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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吉姆的使命（第1页）

第七章吉姆的使命

詹姆斯·海格蒂在打了一上午的高尔夫球和吃了一顿很长时间的午餐以后，正在他的那张长沙发椅上打盹。突然白宫专线的电话响了起来，而且响个不停，于是海格蒂便意识到有紧急的事情发生。

海格蒂在1955年12月24日下午4点30分接到的这个电话标志着他成为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最受欢迎但也是最具争议的新闻秘书的开始。

在丹佛的劳利空军基地，副新闻秘书穆雷·辛德在艾森豪威尔渡假时的工作室里向海格蒂汇报说总统的心脏病发作了。

然而，海格蒂并没有把总统的病情公诸于众，甚至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他都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这个事实与他为人公正的形象大相径庭。他的这种做法使后来的几任新闻秘书，也包括他自己都陷入一种困境之中。

在接到辛德电话的12个小时以内，在把这个紧急的状况告知副总统尼克松及其他人以后，海格蒂便乘坐军用飞机飞往丹佛。在三个星期的时间里，他每天平均举行三到四次新闻发布会向记者们通报总统的身体状况。他还劝说医生们自己召开新闻发布会。他甚至还建议在总统的第一次肠道手术上做文章。

海格蒂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把他从一个记者变成了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的新闻秘书，然后又成为1952年艾森豪威尔竞选委员会的一员，最后进入了白宫。

艾森豪威尔的职业生涯大都是在军队里度过的，所以他最注重的就是效率，而海格蒂恰好就拥有这种品质。他不需要——也许根本就不想要——罗斯那种博学多识的人。

在艾森豪威尔离任几个月以后，一名新闻专业的学生想要写一篇关于海格蒂在担任新闻秘书期间的表现的论文，20名华盛顿通讯员同意回答他的问题。他们在评价海格蒂时出现次数最多的两个词就是“肤浅的”但却“十分有技巧”。

海格蒂对报纸发行的最后期限问题把握得很准，并且精通于新闻事务。他知道应该在什么时间召开新闻发布会，并且能正好与东部沿海地区的报纸发行时间相吻合。一名记者说，他甚至知道加尔各答报纸发行的最后期限。

从个人的专业素质方面来讲，一些新闻人认为他在这方面的知识很贫乏。一名通讯员说：“我认为海格蒂从来就没有认真研读过国家的各项政策，尤其是在国际事务方面，就更显出他的无知。”

罗斯死后，新闻办公室里就发生了变化。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杜鲁门选择了《巴尔的摩太阳报》的那位与罗斯不和的，脾气暴躁的乔瑟夫·绍特继任新闻秘书的职务。多数人认为杜鲁门选择绍特，是因为他更有效率。在他上任以后，便任命了两名新闻助理。一位是罗杰·杜比，他曾在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工作过，负责处理外交新闻。另一位是在国内财政局负责处理国内新闻事务的新闻官员艾尔温·派里米特。因为绍特的这种做法，罗斯生前唯一的新闻助理伊本·艾尔斯愤怒地离开了新闻办公室，但是他仍然做为一名特殊助理在白宫里供职，为杜鲁门处理一些琐碎事务。艾尔斯认为绍特是白宫里最令人厌恶的记者，并且拒绝让他参加波茨坦会议。

杜本从国务院引进了一套新的筹备记者招待会的计划，就是提前2到3天把所有的有关资料都记录在一个本子上，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是在招待会开始之前的几个小时里演练一下了事。派里米特在总统出行的有关事宜上提出了一套十分有效的办事方案，记者们以前总是在这件事上抱怨颇多。原来在记者招待会上使用速记人员做记录的形式也被磁带所取代。

所有这些举措所带来的效率似乎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因为记者们抱怨说他们的消息来源被切断了。国际新闻社的通讯员罗伯特·尼克松说：“他们几乎切断了我们与白宫所有工作人员的接触，甚至都无法从他们那里得知时间或是天气状况。

1952年9月，在距艾森豪威尔参加竞选不到两个月以前，绍特也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杜鲁门悲伤地说：“我觉得是我害死了他们。”杜比和派里米特便担负起了召开新闻发布会的责任。当派里米特也因为心脏病而离开时，杜比就成了总统的新闻秘书。海格蒂在就职以前与杜比会面以了解一些新闻办公室的情况。

海格蒂的工作性质与政治有很大的关系。他还依稀地记得在萨加莫尔山见到西奥多·罗斯福的情景，当时他的父亲，《纽约时报》的政治专栏作家JAMESA。海格蒂在采访这位前总统时，带了他的家人一同前往。

后来，年轻的海格蒂加入了《时代》杂志，在1942年成为杜威的新闻事务执行助理以前，他在纽约城以及奥尔巴尼一共报道了八年的政治新闻。他在1944年杜威对罗斯福的竞选中负责新闻事务，然后又在1948年针对杜鲁门的竞选中担任同样的职责，他一直希望杜威可以打败杜鲁门，这样他就可以当上白宫的新闻秘书了。然而，他并没有得偿所愿，杜鲁门的胜利又让他回到了奥尔巴尼。

但是他的这个愿望在杜威把他介绍给艾森豪威尔以后，又再度复燃了。艾森豪威尔虽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但是却有极强的政治背景。自从那次在纽约的沃尔道夫-阿斯特里亚酒店里会面以后，他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频频接触。艾森豪威尔亲切的称他为“吉姆”，而他则称艾森豪威尔为“将军”。

海格蒂凭着他丰富的处世经验与艾森豪威尔相处地很好。曾经有这样一个被人们反复提到的小故事。在1952年竞选活动的初期，这位脾气暴躁的将军对他的那位新上任的新闻助理大发雷霆。当这位总统候选人愤怒到极点时，他注意到海格蒂只是平静地站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艾森豪威尔便问到：“你不害怕，是吗？”海格蒂回答说：“是的，先生。”

当竞选伙伴里查德·尼克松陷入秘密基金丑闻时，海格蒂对尼克松的心腹说：“看吧，让迪克把整件事情都报道出来吧，这正是将军想要的。”尼克松在接下来的电视演说中试图劝说艾森豪威尔不要把他从候选人的名单上除名。

当艾森豪威尔在竞选中获胜以后，海格蒂便陪同他一起来到了这个他从未工作过的城市，华盛顿。

在听完杜鲁门的新闻秘书杜比的简单介绍以后，海格蒂决定不改变办公室里的任何陈设。他还和杜比谈及关于艾森豪威尔要把记者们从白宫的新闻发布厅搬到其他办公楼里的传闻。当一名白宫助理来到白宫西翼时，看到前厅的桌子上乱七八糟地堆了一些衣服和帽子时，他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这些人需要这么大的地方。将军正打算为他的工作人员增加一些办公空间呢！”此外，他还说艾森豪威尔不喜欢他的访问者们在办公室的门口向他提出问题。海格蒂认为新闻工作人员的迁移会造成更多不值当的麻烦。

在艾森豪威尔就职第二天的第一次记者见面会上，海格蒂说：“我是来帮助你们获取新闻的，我也是来为一个人服务的，那就是我们的总统先生。”他还说他会任命穆雷·辛德为他的新闻助理。保守派记者大卫·劳伦斯建议他应该恢复使用书面提问的方式，但是他拒绝了。他在打破了关于艾森豪威尔将放弃举行常规的记者招待会的传言以后，宣布说总统可能会每周至少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

但是直到一个多月以后，也就是2月23日，艾森豪威尔才召开第一次记者招待会。自那以后，他通常都是隔上一到三周的时间才召开一次。到了夏季以后，甚至隔上两个月才召开一次。1954年1月，他抱怨说：“在立法会议期间召开记者招待会简直就是一件愚蠢至极的事情。”但是后来他还是同意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因为海格蒂对他说他已经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召开记者招待会了。

海格蒂为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准备了两页长的时间表以及一个会议进程大纲。他还规定每位记者在提问前需要先举手示意并且自报家门。在没有总统或是新闻秘书的同意下记者们是不允许直接引用会议上的任何内容的。海格蒂建议艾森豪威尔在致完欢迎词以后向通讯员们宣布将撤消杜鲁门时期的那个不受欢迎的安全命令。他说：“许多部门和机关都利用这个命令来隐瞒法律方面的新闻。”艾森豪威尔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而是以谈论公司的价格作为会议的开场白。后来，政府还是撤消了那个安全命令，取而代之的安全防范措施是在各个政府机关的机密文件上做些标志以示区别。

记者招待会通常是在与白宫隔着行政大街的旧国务院大厦里举行的，这个19世纪时期的建筑物后来被人们称为行政大厦，再后来，当一个新的行政大厦建成以后，它又被称为旧行政大厦。召开记者招待会的具体地点就是第四层的印第安条约厅，这是一个天花板很高的房间，它的名字源于与美国土著部落签定的那些重要的条约。

尽管这是一个装饰极其华丽的房间，海格蒂还是把它称为“一个可怕的地方，但是……却又是唯一可以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地方。”“其他人”也同意他的看法。前美联社记者，杜鲁门第二任新闻秘书的妻子贝斯·绍特对于杜鲁门在1950年8月27日把记者招待会迁移到这个“沉默而古老的房间”的做法感到不满。她同许多记者一样，十分怀念在总统办公室里举行拥挤的记者招待会的那种亲切感，正如国际新闻社的尼克松回忆的那样：“记者们都站在总统的办公桌前面，他们可以清楚的看见总统的每一个表情和动作。”《新奥尔良时代花絮报》的保罗·伍顿说：“旧国务院大厦里没有空调设备，所以当311名记者一下子涌入时，这个房间就像是一个装着满满的沙丁鱼的罐头。”记者们往往要在上午8点钟就来此排队，而记者招待会召开的时间是上午10点30分。

但是事情也有好的一面。至少这个房间比总统办公室要大得多，而且还有座位，尽管是木制的。虽然没有空调设备，但是距地面有两层楼高的天花板让人们觉得并不是那么闷热，即使是在华盛顿酷热的夏天。艾森豪威尔经常站在一个巨大的桃木桌子后面，上面放着记事簿，笔筒，还有两个麦克风。他还经常自己带进来一张纸，并且把它放在桌子上。有一次，一名记者发现在这张纸上列了五个标题：“红十字……意大利人……农业法案……上克罗拉多……个人的。一旦总统有公开的声明发表的话，海格蒂就注意到通讯社记者的电话旁边都放着声明的油印复件，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记者招待会结束以后，马上向所属的通讯社口述最新的新闻。

记者招待会通常是在每周三举行。海格蒂则在星期一时就把他认为记者们会问到的问题列了一个表，并且分发到各个政府部门。在星期二中午以前，各部门需要把他们对问题的答复交到新闻办公室。星期三上午9点，海格蒂和其他一些白宫助理们就会浏览这些汇总的资料。助理们或许还会提出一些刚刚出现的问题，海格蒂就会把这些问题也加入到列表中。在记者招待会开始一个小时以前，海格蒂会与他的副手，以及一些高级白宫官员，有时还会有一两个内阁成员一起再浏览一遍列表上的问题，此外，艾森豪威尔也会参加进来。

艾森豪威尔的秘书安·怀特曼因为在一次这样的会议上迟到而偶然听到海格蒂惊叹道：“一个人怎么可能记住关于裁军，农业等问题的所有细节。”在这次招待会上，出现了一个关于公民权利声明的争论，艾森豪威尔说：“你们不要徒劳地试图让我说出一些我根本就不相信的事情——下一个问题。”

在召开记者招待会时，海格蒂一直站在总统的旁边，随时帮助他解决问题。在1958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艾森豪威尔回答一名记者说，他已经敦促苏联总理尼克莱·布尔加宁把他写给他的信公开。海格蒂在听到他的回答以后立即在他的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艾森豪威尔便立即更正道：“对不起，显然我弄错了一些事情。”后来艾森豪威尔问海格蒂：“难道那封信里没有提到那件事情吗？”他回答说：“不，先生。”

海格蒂为总统的记者招待会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引进了电视。

在艾森豪威尔就职一个月以前，他在给参谋长舍曼·亚当斯的一份报告中说道：“广播电视公司会在今年付出更多的努力以获得对新闻发布会的转播权，但是他们还是会遭到拒绝的。”然而，在就职典礼的第二天，他又改变了主意，他告诉记者说：“我非常愿意和电视广播公司合作，并且希望总统能够通过你们的帮助同全国人民对话——在电视上。”他还说这样的新闻发布会会每月举行一次，并且在中间穿插一些没有电视转播的新闻发布会。当转播新闻发布会时，会上的所有内容是可以被直接引用的。

在纽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主席弗兰克·斯丹顿就此事发布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新闻稿，对白宫的这个决定表示欢迎，并且称它为“新闻报道事业的一大进步。”两天以后，海格蒂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国家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以及相互广播公司的的代表开始商讨有关在新闻发布会上引进广播，电视转播的计划。相互公司驻华盛代表霍利斯被任命为这项计划的执行主席，他还建议新闻发布会应该在白宫二楼的书房里举行，让记者们坐在舒服的椅子上提出问题，并且尽量营造出一种轻松的家庭似的气氛。

然而，印刷媒体方面的代表却没有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奈特报系的华盛顿总主编保罗·里克认为：“总统想要利用电视的最好的途径就是像罗斯福那样做围炉夜话，而不是转播新闻发布会。”《新贝德福德时报》，《马塞诸塞时报》，《标准时报》尽管都在建立自己的电视台，但是他们还是发表评论说：“艾森豪威尔作为候选人在堪萨斯的阿比林转播新闻发布会时就已经暴露了一个问题，即如果转播新闻发布会的话，新闻的严肃性就会降低，而更加使其趋向于娱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