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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梯也尔血腥镇压巴黎公社（第3页）

5月23日，政府军通过普鲁士军队的防线攻陷蒙马特尔高地。当天晚上面临失败的公社政权下令纵火烧毁巴黎。在当天和次日被烧毁的建筑包括波旁王朝和第二帝国的王宫杜伊勒里宫和与其相连的卢浮宫（部分被毁）、法国参议院、内政部、财政部、司法部、王宫（LePalaisR·yal）、巴黎市政厅、圣马丁门歌剧院，同时开始枪杀人质。

5月24日，已完全焚毁的巴黎市政厅被攻下，巴黎公社的主要成员德勒克吕兹牺牲，瓦尔兰被捕。5月27日，5000政府军围攻退守在巴黎东北的拉雪兹神甫公墓的最后200名公社战士，最后这些战士在墓地的一堵墙边全部牺牲。5月28日，公社失败。国防政府随后对公社社员进行了镇压。未经审判的处决延续了一个多月，据估计约有2万人未经审讯就被枪杀，加上在战斗中的死者，公社方面死亡者约为3万多人，被逮捕、监禁者约为5万人，流放、驱逐到法属太平洋岛屿的约7000人。1889年，法国政府对公社社员实行了大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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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经济措施

公社经济措施是指1871年3月18日至5月28日法国无产阶级在巴黎建立的革命政权所颁布施行的经济政策和法令。

内容

在经济方面的措施，主要有：①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和剥夺。公社设立专门机构对铁路运输和军事工业的生产实行国家的监督，颁布法令将逃亡资本家的企业交给工人合作社经营，拟订了建立工人合作总社的计划。对于厂主没有逃离的企业，由公社派人进行监督。此外，还取消了教会的经济特权，宣布废除国家用于宗教事务的一切开支，没收教会财产归国家所有。②对国家机关作了重大的改革。公社专门成立了管理经济工作的最高权力机构──粮食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劳动、就业及交换委员会。同时，对国家机关的公职人员实行了新的工资制度，取消了高级官员的高薪俸和额外津贴，并提高了低收入者的工资额。③对工人群众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尽可能加以改善。相继颁布法令提高工人工资，宣布工资必须全部交给工人，不许企业借故克扣和无理罚款，已扣、罚的必须如数退回。为了消灭失业和免除中间剥削，取缔了帝国警察局设立的"职业介绍所"，成立劳动就业登记处。在改善工人劳动条件方面，公社颁布了禁止面包坊工人加夜班的法令，提出了劳动者8小时工作制的原则。④对城市贫民和其他城乡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充分予以照顾，尽量解决其实际困难。公社取消了私人开设的借贷处，禁止高利贷者进行重利盘剥。一般债务都采取延期3年、分期偿付的办法，并且不计利息。还下令禁止当铺出卖过期的典押品，并将价值20法郎以下的小额抵押品归还给原主。公社废除了自1870年10月到1871年6月的全部房租，如果已经缴付则作为将来应付的租金。对于逃亡房产主的房屋，没收后分给无房少房的人居住。公社还制订了抚恤伤亡的公社社员和军人家属的条例，设立了救济贫民的机构并拨出专门款项发放给穷人。为了保证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公社采取了各种措施，包括对面包实行限价销售等。此外，公社对农民的切身利益也十分关切，明确宣布了"把土地交给农民"的主张，并且提出要免除农民的战争负担。

意义

巴黎公社的上述经济措施，对于广大无产者和劳动人民是极为有利的。当然，由于公社存在的时间很短，这些措施实行的时间也不长，不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中有一些措施，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实行。但是，它们的意义是重大而又深远的。另外，也应该看到，巴黎公社的经济政策还是有不少欠缺和失误，其中最为严重的错误在于没有对法兰西银行加以没收，这样不但不能解决公社自身的财政困难，反而让凡尔赛政府获得了巨大的财力支持，用来对公社进行反扑，从而导致了公社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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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相关

主要领导人

瓦尔兰

布朗基

查尔斯·德勒克吕兹

杜瓦尔

弗兰克尔

欧仁·鲍狄埃

西方权威专著《马克思主义辞典》词条

巴黎公社（Parise）

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分析，在马克思各种著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如组成《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几篇宣言（以及1891年恩格斯写的导言）；在列宁的著作中也是这样，特别是《国家与革命》（1917年）。考茨基在《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19年）中，以及托洛茨基在为塔列尔的《巴黎公社》所写的序言（1921年）中，都部分地对巴黎公社提出了有争议的解释。

历时两个月的巴黎公社并不是什么有计划行动的产物，也决非得力于什么个人或具有明确纲领的组织的领导。然而，重要的是，13的当选者均是体力劳动者，且其中大部分是第一国际法国支部的活动分子。这个政府的成员是由巴黎选民在巴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意外地掌握国家权力一周之后所安排的一次特别选举中产生的。这一事件发生在3月18日，当时法国临时政府在其部分部队和民众举行联欢之后，匆忙地撤出了首都。

马克思认为，"公社以其审慎温和着称的措施，只能适合于被包围城市的情况。……它所采取的一些特殊措施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2-383页）。在给多梅拉·纽文胡斯的一封信中（1881年2月22日），他重申公社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2页）。尽管公社不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但马克思仍强调指出它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2页）。在马克思看来，决不应把公社看作是教条主义的模式或未来革命政府的方案，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8页）。列宁坚持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强调指出，公社以这种方式为"无产阶级专政"作了初步准备；这种专政，正如巴黎公社所表明的是一种能使大多数选民（如工人）对所有机构，包括强制性机构，实行前所未有的控制的国家，是一种最适合于建立社会主义而实现劳动解放的国家。

从20世纪20年代初起，马克思和列宁对巴黎公社上述基本民主性质的关注，是马克思主义著作研究中最重要的发展；特别是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所出现的严格的一党制国家进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一个基本部分。（参看蒙蒂·约翰斯通：《公社和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以及政党作用的概念》，载"参考书目"①）。近期在公社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上作出重大贡献的是J·布吕阿的《1871年的政权和国家》，载《社会运动》杂志第79期（1972年4-6月号）。关于主要的经典马克思主义阐述文选可参看舒尔金德的著作（见"（参考书目"③）。关于近来史学问题的争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则收在利思所编的著作中（见"参考书目"①）。

（ES）

参考书目：

①J。A。利思编：《公社的形象》，1978年英文版。

②J。罗热里编：《一八七一年》，1972年法文版。

③尤金·舒尔金德：《巴黎公社-左派观点》，1972年英文版。

④布吕阿、多特里、特尔生合着：《1871年公社》，1970年法文版。

巴黎公社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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