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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辑 看老狐狸如何操守言行一致3（第1页）

第四辑看老狐狸如何操守言行一致（3）

在这个意义上，儒学将诚实可信看成是一个人的人生交往原则，同时又是一个人最宝贵的品质，一个诚实可信的人是最值得依赖的人。

诚实可信能使人得到器重，并给人以生命的信心和力量。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是人生的强者，他能义无反顾地走人生之路，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诚诚恳恳地留下坚实的足迹。即使他的生命结束了，但他那颗真诚可信的心，将仍会在热爱着他的亿万人们的胸中跳动，永不止息。一个在人生交往中给人以信任感的人，从来都不会是一个能损害他人利益的人，人的可信就在于，人们感觉到因他的存在，而使人们获得更好的利益。一个人的失信就在于，因他的存在而使人时时感到其利益在受到掠夺，或伤害。人而无信，当然也就不可以在人生交往中获得成功、赢得赞赏。人必有信，才是一个人成功的基础，一个人的成功要从培养可信的品质开始。这种品质的实质表现为：君子之可信，宁公而贫，不私而富；宁让而损己，不竞而损人。这就是说，在人生交往中，真正能做到让人可信赖，就必须是宁愿为公众的利益而不惜使自己贫穷，不因私利而使自己富裕；宁愿为他人忍辱负重而不惜伤及自己的利益，不因竞争而损害他人的利益。在此，透过诚实可信的人生交往原则，显示出儒学人生哲理思想关于人生意义的积极性理解。

俗话说：“许人一物，千金不移”。从古到今，言而有信的人受到人们的欢迎、赞颂，其事业也得到人们的支持。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个“信”包含着深刻的道理，这道理就在于信可以明德，信可以示诚，信可以树威。

以信明德。曾参是孔子的弟子，他经常教导子女要诚实无欺，并以身作则。某天，曾参的妻子要去集市，儿子哭闹着要跟去，她就诓哄孩子，说回家后就杀猪给他吃。等她赶集回到家里，一眼看见曾参正在磨刀准备杀猪。她忙问究竟，曾参说：“你不是对孩子讲好，赶集回来就杀猪给他吃吗?”妻子急忙劝阻道：“我刚才这样说，只是为了哄住孩子，你怎能当真呢?”曾参对此颇不为然，说：“我们不能哄骗孩子，因为孩子时刻在模仿父母，现在你哄骗他，等于教他用同样的方法去哄骗别人；而且当他知道你是为了哄骗他时，他就不会再信任自己的母亲了，将来你如何教育他呢?”最终曾参还是杀了猪，让孩子吃到了猪肉。更重要的是，他使儿子感到父母言而有信，说到做到，父母的威信在孩子的心目中更稳固了；也使儿子懂得了做人须诚实的道理。

以信示威。春秋时期，晋文公一次准备了三天粮草包围原，并允诺三天不攻下原，便立刻撤军。到了第三天，原仍没有攻下，有人建议晋文公再观望一时，但晋文公说：“‘信’是立国的基础，也是人民的庇护所。即使得原而失信，还有什么利益可言?或许还可能因小失大。”于是，晋文公便依言撤退，三军雀跃以拥戴晋文公。战国初期，魏国之所以强盛，也与魏文侯严守信用有关。有一次和猎场的官员约定，准备某月某日某时来打猎。到了约定的那一天，文侯和大臣们喝酒取乐，在不知不觉中下了雨，酒兴正浓之时，魏文侯记起约定打猎的事，立即起身准备如约前往。大臣们都劝阻文侯道：“难得大王与群臣开怀痛饮，且天又下雨，狩猎之事，可以另约他日。”魏文侯却说：“虽然我也不想离开这里，但是既然有约在先，我不得不去一趟。”

于是，魏文侯依时赶到猎场，对猎场官员表示歉意：“今天雨下的太大了，麻烦你们准备了一切，但我不想打猎，很抱歉!”尽管围猎未成，但魏文侯严守信约，坚决前往约定地点，讲明原委。事情虽小，但正因为是这样不足挂齿的小事，魏文侯仍能言必信、行必果，就更令臣属敬佩。正是通过诸如此类的守信行为，鲜明地昭示着他对人的诚意，使得魏文侯在天下仁人志士中的威信很高，受到众人拥戴和支持。后来魏国一跃而成为强国，也就决非偶然了。

以信树威。战国时期，商鞅“徙木立信”以推行新法的故事，可算是以信树威，取信于人的典范。商鞅原本是卫国人，后来到秦国，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任命为左庶长（掌管国家军政大权的官），并具体负责掌管变法事宜。公元前356年，商鞅起草了一个新法令，新法令的主旨在强本抑末，奖励耕战，其条款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第一，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凡有功于国家的，都要按功劳大小封官，并受到奖赏；没有功劳的宗室贵族，削除宗室的属籍；战场上勇于杀敌立功者重奖，斗死的烈士各有适当的安排；对无事生非、打架斗殴的人，处以重罚。第二，奖励种地的农户，发展农业生产。对耕地织布的农民，超过一般规定产量的，免除其徭役；对商人规定多交税，对丢弃农业、诈骗钱财的人，罚他们做奴隶。第三，全国百姓都要登记户口，按户籍组织起来，每五家为“伍”，每十家为“什”，各家互相监督。一家犯法，其余九家必须告发，不告发的处死，窝藏犯人的，与犯人同罪。第四，一家有兄弟二人以上的，成年后，必须分居，各立门户，不分居者，加倍征税。

秦孝公看过之后，认为很好，就要下令执行。商鞅说：“主公先不要忙着下令。”秦孝公不解其意，商鞅解释说：“常言说得好，‘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必须先取信于民，让百姓知道我们说了话是算数的，新法一公布必须照着执行，只要百姓有这样一个牢固的概念，下一步就好办了。”

秦孝公听了这话，觉得很有道理，就说：“这事但凭左庶长主张。”

这一天，商鞅派人把一根约三丈长的木杆立在城南门口，并令专人守候着。人们不知道城南门口孤零零地立一根光秃秃的木杆子有什么用，都围过来看热闹。过了一会，左庶长商鞅来了，他当众宣布：“谁能把这根木杆儿扛到北门去，赏黄金十两。”围观的人们一时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人群中没有应声的。这也难怪，这是和官府打交道，谁知他们又要出什么花样，就凭这根木杆，扛上走这么点路，能赏黄金十两?世上哪有这等便宜事，说不定会找你的麻烦。人们只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肯去没事找事。这时左庶长又发话了：“怎么没有人扛，赏金少了?现在我郑重宣布，谁执行我的命令，把木杆由此扛到北门，赏黄金五十两!”人们听了，吓得直吐舌头。

人多了，什么样的人都会有，人群中有个逞能的小伙子，心想：不就是扛一根木头，拿赏金吗?即使拿不到赏金，他又能把我怎么的，我倒要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于是挤到前面，说道：“我来扛!”他的话音刚落，一些老人就小声嘀咕：“初生牛犊不怕虎，逞这能干什么!”小伙子不管三七二十一，他拿起木杆，往肩上一扛，往北门就走。看热闹的人们都拥挤着跟在后面。

小伙子把木杆扛到北门放下，左庶长商鞅就走到他的跟前，叫人捧过黄金来。商鞅拍了拍这年轻人的肩膀说：“小伙子，好样的，能听从朝廷的命令，按着命令办事，应当受奖!”五十两黄金送到了小伙子的手上，小伙子愣住了，围观的人群愣住了，都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只见商鞅提高嗓门说：“大家记住，朝廷公布的命令，一定会照办。我左庶长办事说一不二!”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播到秦国各地。秦国民众都说：“左庶长有令必行，有赏必信，我们心里有数了。”

商鞅看到官府已经取得了百姓的信任，于是请秦孝公下令颁布新法。

这则故事通常被称为“徙木立信”。本来，移木与变法毫无关联，但在这里却让商鞅巧妙地联系了起来。移木不过是一件区区小事，但惟其事小，使众人确实感到现在的官府发令必行，重赏有信，既然今天能“赏不逾日”，以后也会“罚不还面”的，再也不敢把官府的告示当儿戏。这样一来，商鞅就在社会心理上确立了民众对官府的信赖，也就为新的政策、法令的顺利推行，赢得了广泛的社会理解和支持。

新法令公布以后，秦国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战士们在战场上打仗十分英勇，为个人私事打架斗殴的少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提高了，投机骗钱的人和懒汉少了。没有军功的贵族失去特权，不能再作威作福。立新功得到奖赏的人，感到分外荣耀。商鞅变法的成功，应该说与他的“徙木立信”的轰动效应有着密切的联系。青年毛泽东有感于此，还写有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论》。

交友首要重德

人生在世，离不开朋友。朋友之间的友谊是人际交往中开出的美丽花朵，它在人生旅途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与地位。因此，孟子的弟子万章特地专门请教老师有何“交友之道”，盂子先用否定性的语言，讲了三个“不”字，即“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又用肯定性语言明确结论：“友其德”。即交朋友一定看重对方的品德。

孔子曾把朋友分为“益友”和“损友”两种相互对立的类型。他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这就是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种。同正直的人交朋友，同诚实的人交朋友，同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便有益；同善于诌媚逢迎的人交朋友，同心术不正的人交朋友，同夸夸其谈、华而不实的人交朋友，便有害。可见孔子的“择友”标准是重人品，重知识。孟子则特别强调交友要重“德”，反对重资格、重权势、重钱财。因为一个人的内在品德如果高尚、优良，那么其外在表现必定崇高、伟大。尽管其外在表现多种多样，但无一不是“德”的“外化”。所以，孟子抓住了交友最核心、最本质、最关键之点，明确将它表述出来，这就不仅继承了孔子的交友理论，而且发展和深化了这一思想。

春秋战国时代，齐国有位才德出众的贤人，一生不出仕，以织席为业侍奉老母。有一次，他去向晏子借粮。晏子侍臣对晏子说：“这个人是有名的贤人，不肯结交权贵，也不以违背道义的方法求利避祸。此次来向您借粮，一定是因为仰慕您的德行才来的。”晏子派人拿来了粮食和金钱，这位贤人仅受粮而去。

不久，齐国国君突然怀疑晏子，晏子准备逃走避祸，临行前向这位贤人辞行。这人却淡淡地说：“请你多保重。”晏子非常失望。但他想到贤人乃有德之人，不会做出不利于自己的事，便匆匆离去了。等晏子走后，这位贤人对他的朋友说：“晏子曾借粮给我，等于是养了我的父母。我没能力帮他避难，但我决心以死相报。”说完自刎而亡。

此事震动了齐国。齐国国君明白自己听信谗言的错误，便亲自追回了晏子．后人赞叹道；贤人与晏子以德相交，无怨无恨，多么难得啊!

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有两位著名的人物，王国维和鲁迅，他俩的生活经历也很值得喜欢交朋友的人们借鉴。

王国维早年曾在上海参加罗振玉主办的东文学社。罗振玉发现王国维才华横溢，智力过人，非常赏识他，时常在经济上接济他，后来又资助他留学日本。两人先为好友，后又结为亲家。王国维为了报答罗振玉的提携之恩，甚至将自己的著作和名誉卖给了他。可是，王国维始终都只看到了罗振玉的表面现象，却从未去深究过罗振玉的“德行”如何。他做梦也未想到罗振玉原是个卑劣无耻的小人，其帮助王国维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1927年，王国维思想苦闷，生活潦倒，罗振玉露出了他那虚伪自私、冷酷无情的真面目。他不但宣布与王国维绝交，还在经济上横加勒逼。“朋友”的反目和落井下石，使王国维失去了生活的勇气，最后自溺于颐和园昆明湖。

同王国维的遭遇相反，鲁迅却在一生中得到了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鲁迅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与朋友的帮助和影响是分不开的。之所以如此，是与鲁迅注重以德交友密切相连的。鲁迅早年从师章太炎，后又与蔡元培结下了友谊。鲁迅还与共产党人瞿秋白、冯雪峰结为挚友，曾不顾生命危险，为营救瞿秋白四处奔走。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密交往，以及后来与左联革命青年的接触，都对鲁迅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郭沫若曾在一篇文章中总结了历史经验与教训，他说：“王国维之所以划然止步，甚至遭到牺牲，主要的也就是朋友害了他。而鲁迅之所以始终前进，一直在时代的前头，也未始不是得到了朋友的帮助。”这也说明，交友以德，是何等的重要!

明朝的苏浚，在著名的《鸡鸣偶记》中，曾将朋友分为四种：“道义相毗，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生死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戏征遂，昵友也；利则相合，患则相倾，贼友也。”

因此，交友一定要慎重选择，多交畏友、密友，不交昵友、贼友。也就是要注重将朋友的道德品质放在首位。这也是对孟子“友其德”的进一步具体化。

道德至上的社会氛围中，在人与人之间关系内发挥作用的主要不是法律规范、行政命令，也不是金钱地位，而是由“仁、义、忠、信”归纳和表现出来的心与心之间的感动、激励、鼓舞、征服，进而转换成巨大的力量和自发的行动，这样的行动往往可以超越既有的规范和约束。“士为知己者死”，掂出了“忠义”二字的分量，因而要使人为我所用，不惜赴汤蹈火，不惜牺牲一切地为我所用，就必须将心比心，以诚待人，建立起极度亲密的私人关系。

韩傀在韩国作相国时，严遂也为韩王重用，这两人是政敌，一次在朝廷上争起来，严遂拔剑刺韩，幸被人救解开，严遂知道难免一死，就逃离韩国，流浪在外，寻找能替他报仇的人。到了齐国，有人告诉他，“软地市井里的聂政是个勇士，因躲避仇人隐遁在屠夫之间。”严遂就有意和他交往，希望能建立私人之间的友谊。

他预备了酒筵请聂政母亲饮酒，拿出百镒黄金为聂政母亲祝寿，但聂政坚决辞谢严遂的厚意。“我虽家境贫寒，以杀狗为业，可早晚还能得些好吃的食物奉养老母，不敢接受您的赏赐。”严遂直接告诉了他心底的秘密，但仍然被聂政拒绝，“我之所以自贬志气，辱没身分，只为奉养老母，有老母在，生命不敢轻易托人。”严遂也不勉强，尽宾主之礼后离去。

后来，聂政的母亲死了，除去葬服之后，聂政感慨地说：“唉，我不过是个市井小民，杀狗屠夫，严遂身为卿相，不远千里，屈枉车马和我结交，我却无以相报。贤德的人受到使人感情激愤、目毗尽裂的羞辱，而来亲近我这样低贱的人，我怎能无动于衷，现老母已尽天年，我当为知己者死。”于是前往濮阳，找到严遂，随后提着宝剑独自来到韩国。

正好韩国东孟举行盛会，韩王韩傀都在，身边都是手执利器的卫士，聂政不顾一切冲上去直刺韩傀，韩傀吓得赶紧抱住韩哀侯。聂政再刺，结果刺中哀侯，左右大乱，冲上前去，聂政杀了几十个护卫后，刺破自己的脸面，挖出眼睛，剖开腹部，肠子尽流，不久死去，韩国人都被他的浩气征服。（《战国策·韩傀相韩》）

重仁义而轻生命，重个人友谊而轻社会约束，严遂深刻地利用了这一点，不惜降低身份以待义士，激励同时也是骗取聂政以身相报。聂政之死是严遂一手导演的悲剧，但他的用人之道却是至为成功的。图穷匕现，谋刺秦王的荆轲本来也是一介武夫，赵太子丹同严遂一样与他建立了不同寻常的私人友谊，荆轲为太子丹的精诚感化，才演出了这么一幕绝唱万世的历史悲剧。

交友确实是一门大学问。

孟尝君的舍人中有一个与他的夫人私通，有人报告了孟尝君：“作为您的舍人，却胆敢与您夫人私通，这太不仁义了，我看您把他杀了。”孟尝君却宽容地说：“看到貌美而喜欢，这是人之常情，还是把这事放一边，别提了。”过了一年，孟尝君召见与夫人私通的那位舍人，“您我交往甚久，未予大任，小官您也不愿做。卫国君主和我有些交情，请允许我把您推荐到卫君那里去吧。”此人后来备受卫君重视。当齐卫两国邦交恶化时，卫君想约合天下诸侯去攻打齐国。此人力劝卫君打消此念，“齐卫两国先君歃血盟誓过：齐卫两国后代决不相互攻伐。您现在是违背了先君的盟约，也欺骗了孟尝君。今天您如果听我一言，打消此念，也就算了；如若不然，我就要把脖子上的血溅到您身上。”意思要和卫君拼命，卫君只好停止伐齐的计划。（《战国策·孟尝君舍人》）

在一个重仁义廉耻的社会里，却做出践踏仁义廉耻的事，而且有损的是主人的面子，其舍人即使被杀，也死而无怨，而孟尝君却如此宽厚。他深知，自己虽然操有生杀予夺之大权，但如果不予追究，起死回生，则思德莫大，仁义无量，那将是一次无与伦比的心灵征服，于是日后灾祸化为功劳。

孟尝君一度被齐王贬斥，被驱逐出境，当再次得势回来时，齐人谭拾子在边境遇到他，‘你是不是恨那些得势时趋之若鹜，失势时四散离去的人。”孟尝君点点头，“我想杀了他们。”谭拾子说：“这社会本来就是谁富贵就靠近他。谁贫贱就远离他。犹如集市，早晨人总是满满的，到了晚上就空**无人。这不是人们爱早恨晚，而是根据需要来的，因此希望你不要恨那些人!”益尝君就把五百块刻在木板上的仇人的名字削掉，不再提起。（《战国策·孟尝君逐于齐而复反》）

不管孟尝君是否认同了谭拾子的道理，他的行为是以礼对待非礼，以仁对待非仁，这样所产生的道德感化力量往往超过以礼待礼，以仁待仁。其智慧原理在于，处于重视社会舆论，强调道德自觉的社会中，以善待善，固然是善，如果以善待恶，通过恶的对比与反衬，善的形象更为突出，心理作用更为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