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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卡特的得意助手

1977年1月，当卡特成为总统的时候，乔迪·鲍威尔已经为他担任了6年的新闻秘书。

自从这个职位在白宫出现以来，还没有哪个新闻秘书可以与总统保持如此长久和亲密的关系。除非追溯到伍德罗·威尔逊时期的乔·杜马尔蒂。杜马尔蒂是威尔逊担任新泽西州州长的时的私人秘书。

与杜马尔蒂一样，鲍威尔在卡特担任佐治亚州州长时就已经是他的新闻秘书了。但是与杜马尔蒂不同的是，在卡特任总统期间，鲍威尔一直是他最信赖的顾问。

卡特曾经说：“鲍威尔也许是除我妻子之外最了解我的人。”

他是卡特在解决伊朗人质危机中的关键决策者之一。他是力劝卡特向以色列政府施压的官员之一。他与卡特的经济顾问在税收政策上争论不休。并与副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以及国防部长一起讨论外交政策。

国务院发言人托马斯·莱斯顿说：“新闻媒体深知乔迪在政治事务方面是把好手。”

鲍威尔于1943年生于乔治亚州的维也纳，东距卡特的故乡36英里。他就读于亚特兰大的艾莫利大学。1966年他拿到了政治学学位并且继续攻读硕士学位。而卡特在那时则刚刚以州议员的身份步入政坛，并且已经经历了一次不成功的州长竞选。当卡特在1970年准备再次参加竞选时，鲍威尔来到了他的家，告诉罗丝琳·卡特说他正在写一篇有关竞选的论文，并且希望可以参与其中，于是她就把他带到了学生志愿小组。

几个月以后，由于厌倦了每天的劳碌奔波，卡特想到了鲍威尔。他记得鲍威尔比其他的学生年龄都要大而且对政治也更为熟悉，所以卡特把他带了出来。但是那时他需要的是一个司机，而不是顾问。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竞选新闻秘书比尔·波比，他精通于佐治亚州的政治问题。但是不久以后，当遇到一些不太重要的问题时，卡特就开始让这位司机做他的代言人了。

鲍威尔发现他被新闻记者以及他们的世界所吸引。当舆论公认卡特为下一届的州长时，鲍威尔开始私下里希望在新政府中得到一个与新闻媒体有关的职位。由于坡皮不想再继续担任新闻秘书之职，卡特只得在竞选结果出来的那个晚上任命鲍威尔接替这个职务。鲍威尔欣喜若狂。

1975年，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卡特开始与福特一起竞选总统。他们乘着租来的汽车和单发动机式飞机在全国范围内做巡回演讲。他们睡在沙发上，或是支持者家中多余的房间里。他们一直这样并肩战斗了好几个月。卡特说：“我们经常在一起做长时间的谈话，有时是激烈的争论，并且一起做最后的决定。”鲍威尔还帮助卡特修改演讲稿，帮助他整理问题的答案。当卡特初战告捷之后，竞选小组成立了，但是鲍威尔仍然是卡特最亲密的伙伴。新闻记者们也开始知道了这个为卡特发言的人。

在竞选结果出来的那天晚上，鲍威尔与竞选委员会主任汉密尔顿·乔丹和卡特一家在亚特兰大的一家宾馆里焦急地等待着最后的结果。屋子里弥漫着香烟和可乐的味道。凌晨三点，结果终于出来了，卡特成为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第一个击败在任总统的候选人。

几天以后，白宫的新闻秘书人选问题被提上了日程。33岁的鲍威尔问卡特说，他是否需要一位年龄更大一些，更有经验的新闻秘书，为了安抚鲍威尔，卡特说他已经深思熟虑过了，他需要鲍威尔，因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在政府过渡时期，鲍威尔以白宫新闻秘书的身份与他的几位前任见了面，但是发现他们所给的建议非常有限。“与皮埃尔·塞林格谈话时，你会感觉他是那样的滔滔不绝，但是却没有一句话是对我有帮助的。”

与鲍威尔有两名助手。一名是《亚特兰大章程》（Atlantastitution）的撰稿人里克斯·格兰诺姆，他在主编拒绝出资赞助他的疯狂计划以后加入了卡特的竞选委员会。另一位是曾在佛罗里达州的《圣匹兹堡时报》工作过的沃尔特·沃凡特，他在卡特赢得提名之后加入竞选委员会。后来他们又招募到前美联社记者吉米·帕克斯，他在竞选过程中曾任佛罗里达州的新闻秘书。在等了一个半小时以后，他才见到鲍威尔。

对鲍威尔来说，迟到90分钟是家常便饭。卡特说：“他总是迟到，忘记约会，延迟决定，或是忘记执行我的命令，对此我感到很生气。”从来没有一个人说过鲍威尔的工作是有效率的。记者们已经习惯了他的这个毛病。即使是他团队中的成员们也对他颇有微词。

在卡特进行竞选活动的途中，记者们就已经知道谁是未来的新闻秘书了。新年前夕，他们给正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打电话致意，这位前总统很快地就回电致谢。他们也给卡特打了电话。但是没有回电。一位记者说：“跟随过他的人都知道他不喜欢记者。”理查德·斯特劳特则说：“也许他并不在乎记者是否喜欢他。”

卡特曾经许诺要成立一个公开的新政府，包括对内阁会议的公开。记者们对此举深表怀疑，在就职以后的三周时间里，他指示鲍威尔说：“除非有我的批准，否则不允许任何新闻媒体参与内阁会议。”记者们只是暂时被允许列席会议，但是新闻发布会提供的消息远远少于他们想要得到的。

但是这位新总统的另一个承诺却得到了兑现，那就是每隔两星期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或是一年不少于20次。新闻媒体顾问赫伯·克雷恩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举动，因为总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应付招待会上记者们提出的问题。鲍威尔也认为这个承诺有些愚蠢。然而，卡特在他就职后的第一年里一共在华盛顿召开了22次正式的记者招待会，而且都被转播了。他还经常会见外州的新闻工作人员。为了履行他当初许下的诺言，他把招待会的场所改在了旧行政大楼第四层的那个“宽敞方便的”礼堂里举行。

1977年2月8日下午2点30分，卡特举办了他上任以来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他说：“我非常期待与新闻媒体面对面的对话。我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声明要发表，我只是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地回答你们的问题。”虽然真的没有什么惊人的消息发布，但这次发布会进行得还算顺利。在发布会上，卡特承认他的新政府在与国会交涉的过程中犯了一些错误，他还说他会谴责苏联的个人自由问题，并且不会影响到军备控制协议。在第二天的《纽约时报》上，詹姆斯·莱斯顿写道：“卡特在招待会上表现得既开放又诚实，既谦虚又自信。”

同时，记者们还注意到鲍威尔把撰稿人，摄影师，研究人员也纳入他的管辖范围之内，而在前几届政府时，这些人员都不隶属于新闻办公室。当记者们得知鲍威尔将减少每日新闻发布会的次数时，他们感到十分沮丧。鲍威尔的理由是他们总是把时间浪费在繁琐的事情上。

鲍威尔把发布会的时间安排在每天的上午11点30分或是下午的1点30分，尽管如此，他还像往常一样经常迟到。鲍威尔拒绝了新闻秘书的额外补贴。尽管白宫给他配了一辆车和司机，但是他还是喜欢自己开车上下班。他很少系衬衫上的扣子，喜欢卷起袖子，经常无精打采地站在演说台上发布新闻，但是却能以此取悦记者，有时还会说出一些相当精辟的言辞。他办公室的门总是敞开着的。美国广播公司的安·坎普顿说：“苦日子已经过去了。”但是鲍威尔却说：“我清楚地意识到我还没有真正地接受过考验。”

然而没过多久，考验就来了。1977年9月，参议院政府事务委员会开始调查预算部主任波特·兰斯过去的商业行为。兰斯是总统在佐治亚州的旧友。一些十分尖锐的问题是来自于伊利诺斯州的参议员查尔斯·伯希，他是委员会中资力较老的共和党人。在兰斯受审的两天前，鲍威尔打电话给《芝加哥太阳时报》驻华盛顿地区主编洛依·米勒，让他散布一个传言，内容是这位议员因搭乘某公司的飞机，而无力偿还改选活动中的支出。

鲍威尔说，他希望米勒把这个传闻当成背景信息，而且不要透漏他的名字。米勒则认为鲍威尔没有权利这么做。他还以鲍威尔的“明显的游击战术”为主题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还指出这家公司根本就没有飞机，而且伯希已经偿还了欠款，还有支票为证。

在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鲍威尔向伯希道歉，并且说他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愚蠢的，和错误的”。他还说总统已经同意了那个决议。鲍威尔后来说；“这次事件，这次最终导致兰斯辞职的调查标志着我们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开始有了摩擦。”

1978年年初，鲍威尔对记者们说他感觉新闻发布室里的气氛突然变得很紧张。反过来，记者们对鲍威尔也越来越不满了。最后，鲍威尔居然把新闻办公室旁边的休息室形容为“自由世界与野蛮世界的最后一道防线”。他对卡特说：“我们不可能与新闻媒体保持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卡特上任一年以后，37名各界记者中有89%认为鲍威尔对总统的工作十分出色，而只有29%的人认为他对新闻媒体做出了同样出色的工作。

鲍威尔管辖之下的新闻联络办公室在尼克松时期就已经成立了，当时是赫伯·克雷恩的通信办公室。它的主要工作就是处理外州的新闻事务。佛罗里达州的记者沃凡尔在收到白宫的演说稿时感到十分震惊。他还记得《圣匹兹堡时报》的编辑们被邀请到总统会议室对福特总统做独家采访。可是后来他们的报道被人指责为“没有任何新闻价值，只有一张彩色照片和标题，以及一些有关总统心情的文字”。沃凡尔意识到当动机明显的时候，再强大的新闻机构也会屈服于此。在进入白宫以后，这个教训仍然使他铭记于心。

总统还为黑人和西班牙裔记者举行招待会。这些招待会是由农业部，商业部，城市规划部，以及行政事务改革部的官员们安排的。很快地，卡特就不堪重负了。在他上任的一个月后，他对鲍威尔说：“你是否计算过我一天接受20次采访的总共时间是多少，那已经大大的超出了我所能忍受的范围。”

吉姆·帕克斯是新闻媒体联络办公室的首席撰稿人，他的工作是为评论员和专栏作家提供行政政策上的背景信息，以及为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准备简短的新闻出版物。他说：“我们会尽量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这些做法并非只是单纯的宣传机器，而是为了更好地解释我们的行为。”前底特律记者，现在的办公室主任帕特·巴雷奥说：“这行最根本的哲学就是，如果我们能做好新闻工作……如果我们能迅速地，真诚地，公正地回答记者们的问题，我们就可以给总统塑造一个良好的形象，那么他当然就有可能再次当选为总统。”

然而，那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