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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德莱尔之谜（第1页）

波德莱尔之谜

沙尔·波德莱尔（1821—1867年）是19世纪法国的一位重要诗人和文艺批评家，其作品上承浪漫主义的余绪，下开象征主义的先河，为近代诗歌开创了一个新时代。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尊奉他为现代派诗歌的鼻祖。从诗歌创作成就的角度来看，如果说，中国有李白和杜甫，德国有歌德和席勒，那么法国就应数雨果和波德莱尔了。

波德莱尔于1821年4月9日出生在巴黎。幼年时，他常随父亲在卢森堡公园散步，听他讲那些美丽的有关雕像的神话和传说，由此滋养了他对形象特别敏感的美术天性。然而，当波德莱尔6岁时，父亲去世了，人生的不幸过早地降临到他头上，继而他把感情全部寄托到母亲身上，可母亲不久便嫁给了一个古板、生硬、思想褊狭的军人欧比克上校。继父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秩序和道德的忠实维护者，他竭力想把继子培养成一个循规蹈矩的官场人物，这与波德莱尔藐视习俗、不守纪律的天性是格格不入的。

为了改变波德莱尔孤傲反叛的性情，使他的生活步入正轨，他的继父让他到海外殖民地美利斯岛远游一次。不料波德莱尔中途返回，其反叛精神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更加强烈。他痛恨继父的封闭自满，并看到了整个社会的虚伪与丑恶。他以吸毒、酗酒、穿戴怪异服装等**行为作反叛方式，以表示他对资产阶级现存社会的藐视和唾弃。他曾狂热地投身于1848年的革命，但他并不是革命者。如果说他有革命性的作为，那是在他的诗歌创作上。他尝试以诗来探测存在的本义与生命的真谛。他曾说：“给我粪土，我变它为黄金。”波德莱尔的代表作《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充分展现了这样的魔力。

在这两本诗集中，作者面对颓废时代交织着大伤痛、大恐惧、大欲望、大颤栗的悲惨人生，描述了一个诗人深陷于孤独、忧郁、贫困、绝望、痛苦之中，却又渴望着追求健康、光明、理想，但终究难以摆脱沉沦、颓废、失败的命运的精神轨迹。

波德莱尔说：“在每一个人身上，时刻都存在着两种要求，一个向着上帝，一个向着撒旦。祈求上帝或精神是一种上升的意愿，祈求撒旦或兽性是一种堕落的快乐。”上升的意愿和堕落的快乐交织成一条贯穿于波德莱尔全部诗作的主线，循着这条主线，我们可以看到诗人那种“生活在邪恶中，而热爱着善良”的艺术家凛然不可侵犯的决心和品格。

波德莱尔以其标新立异的精美诗作享誉世界文坛，同时他也是一位毁誉参半、颇有争议的作家。他的诗骇世惊俗、与众不同，呈现出令人炫目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因而使不同眼光的人们产生了不同的评价。

波德莱尔究竟是不是颓废派诗人?历来众说纷纭，这确实需要做出具体的分析。波德莱尔生前曾自称是颓废派诗人，但他是把“颓废”一词当作“精美”的意思来理解的，而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含义。彼德莱尔的朋友与导师戈蒂耶在评论波德莱尔曾时说，他的诗是“一种在衰老文明的夕阳下产生的艺术”，在这个意义上戈蒂耶也称呼过他是颓废诗人，其实这里的“颓废”不是诗人颓废，而是社会颓废，波德莱尔的许多诗只是社会现实的写照。

因此他的诗曾引起资产阶级统治者的惊恐。那个曾经审判过福楼拜名作《包法利夫人》的第一帝国法庭，也以诲**诲盗和亵渎神灵的罪名，判处《恶之花》的作者300法郎的罚金，并查封他的诗集。但是以雨果为代表的一批著名作家却给予波德莱尔及其诗作以极高的评价。历史学家奥古斯坦·蒂埃里称波德莱尔为“现代的但丁”。雅库包维奇则说：‘‘这位法国诗人的一切忧郁怀疑态度，一切毒辣的厌恶人类的心理，恰恰都是出自他对光明的向往，出自对美与和谐的极度爱好。”雨果更为推崇地说：“波德莱尔绘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凄光于艺术的天国，创造出一种新的战栗。”兰波、魏尔伦、马拉美等一代年轻的后来者，则尊奉波德莱尔为他们的先师。

当然，也有些大作家如托尔斯泰等对波德莱尔颇有贬斥之词。托尔斯泰曾说：“波德莱尔和魏尔伦创造了那样一种新的形式，拾用了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被人用过的色情细节——而上层阶级的批评家和观众竟把他们吹捧为大作家。”但俄国另一位大文豪高尔基对波德莱尔却又是另一番评价，他把波德莱尔列入那些“正直的”、“具有寻求真理和正义愿望的”、“自己心中有着永恒的理想，不愿意在偶像面前低头”的艺术家的行列中去。

在我国，对波德莱尔的评价也经历了曲折多变的过程。1979年版的《辞海》条目中称波德莱尔是一个“充满悲观厌世情绪，反映资产阶级颓废生活所引起的精神危机”的诗人。而有的专家学者则认为他是一个“态度严肃，眼光深远的艺术家”（程抱一）。柳鸣九则评价说：“波德莱尔是个悲观主义者，他的悲观总是产生于希望破灭之时，而他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他对自己的社会和阶级充满了反感和憎恶，并试图进行某种反抗，但是他的反抗是孤独的、消极的、病态的，因此，其结果只能是失败。”

看来波德莱尔是颓废派诗人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文艺评论家仍需要进一步进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