，古来除非偏执既深且烈，无人说过任何值得一说之语。

接着，是一场漫长的典型俄国式抨击，他说：客观、超然、不参预寄托、不投入生命洪流，是冷漠麻木、卑下、不可能且不可欲之事。在赫尔岑这个阶段的论述里，突然听得到他朋友别林斯基慷慨激昂的声音了。

此时浮现、他此后终身更以绝妙诗质与想象继续发挥的基本主题，是意识形态上的抽象事物对人类生活的可怕支配力（我说"诗质"，是有所据而言；盖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有一非常真确的说法，认为赫尔岑余事无论如何可议，他总也是个德国诗人。在这个偏颇雄猜、偶尔却透辟出奇的批评家眼中，赫尔岑因此总算犹有一得，在他心目中，赫尔岑的看法与生活模式，自然几乎全无是处）。

赫尔岑断言，欲以任何抽象观念解释人类行事、一切欲使人类促进任何抽象观念的企图，无论该观念如何空前高贵，如公道、进步、民族性，而且，纵令由纯洁无瑕的利他主义者如马志尼、路易·布朗或穆勒之流提倡，最后往往必将导致屠杀牺牲与活人献祭。人并没有这么单纯、人类的生活与关系极为复杂，殊非标准的公式与工程的解决法所得应付；欲图改造个人、将其嵌入任何以理论理想为依据的理性图式，无论动机如何空前崇高，最后往往必对人类造成恐怖的戕害，导致政治上规模与日俱增的活体解剖。

赫尔岑记有他与法国社会主义者路易·布朗之间一场典型的对话（他甚为敬重路易·布朗），由这段对话，可见赫尔岑有时候如何率直抒发他最深的信念。据赫尔岑所述，对话作于1850年代初期伦敦某处。一日，路易·布朗向赫尔岑说起人生是一大社会义务、人必须时时为社会牺牲自己。

"为什么?"我劈头直问。

"你这'为什么'是什么意思?［路易·布朗说道］--社会的福祉当然是人的整个目的和使命所在罢?"

"但是，人人牺牲而无人自得其乐，社会也永远不会幸福。"

"你在玩弄文字。"

"我这是野蛮人的糊涂。"我大笑回答。

在这段欢愉与乍看不太经意的文字里，赫尔岑体现了他的核心原则--生命的目标在生命本身，为某种模糊且不可预测的未来而牺牲现在，是一种错觉，结果将摧毁人与社会仅有的可贵之处--亦即，将会以理想化的抽象事物为祭坛，平白牺牲活生生人类的血肉。

关于这个题目，赫尔岑最深刻、最一气呵成--以及文笔最精彩--的陈述，可见于他命名为《彼岸书》的一卷论文（他对1848与1849年欧洲历次革命的幻想破灭以后，写成这些文章，作为纪念）。这部伟大的辩难杰作是赫尔岑的信仰告白，也是他的政治证言，其语气与内容，在颇具他本色（而且著名）的一段文字里流露无遗。在这段文字里，他宣称，不可将一个世代贬抑为为遥远后世获取福祉的手段，何况遥远的后世犹在未定之天。遥远的目标是骗局、诈欺。真实的目标必须近一点--"至少，劳动者的工资或者工作的乐趣，就应该是目标"。各世代的目的在完成其自身--每一生命自有其独特经验；其匮乏满足之后，会另生新的需要、要求、生活形式。他断言（或许由于席勒影响），自然对人类及其需求并无关爱，而且压碎他们而无所顾惜。历史有计划、剧本吗?有的话，历史将"索然无趣，变成……乏味、可笑"。没有时间表、没有宇宙模式；有的只是"生命之流"、**、意志、即兴创发；路，有时存在、有时不存在；无路之处，"天才会打出一条来"。

不过，倘若有人问："假设这一切突然结束，假设一颗彗星撞上我们而结束地球上一切生命，历史不就毫无意义了吗?这一切议论可会突然化为乌有?如果这一切随着某个神秘、不明不白的事件，而在某种突然、不明不白的残酷方式里结束，对我们所流的这番血、汗、泪，不是残忍的讽刺吗?"赫尔岑回答：作此想法，是一大庸俗--数字至上的庸俗。一人之死，其荒谬与不可解，并无过于整个人类之死。将数字加大，而问"假设亿万人死亡"如何，并不会使死亡多神秘、多可怕。

自然里，正如人的灵魂中，无尽的可能事物与力量在打困，设有适当条件……它们会发展、猛烈发展。它们可能充塞世界，也可能倒毙路边。它们可能另取新方向。它们可能停止。它们可能僵溃……发生何事，自然全不关心……［不过，你可能要问，］这一切所为何来?人的生命变成一场毫无旨趣的游戏了……人用碎石沙砾建造东西，只落得又眼看它塌掉；人从废墟底下爬出来，重新清理场地，用泥巴、木板和破碎的柱头筑起茅屋，经过几世纪无休无止的劳苦，又塌个干净。莎士比亚说历史是白痴说的烦冗故事，确非虚言……

……［对此讲法，我回答］有些人非常善感，一想到"人生于世，只为一死"，就掉眼泪……你正像这些人。看结局而不注意情节本身，是一大错误。花开烂漫，于花何用?它醉人的芬芳既然也终要消歇，于它何用?……丝毫无用。然而自然亦非如此吝啬。短如过隙，只存于现下一时之物，她也并不鄙弃。在每一点上，她都尽取她所能……谁会因为花朝发夕谢，因为自然没有将打火石的坚硬赋予玫瑰或百合，就数落自然?而这个可怜的呆板原则，［我们］居然想移用于历史……生命没有义务要实现［文明的］妄想或观念……生命喜爱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