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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道德（第1页）

第十一章道德

1974年8月8日，杰拉德·F·特豪斯特成了记者们追逐的焦点，他们都不停地在尼克松总统辞职的问题上纠缠不休。8月9日，他作为福特总统的发言人站在了新闻发布室的演说台上，当时他有点紧张。

福特是在尼克松任期的中途继任总统之职的。他与杜鲁门一样，也起用了一位来自家乡的记者。

1948年，作为《大拉皮兹新闻报》的一名26岁记者，特豪斯特参与了福特第一次国会议员的竞选活动。当时34岁的福特在竞选中获胜。随后，特豪斯特很快地就受雇于《底特律新闻》，参与国家与地方的政治活动，后来又被调到华盛顿地区办公室工作。

在这期间，国会议员与这个新闻记者成了朋友。当福特任总统时，特豪斯特已经是《底特律新闻》驻华盛顿地区的总编辑了，尽管办公室中只有五个人。此外，他已经算是白宫新闻报道方面的专家了，因为他在这个领域工作了16年。

从他得知他将在白宫供职到这个消息被确认，一共经历了36个小时。第一个告诉他这个消息的人是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人罗伯特·格里芬，身为副总统的他，是辅佐福特的内阁成员之一。尼克松在当时虽然还是总统，但他的辞职已经是大势所趋。因此，特豪斯特对此表示有兴趣。新总统的法律顾问菲利普·布臣与福特和特豪斯特一样也来自《大拉皮兹新闻报》。他也向福特推荐他们的同乡特豪斯特担任新闻秘书一职。

福特说：“当我听说他对此有兴趣时，我立即让菲利普打电话给他希望他能来此工作。在与妻子和编辑商量以后，他回复说他将接受这个工作。

前洛杉矶时报记者，同时也是福特任副总统时的参谋罗伯特·哈特曼抱怨说：“密歇根州人将控制一切。”

对合众国际社的海伦·托马斯来说，特豪斯特是记者心目中最理想的新闻秘书。他认为公众有权知道发生在白宫的事情。

从记者变成了政府官员的哈特曼并不这样认为。他说：“特豪斯特并不具备成为新闻秘书的条件，因为他无法区分新闻发言人与新闻记者的工作性质。”

福特之前就已经清楚的表态说如果他成为总统，就会辞掉齐格勒。因为他讨厌齐格勒的那种轻蔑的言语和卑躬屈膝的态度，他甚至把美国副总统称为“杰瑞·福特”。

8月9日，齐格勒打电话给哈特曼说他将与尼克松一起飞往圣克莱门特。如果他能为新任发言人做点什么的话，那么只能是在今天了。哈特曼把这话转达给特豪斯特，于是这两个即将离任和即将上任的新闻发言人进行了一次20分钟的会面。齐格勒对特豪斯特说：“这里就是办公室，洗手间在拐角处，保险箱在桌子底下，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就往加州打个电话——他们正在叫直升飞机。”

那次会面实际上就是一次仓促的交接仪式。一个职位较低的尼克松时期的新闻助理拉里·斯宾克斯被特豪斯特任命为新闻发言人助理，他把接下来的30天比作“站在铁路的旁边看火车经过，同时还要注意包厢上面的字——日子过得有些目不暇接。”斯宾克斯清楚地记得他们一直从8月9日工作到9月9日，包括周末在内，没有休息过一天。

这个平和的，抽着烟斗的老手在这场混乱中迅速地证明了福特政府将以公开的态度来面对新闻媒体。他说：“我认为我可以理清政府与新闻媒体之间的关系。”就在福特宣誓就职以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特豪斯特一直都很紧张，他的手不停的颤抖着，这是可以理解的。第二天，他就变得比较镇定了。当被问到福特总统是否仍然反对尼克松被免于起诉的问题时，特豪斯特清楚地回答说：“是的，我敢对你们保证。”

为了给新政府树立一个新的形象，特豪斯特宣布禁止使用“拍照机会”这个词语，它起源于约翰逊时期，尼克松执政时正式确立。然而，特豪斯特的规定并没有生效，因为这个词语已经成为白宫中的一句行话，它意味着摄影师和新闻记者们可以在机密会议开始的时候利用仅有的机会捕捉到总统的几个镜头。

另外，还有一些历时更长的改革。特豪斯特和他的助手们一起发布了一项命令，即：跟随总统车队的记者团可以一直进入白宫内，而不是被留在门外，记者们还被允许进入白宫的南草坪亲眼目睹总统的座机抵达或是离开白宫。这一切都改变了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的惯例。

这位新闻办公室的新主管对他的下属也很照顾。当福特决定在他上任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去做礼拜时，特豪斯特自告奋勇地担当起随行报道的这个重任，在总统的车队来回于教堂的途中，他一直与记者们在一起。当特豪斯特不在的时候，是由他的助手比尔·罗伯茨代为处理办公室的事务，但是在剩下的时间里他仍然亲历亲为。罗伯茨认为“他真的是非常体贴我们，我们对此也深表感激。”

8月26号，星期一，总统决定于当周的星期三在东厅召开他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但是特豪斯特想改变一下形式，他说：“我不想让总统像约翰逊和尼克松一样，站在一个巨大的防弹演说台前，背朝着墙和蓝色的窗帘，那种布置就像是被囚禁在笼子里一样。”这位新闻发言人建议取下那个窗帘并且改变座椅的方向，这样总统就可以踩在铺着红地毯的走廊进入东厅。

负责电视转播的罗伯茨反对这样做。他说：“在我看来，这样做无异于皇帝或是皇后的加冕礼。它看起来并不适合福特总统。”还有其他一些人认为这倒是可以作为“一场婚礼的布置”。但是特豪斯特还是决定那样做，他决定做一个录象带并且在星期二的时候拿给总统看。福特并没有看什么录象带，而是亲自到东厅查看了一下他的布置，并且批准了，他们把演说台改小了一点，并且把第一排的座椅朝演说台的方向移近了一些。这样的布置对以后历届政府的电视观众来说应该是不陌生的。

1975年1月21日，助理新闻发言人在一个内部备忘录中写道：“新闻发布会之前的演练应该会帮助他克服演说中的停顿。如果他实在是不想或是没时间演练的话，那么就会有人告诉他说他必须这样做。”

在举行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之前的会议上，福特被他的顾问们问的团团转。哈特曼说：“我们会为他准备各种最棘手的问题，工作人员们会提出许多尴尬的问题来观察总统是否可以即兴地回答它们。”福特认为问题大多会集中在经济政策上，因为自他上任以来这就是个很麻烦的问题。然而哈特曼却认为记者们最大的兴趣应该是总统将怎样处理尼克松的问题。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尽管有一些记者问到了经济问题，但是所有29个问题中就有8个是关于对前总统尼克松的判决问题。

海伦·托马斯首先问道：“如果必要的话，您是否会利用您的权力来宽恕他的行为？”在听到这样的问题以后，他不停的摆弄着手里的提示卡片，似乎显得很紧张，最后他回答说：“在没有采取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我做出的任何许诺都将是不明智，不合时宜的。”回到总统办公室以后，他向他的顾问们询问这样的问题还会持续多久，他们回答说只要尼克松的问题一天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会终止。福特说：“我简直不能相信新闻媒体会把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我承认是我错了。”

8月30日，总统召集了哈特曼，布臣和他的法律顾问约翰·马什。当他们到达总统办公室的时候，发现黑格也在那里。他像往常一样，用平静的语气告诉他们，他不打算起诉尼克松。在听到他的决定后，总统办公室里静得只剩下那个古董钟表的滴答声了。过了一会，布臣说现在发表这样的声明似乎不合时宜。哈特曼指出，就在两天前，总统还说过在法律程序未履行完之前，他是不会做出任何决定的。但是谁也没有对此提出强烈的反对。

总统的新闻秘书当时并没有参加这个会议。福特和布臣曾经讨论过到底要不要把此事告诉他，最后的决定是还是不告诉他为好。福特说：“如果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他的话，当记者问到此事时，他就会左右为难，要么对媒体说谎，要么就说出实情。”

福特政府过渡时期的一名迈阿密律师班顿·别克被派到圣克莱门特与被尼克松保留的前助理司法部长赫伯特·米勒一起协商有关事宜。当考克斯报系的华盛顿地区总编辑戴维·克拉斯洛得知别克和米勒下榻在圣克莱门特的旅馆里时，他便问道这两个人是否是在对尼克松问题进行谈判。特豪斯特在与布臣商量以后，告诉克拉斯洛说米勒正在向别克移交前总统的文件和录音磁带。克拉斯洛接受了这样的解释，而且没有在报纸上发表有关文章。

第二天下午，也就是9月7日，特豪斯特才得知此事。他立即开始准备关于此事的声明。他甚至还想到辞职。尽管他很生气，但是他还是没有那样做，因为他始终是被蒙在鼓里的，而且他也不能昧着良心支持总统的行为。

在通常状况下，记者们拿到的都是油印的声明复件。但是特豪斯特认为这种方法会提高泄密的危险性。那天晚上他就从哈特曼，布臣，马什，和黑格那里得到批准制定了一个严密的安全计划。

星期六早晨6点，在一名情报局的特务看守下，两个秘书在白宫的地下室里复制四份文件。这四份文件分别是赦免声明，福特将要在电视上发表的关于此事的声明，司法部长威廉·塞克斯比宣布尼克松是那些录音带和文件的合法拥有者的声明，以及尼克松与政府之间达成的录音带的使用权的声明。斯宾克斯和笛卡儿把这些文件的复印件拿到了特豪斯特的私人办公室，并把它们藏在了窗帘的后面。

在新闻发布室里，记者们猜测着这个即将发布的总统声明的内容，但是他们心理都十分清楚，答案都是千篇一律的“很抱歉，我不能告诉你们。”没人可以给他们丝毫的暗示。在总统办公室里，罗伯茨只准备了一架照相机。

特豪斯特在前一天晚上告诉他的家人他明天早晨6点就要开始工作了。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天，他把原因告诉了他的妻子，特豪斯特夫人问道：“那你想怎么做呢？”他回答说我会做完我应做的工作，然后辞职。凌晨三点半左右他在家中写完了辞职信，之后就睡了大概一个小时。他说：“这并不是一封长信，但是却很难写。”那天上午他在办公室里用白宫的信纸又重新写了一遍，把它放入了马尼拉信封里，然后用红色的墨水在信封上写道：“总统亲启。”后来当他得知尼克松对赦免他的结果毫无悔意时，就更坚定了他辞职的决心。他说：“只有当你承认做过坏事以后，宽仁之心才会起作用。”

他在辞职信中写道：“我的心情很沉重，因为我将在今天正式提出辞职申请，但是，请相信，我的祝福将仍然伴随着您，总统先生。”

上午10点之前的几分钟，就在福特总统打算发表声明的一个多小时以前，特豪斯特来到了总统办公室。福特意识到他的这位老朋友可能遇到了什么麻烦，但是他什么都没有说，还问了他几个关于广播的技术问题。特豪斯特不得已打断他说：“总统先生，我有东西想让您看一下。”于是，他把信递给了总统。福特读完这封信以后，拉开了座椅，慢慢的走到玫瑰园的窗前，他说他很遗憾特豪斯特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并且希望他可以重新考虑一下。但是特豪斯特说：“这是他最后的决定。”福特就没有再勉强他，然后他们互相握手并且拥抱。趁福特接电话时，他走出了总统办公室。他是第一个因不满于总统的政策决定而提出辞职的新闻秘书。

在总统办公室里，福特坐在那张高背座椅上，陷入了深深的烦恼之中。他意识到特豪斯特的辞职将给他的赦免计划蒙上一层阴影。他召见了前弗吉尼亚国会议员马什，并且让他去劝说特豪斯特收回辞职信，哪怕只是一天也好。

在特豪斯特回到新闻办公室的路上，马什找到了他，并且对他说：“杰瑞，你不能那样做，请再重新考虑一下吧……，哪怕你只要再当24小时的新闻秘书也行。”特豪斯特答应他可以再考虑考虑，但是他又补充说：“杰克，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我必须那样做。”特豪斯特把马什交给他的辞职信放在了他的上衣胸袋里。

特豪斯特在发表完电视演说之后，便回到他的办公室里给福特写了一个简单的短信，上面说他已经决定在那天辞职了。他把这个短信附在了辞职信上，把它们一起装进了一个白色信封里，上面仍然写着“总统亲启”的字样。

因为福特总统的这一惊人举动，许多工作人员都错过了他们的午餐。下午的时候，特豪斯特就把他们都召集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一起吃三明治。当他们一起谈论这次事件时，特豪斯特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了一张辞职信的复印件。副新闻秘书杰克·哈申的反应与马什一样，他劝特豪斯特不要那样做，但是特豪斯特已经下定了决心。他还说他不会对此做任何公开的声明，他希望福特从匹兹堡发表完预约的演说以后，在星期一宣布他辞职的消息。

但是这种事情是无法保密的。《新闻周刊》驻白宫记者汤姆·德弗兰克曾经打电话询问是否有工作人员因赦免事件而辞职。特豪斯特不愿欺骗这位记者，就把实情告诉了他。于是这个消息就立即成为了这家杂志的独家报道，通讯社和广播电视网也报道了此事。特豪斯特对打电话来询问此事的记者说他是因为道德原因才辞职的，这个原因他已经跟总统说过了。负责处理此事的比尔·罗伯茨在告知总统之后得到的回复是：“我希望杰瑞知道，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多么地难办。”在此之前，哈特曼曾气愤地骂道：“只有这种卑鄙的小人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星期一上午，特豪斯特用了15到20分钟的时间清理完他的办公桌以后，就离开了。他又回到了《底特律新闻》做专栏作家，并且重新开始写他的那本“福特传”。

不出所料地，特豪斯特的辞职在星期一的各大报纸上成为仅次于赦免事件的新闻。评论家门认为特豪斯特的辞职加剧了事态的严重性，许多人甚至还把两年之后福特竞选连任失败的结局也归罪于此。或许这是原因之一。但是即使是在特豪斯特宣布辞职以前，白宫的电话记录显示反对赦免事件与赞成的人的比例已经达到了8比1。

一些人对于特豪斯特辞职的原因感到怀疑。他们认为他辞职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赦免事件本身，而是因为他没有在第一时间内被告知事情的真相，从而误导了记者。在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福特也许会说：“他的辞职或许是这两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吧。”特豪斯特后来说：“作为一个新闻秘书，我不想把我的时间都用在维护一件我十分反感的事情上。我确实误导了一些人，但那却是次要的。”他还说，如果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被告知真相的话，他会在声明发表之后，才提出辞职。

当时，白宫里的一些人认为特豪斯特觉得新闻秘书这个工作太繁重了，所以他一直在找藉口摆脱它。福特针对这些怀疑者说：“你们这些人根本就不了解他，我是他的上司，我知道他这样做已经超出了他可以承受的道德底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