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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们这样对付记者（第1页）

第三章我们这样对付记者

对汤姆斯·伍德罗·威尔逊来说，1896年的秋天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这个充满**的、野心勃勃的39岁的教授，被选为普林斯顿大学建校150周年大会上演讲。站在庄严肃穆的亚历山大大厅前，威尔逊以“普林斯顿对国家的贡献”为主题进行演讲。他说，从新泽西州立学院发展而来，学校已经发展为“学术研究的最佳地点”。听众热烈的掌声，震动着大厅外的枞树林。名义上作为学者和演讲者的威尔逊，已经开始作为教育者之中甚至是国家的领袖来演讲。

在距普林斯顿东北部仅40英里的泽西市第五大街上，十七岁的约瑟·帕特里克·杜马尔蒂也在这个秋天进行演讲。这也是他的第一次演讲，亦是他人生经历中的一个里程碑。杜马尔蒂沿着游行路线一路放着烟花，与他的兄弟一起庆祝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对他们城市的拜访。然后，作为民主党活跃份子的儿子，他有了能参加布赖恩群众集会活动的荣誉。他承认关于黄金标准的争论而引发的纷乱超出了自己的预想，但还是攻击“东方金融股统治美国政府的企图。”就像威尔逊一样，演讲对于他也是通往白宫的道路上的一个标志。

两位演说者的出身差异颇大。威尔逊是斯汤顿地方长老会牧师的儿子和孙子。他与弟弟和二个姊妹在一起，在南方度过了悠闲的童年和教会学校的生活：在格鲁吉亚州赛凡那河畔的奥古斯塔市，林荫道旁家庭谷仓的阁楼俱乐部会议上，私立学校附近的棒球比赛，都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而杜马尔蒂则出生在他们家杂货店附近的住处，他是爱尔兰裔的美国食品杂货商菲力浦的第五个儿子，在十一个孩子中排名第七。商店位于以四十间酒馆而自豪的贫穷的泽西市中心，这里以经营马蹄铁而闻名。年轻的父母是第二世代的爱尔兰裔美国人，他们比大部分移民区的多数家庭情况要好。菲力浦·杜马尔蒂的食品杂货生意兴隆，拿出一部分用于儿子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

尽管威尔逊和杜马尔蒂有不同之处，但他们都对政治充满热情，这注定了他们最终会走到一起，后又要分道扬镳的政治命运。因为他们都对政治着迷了！

威尔逊写政治评论，为教员的职位玩弄权术，1902年，还身为一个大学生的他，就已成功的成为普林斯顿市的统治者。当他的名字开始为公众所提及之初，他对此表现的很低调，但不久以后，就显示出其实他对此很感兴趣。

而乔·杜马尔蒂却从不掩饰他对政治的热爱。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不管里我的记忆有多么遥远，只要与政治有关，我就会立刻回忆起来。”他的父亲是一个忠诚的民主党员，在党领导的支持下，为进入州立法会进行了两次积极的活动。年轻的杜马尔蒂经常坐在家里的食品杂货商店，聆听灰头发的吉米克·凯尔特叔叔的讲话，他几乎有100次都谈及自己叁加威斯敏斯特的英国国会下议院的会议，以及在爱尔兰听爱尔兰的政治家单尼尔诋毁英国人的统治。他说：“在我有权利投票之前，政治就已与我同在。”这是一场粗暴的战争。一次杜马尔蒂和他的兄弟跟随了一个反对派进人一间马房“那里有一个投票箱……他们想要操纵结果。”于是，他的哥哥菲力浦，一个运动员，便“冲了进去并抓住这伙人的头儿。于是我们全都冲了进去，对他们左右夹击。”之后，将他们送进了警察局。

杜马尔蒂也参加过游行。在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他走在戴着一顶高帽子的父亲所赶的马车旁，州立法者吉米诺顿也在他们旁边。乔·杜马尔蒂一直在想“与立法者在一起斗争，会是一件多么值得骄傲的事啊！”但是他必须从基层做起，于是他就叁加第五大街民主党俱乐部，并最终成为财政秘书。

他曾在圣彼得学校因雄辩术而嬴得过一个金牌，在他从那儿毕业后，便开始在一个新泽西州法律公司中当店员，并受到培训成为一名律师。1902年他获得律师资格认证，与其少时的情人结婚，搬到父母的隔壁，并依靠不动产来发展事业。1907年，杜马尔蒂作为一个新获选的议员，进入州国会议厅。

不久，他就和伍德罗·威尔逊展开了竞争。此时威尔逊已不在隐藏他的政治野心，作为美国参议院议员的提名，在召开民主党干部会议之前，就已允许自己的名字在公众间曝光。因为在当时的参议员由受制于共和党的新泽西州立法机构选举产生，所以提名只是一份虚荣。但是鉴于威尔逊是一个保守的南方人，自由主义民主立法者害怕提名会在入主白宫的竞争中打开先例；在一次民主党干部会议的演讲中，杜马尔蒂攻击威尔逊是一个贵族，他是劳动人民的敌人。因此，人们都希望威尔逊从提名中退出。

但最终，威尔逊还是在1910年获得了州长的提名，并发表演讲宣扬自己的进步主张。而杜马尔蒂则成为他的一个拥护者。威尔逊很快得到了这个未来助手的忠告。威尔逊的竞选活动首先就是在泽西市进行一场演讲，杜马尔蒂也在听众之列。在与民主党人会面时，威尔逊问杜马尔蒂觉得他的演讲怎么样。杜马尔蒂告诉威尔逊说他觉得“非常令人失望”。威尔逊请他说的更具体些：“不要忘了我也是这场竞争的业余爱好者，我需要忠告和指导。”于是，杜马尔蒂就建议威尔逊演讲应该更加详细与生动，而不能简略和笼统，尽力抓住公众的心，那就需要重点阐明你对公共事业和公民的责任，规范立法。不久，杜马尔蒂给威尔逊做了演讲的示范，他认为那种形式非常适合威尔逊。于是，在后来的一次集会中，威尔逊就照着杜马尔蒂说的去做，果然获得了大家的称赞，听众们听完演讲后个个都显得热情洋溢。

杜马尔蒂精彩的演讲会紧紧的抓住听众的心，以致他们甚至都没注意到威尔逊这个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到来。威尔逊邀请杜马尔蒂加入他的竞选活动团队，立法者接受了这个提议，因为他们至今对威尔逊的印象还非常深刻，大家都认为这会是一次公正的任命。

11月威尔逊获得竞选的压倒性胜利，此后，便极力要求杜马尔蒂当他的秘书。秘书工作所获的薪水对一位前程似锦的律师来说是太少了，但是杜马尔蒂还是接受了。在宣布任命的时候，威尔逊声称：政府的秘书必须“对公众的需求与期望了如指掌。”

之后，两人的关系变的愈加亲密，威尔逊时常将他的助手杜马尔蒂称为“我亲爱的男孩”。而杜马尔蒂则把威尔逊叫“头儿”，甚至在威尔逊成为总统之后，依然如故。新总统的妻子亚伦·艾克森·威尔逊也非常喜欢她丈夫的这个秘书，因为她发现杜马尔蒂不仅拥有乐观的爱尔兰人一样的智慧，而且对英国戏剧和人生哲学亦有特别的兴趣。

杜马尔蒂的部分职责便是做些新闻杂务。在威尔逊已获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而且获胜的希望很大的时候，《世界工作杂志》就将作家海勒派到特伦顿，对未来新的执政者做一次采访。威尔逊回忆说与他谈话的几个小时，海勒“谈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关于杜马尔蒂的。”

而在威尔逊1912年在巴尔的摩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为总统获得提名之后，他就更加倚赖杜马尔蒂，作为自己与新闻界联系的中介。这不是件轻松的事。因为威尔逊非常讨厌记者，而且曾经将他们称为：“新闻人——卑鄙的间谍”。还有一次，他抱怨道：“大多数记者的兴趣都集中在私人的、琐碎的事情上，根本就不关心国家的大政方针。”他认为：“报纸总是不认真作为公众生活的舆论向导，让人们生活的更加健康。”并宣称：“我从来都不相信报纸上说的任何事。”

记者觉察出了威尔逊对他们的反感，但所幸的是威尔逊有一个乐于跟记者打交道，并赢得他们友情的秘书。通常在正式新闻写作的规则中，新闻的来源处通常会标明“先生”等字样。但有时记者们对杜马尔蒂却并不那么客套，曾经就有一个记者在会议期间将他称为“乔·杜马尔蒂”。会议结束以后，杜马尔蒂便在新泽西州为威尔逊安排宴会，那里其实是一个记者的住所，之后又向记者们发表了演说。对杜马尔蒂来说，“在这个最亲密、最有趣的私人谈话中，威尔逊好象会向人们打开心扉。”

不久，威尔逊就谴责记者企图查明他的内阁成员名单。他猛敲着桌子，脸涨的通红，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我所做的就是我认为对国家和自己都是最好的，如果记者期望我做其他的事，那我将会受到诅咒。”威尔逊对记者报道有关自己家庭的事，特别是自己的女儿也十分愤怒。他说：“我是公众人物，可以作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可是我的女儿却不是政府的仆人。”

威尔逊对记者之所以这么讨厌，还因为曾经在他竞选的过程中，记者们报道了他的绯闻，这当然对他的竞选非常不利。1907年，威尔逊独自在百慕达度假时，结识了玛丽·哈尔波特·派克，这是一个比他小六岁的寡妇，一直同她的第二任丈夫分居。从那时到1911年，威尔逊一直给她写信，抱怨自己的政治生涯，掠夺了他去“百慕达的自由”，并时时回忆起与她相识的那一幕：“我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见你时，那令人着迷的眼神，啊，这一切都是那么美妙！”署名是“你最亲爱的，最忠实的朋友”，派克夫人写道：“我的一切都是因你而存在。”后来，威尔逊描述他们的关系是“几个月的疯狂经历和一个难以启齿的错误。”杜马尔蒂对威尔逊说他已经了解到记者即将在马里兰曝光他写给她的信。威尔逊坚信：“他们不会公开它的，他们一直认为我是冷酷的，无情的，曝露这些信，将使我更具亲和力、更富有人情味，他们是决不会这么做的。”的确，这些信确实没被公开，直到威尔逊死后很久。这对他的竞选来说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威尔逊击败塔夫脱连任，几乎不成问题。杜马尔蒂是第一个激动的将这个可喜可贺的消息——当选了，告诉威尔逊的人。但威尔逊首先想到的却是杜马尔蒂当总统秘书是不太合适的，总觉得他是小地方出来的，思想难免有点偏狭，而有意让牛顿·贝克担任这一职位。牛顿·贝克在克里夫兰执政时期曾是一个颇具有创新精神的市长，后来成为威尔逊的战时秘书。此外，威尔逊太太还收到了一些攻击杜马尔蒂信奉罗马天主教的信件，信仰问题在当时还是一个很严肃的政治问题，威尔逊太太为此伤透了脑筋。因为对这个和蔼可亲的助手的指责与爱戴是一样多的，因此究竟是否应该让其陪伴丈夫威尔逊去华盛顿在新政府中任职，威尔逊太太对此显得犹豫不决。1月份，威尔逊就和他亲密的顾问、德克萨斯州的荣誉上校爱德华在众议院讨论总统秘书的任命的事情。幸运的是，众议院做出了正确决策：“最终还是会任命杜马尔蒂的。”

在1913年3月4日威尔逊就职的那天，杜马尔蒂告诉将信将疑的记者们，总统秘书的办公室随时会为他们开放，他会担任总统秘书一职。杜马尔蒂说：“你们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在华盛顿我会与你们尽力合作的，这也是我的本职工作。”然后他就劝说威尔逊做一件任何总统都没做过的，但终会有人去做的事——在固定时间召开新闻发布会。新总统表示他将每周一次，甚至两次在工作时间会见记者。

1913年3月15日，第一次会议召开了，约有一百多个记者一起涌进了总统的办公室。一位在场的人员说，威尔逊“有点儿尴尬”，“不象通常那样直率”。当威尔逊答应“此时可以尽情自由讨论所有重大问题”的时候，已经习惯于过去与总统偶尔才能见面的记者们，都显得异常激动，大受鼓舞。但是，据说，当一个记者冒险试问一个问题后，威尔逊的回答显得“非常脆弱、无力、只是礼貌性的答复寥寥数语。”一位记者开玩笑，说他的同事“愤怒的、诅咒着冲出房间。”

威尔逊显然对自己的表现感到不满意。一星期之后，在白宫较大的东厅会见记者时，他说：“今天下午我让杜马尔蒂先生请你们各位来这里，是因为前几天我见你们的时候，刚好是在早晨的疲劳之后，我当时确实感到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继续道，这次他想“在我们之间”进行一次深入的探讨。之后给记者们提供了他的演讲稿，并声明“这份稿件是不能公开的。”

威尔逊与记者们的争论，使许多人感到困惑。“请不要告诉全国，华盛顿政府在想什么，因为这不会改变什么，不会有任何作用，而只要告诉华盛顿政府，全国的所想就行了。”时任《纽约时报》华盛顿当局的领导的里查德·奥拉汉写到：“从理论上来说是精辟的思想，但我们却不能将它应用于实践……因为至少像我们所看到的，将职责抛开，我们的作用就是通告全国，华盛顿正在做的。”奥拉汉推论道：“新任总统已经带着自己特别的偏见与构想来到了华盛顿上任。”

奥拉汉所认为的记者应做的事，记者并没有做，可威尔逊很快就说他忠实的秘书杜马尔蒂这样做了。在华盛顿，当杜马尔蒂偶然缺席会议的时候，总统讲道:“我很高兴他有事不在，因为尽管他很乐意接受建议，可华盛顿不是一个研究全国的想法的地方。”

不久，记者招待会就搬回了白宫，因为在距总统办公桌十尺的地方，有四、五十个为记者准备的成新月形排列的座位。威尔逊神情自如的站在那里，以低沉但清晰的声音回答提问。对奥拉汉来说，他“给人留下了与我们斗智的印象，因为有时他有意混淆视听。”有的记者明显想将这种会议变成独家采访，《芝加哥论坛报》的约翰·卡兰·劳夫伦曾写道：威尔逊“答应会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我，也知道我将提问他关于金融和现行立法的提议。”在威尔逊的同意下，劳夫伦将“采访”过程向杜马尔蒂做了汇报，但从没被公开过。

1913年7月，《纽约太阳报》刊登了一些威尔逊关于墨西哥的评论后，他就强迫停止召开新闻发布会，因为他原本想对此保密。因此，此报的E。A。佛沃勒就给杜马尔蒂致了一封道歉信，之后，记者们就建议达成一项协议：“在没有总统或官方代表同意的情况下，不能直接或间接引述总统的言论。”

威尔逊接受了这个协议，并提出了其他的原则，会议总算得以继续召开。但摩擦并没有就此消除。1914年1月24日，在回答有关美国与墨西哥的关系问题时，威尔逊对记者演讲说:“政府的外交政策是一个不宜在公众间深入讨论的话题，如果阁下允许我这样说，……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报纸不应使自己的国家陷入尴尬的境地，因为在像移民这样的敏感问题上只能政府只能谨慎行事。”

1915年7月，德国的一艘潜艇击沉英国客轮“鲁西坦尼亚号”，造成了美国严重的人员伤亡，这次事件将美国拉向战争的边缘，此后的两个月，总统就卤莽宣布的停止召开新闻发布会。他说是因为外交事务愈来愈多的压力造成的，可一个记者指责他“这是为尽快抛弃记者而寻找的借口。”

在威尔逊的第一个任期最后的日子里，杜马尔蒂时常催促总统重新召开记者招待会，但总统仍一意孤行。1916年，在威尔逊再次当选成功之后，秘书杜马尔蒂就在自己的一份备忘录里写到：“在召开国会之后，就着手让总统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并于12月6日提出这个建议，威尔逊最终表示同意。而更加奇怪的是，总统计划每周召开两次会议，可记者们告诉杜马尔蒂一星期一次就足够了。会议定在每星期一的12:30，但实际上只举行过一次。奥拉汉说：“为什么从来没有人通知我们开会”，自此之后，新闻发布会就名存实亡了。

在1917年1月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一直对总统所宣扬的执政政策心存疑惑的作家问道：报道类似“总统告诉记者的”或“总统的观点是某某”这种新闻，是不是真的很合适呢？威尔逊答道：“这是在为你们在编故事时提供指导”，这真的很令人气愤，没有人对此表示接受，但都明白了——质问是毫无作用的。

这非常明显，《巴尔的摩太阳报》的佛烈德·艾萨瑞写道：“威尔逊先生与新闻界并没有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威尔逊对记者的态度，使杜马尔蒂与记者的亲密关系蒙上阴影，增加了他的压力。他不得不每天早上10点就向30多位记者发布简报，他说：“在我到白宫之前，我看过有关华盛顿的记者的资料，并对他们的采访感到心惊胆战。但在我来白宫后的日子里，我发现其实他们非常友好。”并说：“发布简报的时侯，是忙碌的一天中最令人愉快的一刻。”

在麦金莱总统执政期间，科特柳和波特就得每天会见记者，而杜马尔蒂更准备与记者们建立良好而亲密的关系。虽然在会议期间地址牌位得写“秘书先生”，但私底下记者们都亲切的称他“乔”，而他也只称呼记者的第一个名字。仪式会变化，可后来被称为白宫新闻简报的一般样式，却在此时就已确立。

杜马尔蒂与新闻界的交往，并没有随着日常新闻发布会的结束而停止。1917年美国参加一战后，就像以前的林肯和葛布莱特一样，威尔逊和杜马尔蒂都发现，流言就像滔滔江水一样连绵不决。于是，杜马尔蒂只好每天抱着电话睡觉，时刻准备接听报馆的电话，询问一些未经政府核实的消息。“就都是为了断绝谣言的流传。”

另一方面，杜马尔蒂采取行动，对机密信息的发布制定了限制时间的原则。一个国务院的新闻报道评论道：“报纸在下午出版，而不是中午”，这样做会引起混乱。于是，杜马尔蒂决定以后制定的新闻封锁令，将规定出精确的发布时刻。

战争就像在世界的任何角落一样，从威尔逊执政初期就是白宫新闻的主要内容。1914年4月的一天凌晨2：30，杜马尔蒂穿着睡衣坐在电话机旁，与威尔逊、国务卿布赖恩及海军参谋长丹尼尔讨论发生在墨西哥的一个新危机。美国炮舰海豚号的在靠岸补给时，船员与墨西哥官员发生了一场的争执。墨西哥方面的官员已经道歉，但是海军骑兵营的指挥官，舰队司令亨利·T·梅奥，显得有些得理不饶人。他要求墨西哥方面向美国国旗行礼，鸣枪二十一响。威尔逊表示支持军方的要求，并以337对37的选票获得众议院的支持。

当双方正在为细节讨价还价时，一艘德国战舰已到达事发地，向威尔逊反对的墨西哥独裁者敞开胸怀，提供帮助。最后，威尔逊命令梅奥占领港口。这个决定是极不明智的，因为它不仅将导致十九个美国人丧命，而且还将损害威尔逊在公众中的形象。于是，当杜马尔蒂当天早晨到达办公室，向记者透漏有关总统的命令之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有人撞车了。”

因此，在1916年9月，企图第二次当选的威尔逊，就在与前叁议院议员兼最高法院法官的查尔斯·埃文·修斯的竞争中，遇到了麻烦。威尔逊在新泽西州一所租赁的豪宅中，会见记者并向他们“吐露心声”。当记者问到他与修斯的竞选时，他笑道：“如果将足够的绳索给一位绅士的话，他也会上吊的……，他的演讲只不过是纸老虎，没有任何意义。”杜马尔蒂说记者离开时都“怀着坚定的信念，认为民主党候选人只不过是在耍修斯，最终会给他以致命的打击。

但事情远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在选举当天的晚上9:30，杜马尔蒂听见办公室外面充满了一阵喧嚣。这是由一条消息——修斯已经当选而引起的，《纽约世界报》的一个作者带来的一份公告上如是说，于是就在记者们中间传开了。杜马尔蒂站在办公桌后面定了定神，并立刻草拟演讲稿，声称：“威尔逊肯定会获胜。因为西部地区仍未传出可靠的消息，我们会在西部胜出以弥补在东部地区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