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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新闻办公室里的学者（第1页）

第六章新闻办公室里的学者

查尔斯·G·罗斯曾经说：“我对所有历届总统的建议是不要让一个新闻人来担任新闻秘书，而应该选择一位政治家。”

罗斯福是在1931年写下这些话的，当时他还是《圣路易邮报》驻华盛顿地区的总编辑，当时是威尔逊执政的末期。1945年4月18日，他收到了他的老同学，现在突然成为美国总统的哈里·杜鲁门的邀请，杜鲁门希望罗斯能担任他的新闻秘书。

罗斯将因此而食言。

杜鲁门原本应该找个更像厄尔利那样的新闻秘书。

与厄尔利一样，罗斯也是随同哈定总统一起参加那次决定性的西海岸之行的新闻记者团的成员之一。但是当厄尔利从防火梯爬到宾馆的地下室里在第一时间向美联社发布哈定的死讯时，罗斯正在总统楼下的房间里睡觉。而在那天的早些时候，他还根据哈定的医生提供的情况发表了一篇十分乐观的报道。

当他得知了哈定的死讯以后，便使出了他最拿手的本领，写了一篇评价哈定的文章。在回顾了哈定在职时的成就以及丑闻之后，他在文章中写道：“他是‘主街’文化的信徒，并且因此而感到自豪，因为他认为主街文化可以使美国变得更加伟大。

一名华盛顿记者说：“厄尔利注重的是文章的精彩程度，罗斯则强调文章的深度。”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发表了许多很有思想，很有见地的文章，他还在1931年以一篇18，000字的文章获得了普利策奖，这篇文章是分析当时的经济危机问题的。他的文章经常被放到社论版的显著位置，还被同行们称为这个行业的“闪亮之星。”他很少与白宫的记者们纠缠，而且不明白厄尔利提前6分钟发出的报道为什么会那么重要。然而，他的消息很灵通，而且很少有记者对他表示不满。

罗斯还拥有作为新闻秘书的另一个优势，那就是他与杜鲁门的关系十分密切。

在密苏里上高中时，杜鲁门就把罗斯视为英雄一样的人物。这两个人都很喜欢读书，他们还一同发现罗马皇帝在莱茵河上修建的一座桥上刻有恺撒的解说词。他们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制作了这座桥的模型。他们还一起合作翻译过西塞罗的一篇拉丁文的演说稿。尽管他们最终并未完成这篇演说稿的翻译，但是却让他们铭记了一句话，那就是：“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

查理的父亲，J。B。罗斯是一名采矿工程师，由于在自由城没有采矿的工作，他就暂时担任副镇长。于是，罗斯一家便在镇长的寓所里住了一阵子。为罗斯写传记的记者罗纳尔德·法拉说：“罗斯的妈妈是一名钢琴老师，她把自己做事一丝不苟的风格完全地遗传给了她的儿子。”

与杜鲁门不同的是，罗斯在自由城高中毕业以后又去上了大学，他还获得了密苏里大学的奖学金。但是奖学金只能帮他支付学费。为了支付食宿费用，他成为《哥伦比亚先驱报》的一名校园通讯员。在大学期间，他被同学们称为“校园诗人”。毕业以后，他就成为《哥伦比亚先驱报》的全职通讯员。但是没过多久，他又在更加著名的《快邮报》工作。在那里城市编辑包瓦德教给了他终身难忘的一课。当这个年轻的通讯员交给包瓦德一篇关于一个油漆匠从烟窗上掉下来的报道时，包瓦德问他：“烟窗有多高？”罗斯回答说：“很高。”因为他不知道烟窗到底有多高。于是包瓦德让他重新回到事故现场进行勘察。在坐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有轨电车以及徒步走了很长一段路以后，他才来到事故现场。当他再次回来时，他得到了烟穿的具体高度，并且精确到了尺寸的地步。

1907年，罗斯离开独立城，在圣路易的《共和报》作誊写员，不久后又成为誊写部的主管。一年以后，他回到了他的母校密苏里大学，并且在新成立的新闻学院里担任教员。后来他晋升为副教授，还写了一本教科书《新闻写作》，这本书的内容反映了罗斯没有忘记包瓦德的教诲。他在书中写道：“如果你的文章真的很感人，那么你就没有必要告诉读者这一点，你应该让他们自己在那些平实的叙述中找到这种感觉；如果你想描述一个女孩子很漂亮，与其不停地只是说她如何的漂亮，还不如告诉读者她的头发和眼睛是什么颜色。一定要力求独特。”罗斯在新闻学院一干就是10年。间，他还利用在澳大利亚休假的一年时间担任《墨尔本先驱报》的副主编。后来，他厌倦了教书的生活。一天，他因一名女生在他的课堂上吃糖而十分恼火，然后他就来到了西部联盟办公室，接受了《快邮报》的长期邀请。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那个在课堂上吃糖的女生是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学生之一。她后来成为时尚杂志的作者，而且还是小说家海明威的第二任妻子。

《快邮报》在华盛顿设立分部，并且让罗斯担任总编辑。开始时，分部就只有他一个工作人员，写的都是一些关于总部的新闻，但是后来分部的规模不断地扩大。1919年2月24日对罗斯来说是个“大日子”，因为当威尔逊总统从巴黎和会归来抵达波士顿时，是他报道了这件事情，并且乘坐了总统专列回到华盛顿，他还在途中采访了威尔逊的助理D·弗朗西斯。

就个人而言，他很钦佩哈定总统，但是对于他的执政水平却不敢苟同，因为罗斯认为“这个国家的衰退就是由他开始的。”此外，他还对柯立芝的内阁人选感到失望，并且在《快邮报》上写道：“总统认为没有必要再做任何努力了，因为这个国家已经很繁荣了。”他还抱怨说：“这个国家已经被丑闻和腐败玷污了，而我不知道要怎样做才能挽救它。”

1923年，他在《快邮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释放52名美国人的战斗檄文，这52个人因左倾思想及主张反战而在1918年被捕入狱至今。当时的政府是根据战时紧急法令逮捕他们的，罗斯认为这些法令应该作废了。他在文章中倡导成立一个市民委员会以敦促政府赦免这些人。最后，哈定赦免了他们之中的28个人，剩下的人在柯立芝时期全部被释放了。罗斯还参与到了关于要求重审尼克拉·萨克和巴特罗蒙·万兹特的案件的的运动中，这两个无政府主义者因谋杀罪名而遭到控诉的案件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轰动的影响。尽管这个案件还有很多的疑点，但是他们两个人最后还是被处死了。罗斯后来写到：“这场战斗虽然失败了，但是却虽败犹荣。”揭发这个丑闻的两名记者罗伯特·艾伦和珠·皮尔森称罗斯为：“热情，无畏的分析家和作家。”

尽管他报道的对象是白宫，但是他似乎对参议院有更大的兴趣。1926年，他回到了母校。他对新闻学院的学生说：“总统召开的那种不可引用的新闻发布会或许会对报纸有很大的益处，但是以我们的观点来看，它存在着一个很严重的缺陷。总统可以在宣布他的观点时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相反地，如果让他去报道参议院的那种更加公开的新闻发布会的话，他将十分乐意接受这个吸引力十足并且充满刺激的工作。

他似乎并不想放弃。他在1931年时写道：“新闻人只能是新闻人，而不应该干其他的事情；同样地，政府官员也只能是政府官员。如果一个人从新闻人变成政府官员，并想同时做好两种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总有一天，这样的人会因为透漏了太多的消息而被他们的上司指责，或是因为透漏了太少的消息而遭到记者们的批评。”

1931年11月29日，罗斯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那篇获得普利策奖的文章，题目是“国家的困境——我们应该怎么做”。他认为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就是强调并利用政府的积极作用；仅仅削减政府预算是不够的。他曾跟随胡佛参加1932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但是他认为罗斯福拥有可以取代他的能力。他在他的文章中写到：“罗斯福将要面临的是如何使美国从经济萧条的危机中走出来，而他在竞选演说中所发表的政策让我觉得他会获得最后的胜利。”

1933年，罗斯因对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杰出贡献而获得了一枚金制奖章。由于他曾经获得过普利策奖，而且还是一家知名报纸的总编辑，所以他经常被邀请出席华盛顿的一些聚会，而且他经常随身带着铅笔和纸，这样就可以随时记录下新闻素材了。然而，他的这种职业生涯将要结束了，至少他要离开一段时间。乔瑟夫·普利策认为他的报纸代表的观点有些过于激进。普利策想要找个人来扭转这个局势，他选择的人就是查理·罗斯。

这份工作使杜鲁门又重新回到了罗斯的生活当中，而他们重逢的方式却都出乎两人的预料之外。1934年，当时的杜鲁门正代表他的家乡杰克逊县参加参议院的竞选。罗斯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做。这位新上任的社论版主编在给普利策的电报中说：“杜鲁门的后台是堪萨斯城的那个臭名招著的彭德格斯特，”尽管《快邮报》一般不会首先发表意见，但是罗斯认为这次竞选将会揭露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彭德格斯特是否会通过他所控制的堪萨斯城政府对参议员的选举施加影响。

普利策担心如果支持杜鲁门的竞争对手考克兰的话可能会“使《快邮报》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他认为报纸的观点应该是“作为一名被人控制的候选人，杜鲁门不具备竞选参议员的资格。”而且表示不再支持任何人，因为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具备那种公认的杰出能力。在与其他一些人讨论后，他给普利策的回复是：“我现在可以不支持任何人，但是如果您认为可以的话，我希望保留对杜鲁门的谴责。”

当杜鲁门在初选中获胜以后。普利策和罗斯决定确实应该对杜鲁门加以谴责了。报纸上的整篇评论中都写道：“乡村法官杜鲁门之所以会成为民主党的参议员候选人是因为彭德格斯特的意愿，这样的初选结果显示了政治机器的强大。”11月，杜鲁门以绝对优势击败了他的共和党对手。《快邮报》此时仍然对此表示反对。

杜鲁门在回忆录里关于这次竞选的叙述中没有提到《快邮报》或是罗斯。在说到1940年的换届选举时，他也只是说：“那家报纸因为我在西密苏里的民主党背景而反对我。”

在罗斯担任社论版主编一年以后，罗斯并没有使他的老板满意，因为报纸的观点还是带有激进的色彩。1935年7月，普利策抱怨说：“我们对于罗斯福‘新政’的反应似乎过于低调，充其量就是一些无关痛痒的批评。”他要求：“我们应该加强批判的语气和频率。”罗斯反对这样的做法，他说：“我们可以一个月左右发表一次对它的公开批评。”但是后来他又写了一篇社论，并且把它空运给普利策，他在社论中批评罗斯福的政策过于草率，滥用宪法赋予他的责任。

在那年的6月份，罗斯在普利策的建议下采访了许多杰出的人物，包括：共和党参议员威廉·E·伯拉，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迪斯和凡利克斯·弗兰克，以及哈佛大学法律教授兼总统顾问。他对普利策说：“我们应该对现在普遍流行的关于加强政府对工人的薪金以及工作时间的控制的提议有所保留。”

1936年，罗斯接受了普利策支持罗斯福的对手，共和党人阿尔弗·兰登的观点。他亲自发表了一篇社论，指责“华盛顿政府并不是以法律为准绳建立起来的，而是靠人为的操作。美国宪法不能因阴谋诡计而遭到玷污。”

1940年，《快邮报》再一次攻击杜鲁门，说他的再度提名将使“密苏里州的所有魔鬼都兴奋的大声尖叫。”然而，报纸在发表这番评论时，罗斯已经不再是社论版主编了。1939年1月，他又重新回到了华盛顿，主要负责他所擅长的翻译工作。与原来的编辑工作不同的是：他不需要在修改别人的稿子。现在的情况是，其他的编辑可以拿着他的稿子来征求他的意见，但是不能随便地更改它们。他很喜欢这个非常不错的工作。在1940年的一期专栏上，他写道：“现在看似不起眼的温戴尔·威利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风云人物。”他还与一些对此持怀疑态度的同事打赌。随后，事实证明了他的预测，那个默默无闻的威尔克作为共和党的候选人成为了罗斯福的竞争对手。他的那篇专栏文章“华盛顿信件”也因此而名躁一时。

罗斯的忠实读者之一还包括杜鲁门。尽管罗斯在《快邮报》是反对他的中坚代表，但是当罗斯回到华盛顿以后，他们之间仍然保持着真诚的友谊。第一夫人贝斯·杜鲁门也是他们在自由城高中的同学。罗斯与杜鲁门的女儿马格丽特的关系很好，并且对她想成为一名音乐会歌手的愿望很感兴趣。马格丽特亲切地称罗斯为“查理。”

罗斯福去世后的第二天，罗斯写了一篇将在星期天发表的文章，内容是有关将要入主白宫的副总统的。他在文章中写道：“共和党不必因杜鲁门的继任而感到岌岌可危……他不是哈定。他或许并不能成为一名伟大的总统，但是他还是具有成为一名称职的总统的能力。”

在这篇文章发表后的第三天，杜鲁门让罗斯到总统的会客室来见他。在厄尔利和乔纳森·丹尼尔斯离开的情况下，杜鲁门在他召开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暂时由雷纳德·雷斯克来协助他处理新闻事务，但是并没有说是否让雷斯克来担任总统秘书。这种摸棱两可的声明使新闻媒体感到有些诧异。36岁的雷斯克是一家广播站的管理部主任，这家广播站是属于前俄亥俄州州长詹姆斯·考克斯的，他曾经是1920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他还让罗斯福在当年的竞选中担任他的竞选伙伴。雷斯克还在杜鲁门竞选副总统时帮助过他。

《编者与出版者》认为：“他只喑熟于广播事务，却从来没有作过新闻人——这是他不能胜任新闻秘书的原因之一。白宫的新闻记者团对于一个广播人的加入仍然感到有些怀疑。这些人从来都没有想过会由一名广播管理员来担任新闻秘书。

雷斯克说：“我早就知道新闻媒体对于从事广播业的人向来都没有好感，但是我不知道的是他们到底对这点厌恶到什么程度。”据雷斯克说，在他召开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以后，三大新闻通讯社的记者都想让总统把他撤换掉。而且在别人眼里看来，这次新闻发布会简直就是一场灾难。雷斯克事后抱怨道：“他们认为理想的新闻秘书应该是总统的挚友，他应该知道总统的任何想法——而且应该是提前知道。”《广播》杂志认为华盛顿的新闻界正在向白宫和民主党国家委员会施压，要求撤换雷斯克。后来，雷斯克和杜鲁门都认为他不会在这个职位上干多久了。

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厄尔利建议杜鲁门启用罗斯。“你认为他会接受这个工作吗？”杜鲁门有些拿不定主意。第二天上午，在杜鲁门的书房里，他看出了罗斯对这个工作很有兴趣，但是他说需要时间考虑一下，并且同他现在的老板，也就是普利策商量一下。新闻秘书的年薪是一万圆，只是他现在所挣的三分之一，而且他非常喜欢在《快邮报》的这份工作，普利策也不想让他走。那天晚上，罗斯与他的妻子商量了一番，并最终做了决定。

第二天晚上，他就告诉杜鲁门他准备接受这个工作，但是在此之前，他希望先为《快邮报》完成对在旧金山即将举行的联合国组织会议的报道。杜鲁门答应他的要求。任命仪式将推迟到5月15日进行，也就是在联合国组织会议结束后。当一切都尘埃落定时，杜鲁门打电话给他的那位仍然在世的高中老师布朗小姐，告诉了她这个消息。杜鲁门刚挂上电话，厄尔利就对他说这个消息一定会走漏的。果不其然，杜鲁门的这位高中老师在挂了杜鲁门的电话以后，又马上给她的一位朋友打电话，后来这个消息就传到了独立城的检查官，再后来新闻通讯社也知道了这件事情，于是就有记者打电话到白宫询问消息是否属实。于是，第二天，杜鲁门就不得不正式发布了这个消息。在紧急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宣读了考克斯要求召回雷斯克的电报，而且还宣布普利策同意罗斯离开《快邮报》两年。这一次，杜鲁门肯定地对新闻媒体说：“罗斯将成为他的新闻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