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报告
骄傲的城市
面临着挑战
一方是高山
一方是海洋
——拉·吉卜林
想象有一本小说是写芝加哥或者布法罗的,或是写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利的吧!美国只有三座大城市被称为故事城——当然有纽约,新奥尔良,最好的是旧金山。
——弗朗克·诺瑞斯
加利福尼亚人以为东边就是东边,而西边则是旧金山。加利福尼亚人不仅是一个州的居民,他们还是一个种族的代称。他们是住在西部的南方人。芝加哥人为自己的城市所感到的自豪也许并不比他们差,可当你问他们为什么的时候,他们只会喃喃地说因为有湖鱼和新盖的共济会大楼。而加利福尼亚人却可以讲到许多细节。
有关天气,他们就可以和你谈上半小时。当你在考虑煤炭开支和厚内衣的时候,他们会误以为你佩服他们,他们能将这个有金门的城市说成新世界的巴格达。当然,这只是个观点问题,不必予以反驳。不过,亲爱的兄弟姐妹们(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当一个鲁莽的家伙用手指着地图说:“这个城市里不会有什么浪漫故事的——这儿能有什么事呢?”用这样一句话来向历史、浪漫主义、兰德和麦克纳利挑战时,那他就太草率无知了。
纳什维利——一个城市,港口,是田纳西州首府,位于坎伯兰河畔,它有两条铁路。被认为是南方最重要的教育中心。
晚上八点的时候,我走下了火车。找遍了词典,也无合适的形容词,我只能用配比来形容这里了。
百分之三十的伦敦的雾;百分之十的疟疾;百分之二十的泄漏煤气;百分之二十五的露水,在太阳升起时的砖地上收集得到;百分之十五的蜜制忍冬草。这些混合在一起。
这种混合物可以给你一个纳什维利的毛毛细雨的概念。它没有樟脑丸香,也不像豆汤那么味道浓郁,可已经够了——它随时恭候。
我坐上一辆死刑犯押运车去了旅馆。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控制住自己不像《双城记》里的西德尼·卡顿那样爬到车顶上去受死!拉车的是过了时的畜生,赶车的是刚解放了的黑人。
我又累又困,一到旅馆就赶紧给了赶车人所要的五毛钱(我向你保证,我给了小费)。我知道这里的习惯,我不想听关于老主人或者战前的什么事的唠叨。
旅馆是经过翻新的。也就是说花了两万块添了新的大理石柱、瓷砖、电灯以及摆在休息室里的铜痰盂,以及一张新的列车时刻表,在一张平版的“观山图”上面是一间特大房间。旅馆的管理非常好,服务也充满了南方特有的细致,不过动作却像蜗牛般迟缓、像瑞普·凡·温克尔那么幽默。这里的食物绝对值得远征千里专程来吃。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别的旅馆可以吃上如此的烤鸡肝美味儿。
吃晚饭的时候,我问一个黑人侍者,城里可有什么能玩的。他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回答:“啊,老板,太阳下山以后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可玩的地方了。”
太阳已经下山了,已经沉入毛毛细雨里了。我走进这毛毛细雨之中,想看看究竟有些什么景象。
此城地势起伏,街道均为路灯照亮——为此每年至少要花费三万二千四百七十元。
我离开旅馆就看到了一场种族暴乱。一群自由民迎面向我扑来,有阿拉伯人、祖鲁人,都拿着武器——还好,是马鞭不是来复枪。黑暗之中我还看到一片黑乎乎的马车,听到了令人放心的叫喊:“老板,去哪儿都行,都是五毛钱。”我这才知道我是一个“乘客”,而不是一个受害者。
我走过长长的街道,发现所有的路都是上坡。我有些疑惑,这些街道在什么地方下坡呢?也许永远都不会有下坡吧,除非把它们筑平。在这几条主街上,间或在一些商店里可以见到一些灯光;公共汽车载着可敬的自由民们来往。有一边走一边说话的人走过,有生动的笑声从卖苏打水和冰激凌的小铺里传过来。在那些算不上主街的街道两旁,集中了许多平和安静的屋子。很多窗户透过窗帘都泄出了些许灯光,还有几架钢琴奏出整齐而美妙的演奏声。确实没什么可玩的,我真希望自己是在日落前来到这里的。于是,我便回了我住的旅馆。
一八六四年的十一月,南部联邦的胡德将军进攻纳什维利,包围托马斯将军率领的国防军。在随后的战斗中,南军惨败。
在有嚼烟草习惯的地方,我听说过、目睹过也十分佩服南方人在和平时期的好枪法。我住的旅馆里面,正有一件让人吃惊的事等着我。在宽敞的休息室里,放着十二个崭新的、明光瓦亮、冠冕堂皇的铜痰盂,十分高大,足可称之为缸;口子也非常大,女子垒球队的投手在五步之外也能把球投进去!虽然经历了可怕的战斗,而且战斗依然在进行,敌人却并没有损失多少。它们依然明光瓦亮、冠冕堂皇地摆在在那儿。杰弗逊·布瑞克的影子啊!那瓷砖地——漂亮的瓷砖地啊!我不禁又想到了纳什维利战役,按我愚蠢的习惯,试图得出有关射击技术遗传的结论。
我是在这儿第一次见到少校——这样称呼实在太没有礼貌了——温特沃斯·卡斯维尔少校。我一看见他就知道他是那一类人了,这种人很让人烦。老鼠没有择地而居的习惯。我的老朋友阿·丁尼逊论述任何事情都是一针见血:
先知啊,诅咒那喋喋不休的嘴巴,诅咒这不列颠的坏蛋——老鼠。
让我们随便把“不列颠”这个词置换一下吧。老鼠就是老鼠。
这个人在旅馆的休息室里逡巡着,仿佛是一条忘了把骨头埋在了什么地方的狗。他那一英亩大的脸上,又红又胖,还有一种佛似的睡意矇眬的感觉。他也有一个优点——脸刮得很干净。人身上的动物特征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除非他带着满脸的胡子碴儿到处乱跑。我想,他那天假如没刮胡子的话,我肯定不会搭理他。那么世界上就少了一个谋杀者。
当卡斯维尔少校向痰盂开火的时候,我正站在离痰盂五步之内的地方。我的观察力还是非常够用的,我发现进攻者用的不是来复枪而是老式的多管格林机关枪时,便赶紧向边上一闪。少校抓住这个机会向一个非战斗人员道了歉。他是个唠叨嘴,四分钟之内便和我交上了朋友,拉我到了酒吧。
在这儿我要插一句话,我是个南方人。当然,这并不是由于职业或贸易的原因。我不愿使用窄领带、垂边帽、礼服大衣,我不喜欢嚼烟草,也避而不谈谢尔曼毁掉多少棉花包。当乐队演奏歌颂南方的曲子《狄克西》的时候,我也不喝彩。我坐在皮椅子中,向下滑了滑,坐得低了一些,又要了一杯啤酒,真是希望南方的朗斯吹特曾经——可又有什么用呢?
卡斯维尔少校用拳头砸酒吧一下,响起了萨姆特尔要塞第一声炮的回响。当他开了在阿波马托克斯宣告南方失败的最后一炮之后,我心中有了希望。可他又说起他的家谱来,说亚当只是卡斯维尔家一支旁系的第三代堂侄。然后他又十分令人讨厌地说起了他家的私事。他说他的妻子的祖先是夏娃,还决然否认她在梦乡中可能和谁有亲戚关系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