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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雨果思想（第1页）

第三章雨果思想

一自由平和智慧博爱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是法国文学史上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雨果在复辟王朝时期开始文学创作，逝世时已是第三共和国时期，文学生涯达六十年之久。他的创作反映了十九世纪法国的重大历史进程和文学斗争。人道主义是贯穿于他创作中的主线。

雨果生于靠近瑞士的贝藏松城。祖父是南锡城的细木匠，从过军。父亲约瑟夫·莱奥波德·西齐斯贝尔·雨果是共和国军队的军官，作战英勇，数次负伤，二十岁时升为副营长；因受益于大革命，对革命充满感激之情，为表示自己的共和主义信念，自称"无套裤汉布鲁图斯·雨果"。后被派往西班牙任职。拿破仑之兄西班牙王约瑟夫·波拿巴授予他将军衔，成为这位国王的亲信重臣。雨果小时候曾追随父亲的军旅到过意大利和西班牙。雨果的母亲在政治上是波旁王室的拥护者，顽固地反对拿破仑。由于母亲的影响较大，所以雨果少年时期的政治观点是保皇主义的。

雨果天资颖慧，未成年时就开始写诗。十五岁时写的《读书乐》受到法兰西学士院的褒奖；二十岁时因第一个诗集《颂歌和杂诗》［1］的发表，国王路易十八赐给他年金。但他这时的诗篇歌颂正统王朝和天主教，表现了明显的保守主义倾向。二十年代前期，雨果在写诗的同时，还开始了小说的创作。当然，他这时期写的中篇小说《冰岛魔王》（1823）和《布格一雅尔噶勒》（1826）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非成熟之作。前者充满恐怖、神秘和荒诞不经的想象，过于追求离奇；后者对暴动的黑人有歪曲描写，美化了白人军官。

但是雨果的保守主义并不是十分牢固的，法国革命的伟业对于这个共和国军官的儿子不可能是没有影响。法国的政治状况，也促使雨果去正确地认识现实。查理十世上台后的倒行逆施，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对复辟王朝持反对态度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广泛展开。另外，不少国家掀起了人民解放运动，对法国人民反波旁王朝的斗争起着很大的鼓舞作用。国内外的形势教育了雨果，促使他从迷妄中醒悟过来，走上一条为社会进步而斗争的道路。雨果走上这条道路，首先是从文学斗争开始的。当时为君主专制辩护的古典主义势力踞霸文坛。起来反对腐朽的古典主义，不仅有着解放文艺，促进文艺新生的意义，在政治上也有很大的进步意义。雨果勇敢地担当起这个任务。1827年他发表了剧本《克伦威尔》及其序言。剧本因不符合舞台艺术的要求而未能演出。但那篇序言却成了文学史上划时代的文献，被认为是一篇浪漫主义的宣言。

在《序言》中，雨果把人类社会分为原始、古代、近代三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与自己相适应的文学："原始时期是抒情性的，古代是史诗性的，而近代则是戏剧性的。"抒情短歌、史诗和戏剧是这三个时期的基本文学形式。雨果指出，既然支配世界的并不永远是同一种社会形式，当然也就没有永恒不变的艺术。因此，盲目摹仿古代是非常荒谬的。在新时代里，文艺必须抛弃古典主义的桎梏。

雨果集中批判了古典主义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不可逾越的规定、将崇高优美和滑稽丑怪截然分开的做法。他认为，新时代的艺术应将二者溶于一体。因为，"万物中的一切并非都是合乎人情的美……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雨果认为，事物的这种现象产生于基督教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既然客观存在着善恶美丑两种要素，所以文艺理所当然地应该描写这两种要素的对照。雨果认为，文艺的真实"产生于崇高优美和滑稽丑怪的非常自然的结合"。古典主义者只表现"崇高优雅"而排斥粗野卫任和平凡的事物，是完全违背自然和生活真实的。不过，雨果主张的真实，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浪漫主义者心目中的真实，是经过诗人主观想象加工过了的真实。雨果要求严格区分艺术的真实与自然的真实。强调艺术的真实高于自然的真实。在选择客观现象时又过分强调了诗人的主观作用，结果是他所描写的美丑现象都是理想化的和十分夸张的。雨果认为，艺术这面镜子在"集中"的时候，"不仅不减弱原来的颜色和光采"，而且应该把它们"凝聚起来，把微光化为光明，把光明化成火光。"这实际上就是为了形成强烈的和鲜明的对照而要求作家进行夸张，其结果便是描写不寻常的即非凡的现象，以致脱离了现实的本来面目。雨果的这种理论，显然是浪漫主义的。

雨果在批判古典主义时，对它的主要教条之一的"三一律"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时间的一致和地点的一致这"二一律"是完全荒谬的，必须抛弃。但情节的一致是合理的，可以保留。雨果在《序言》中还要求文学表现"地方色彩"和有历史的具体性，从而否定了古典主义那种抽象地描写超历史超民族的人的做法。此外，雨果还批判了古典主义者在高级体文学中不准使用"粗俗"词语的规定，宣称"所有的词语都一律平等"。古典主义者只使用"高雅"、"精美"的词语，造成语言的僵化。雨果主张使用丰富多采的普通语言。

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一篇重要的理论文献。它在反对伪古典主义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进步作用。雨果说："浪漫主义的真正定义不过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而己。"由此可见，《克伦威尔》序言的出现，是资产阶级反封建思想在文艺上的反映。

《〈克伦威尔〉序言》发表后，雨果成了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在同古典主义的斗争中，雨果的思想有了发展，渐渐地离开了保皇主义立场。从二十年代末起，雨果的创作直线上升，许多绚丽多彩的浪漫主义戏剧、诗歌和小说，象潮水一般从他的笔下涌出，表现了作家惊人的创作力。鞭挞封建统治者的罪恶，揭露社会的不平，对受压迫者和贫苦人的同情，是这些作品的基本内容。如在182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一个死囚的末日》里，作家呼吁废除死刑，突出地表现他的人道主义精神。1829年作家还发表了抒情诗集《东方集》和剧本《马丽雍·德·洛尔茉》、《艾尔那尼》。《东方集》表达了作者对二十年代希腊人民反抗土耳其统治、争取自由独立斗争的同情，富有东方异国情调。《马丽雍·德·洛尔茉》中由于把路易十三描写成一个低能的国王而被禁演。《艾尔那尼》的上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起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决战，结果古典主义者遭到彻底的失败。

《艾尔那尼》写的是十六世纪西班牙一个贵族出身的强盗艾尔那尼反抗国王的故事。雨果赞美这个贵族强盗的侠义和高尚。剧中完全打破了古典主义戏剧的惯例，地点任意转换，根本不遵守时间的一致律，并把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揉合在一起。特别是绿林大盗竟敢教训国王，在古典主义者看来更是不成体统。剧本的演出所以获得巨大成功，重要原因之一，是它表达了1830年革命前夕广大群众反封建的思想情绪。

雨果热情欢迎1830年的七月革命。在诗篇《致年青的法兰西》里，他歌颂革命的参加者。在《赞美诗》里，他为那些在巷战中牺牲的英雄痛哭哀掉。

1831年，雨果发表了长篇历史小说《巴黎圣母大堂》。小说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情节紧张，变幻莫测，戏剧性很强。事件发生有十五世纪的巴黎。巴黎圣母大堂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作为一个祭司，认为情欲是罪恶，会毁灭人的灵魂。但是当他看到美丽的吉普赛舞蹈女郎爱斯美拉尔达之后，他的被禁欲主义所压抑的情感蠢动起来，疯狂地爱上了她，并不择手段地想占有她。在罪恶情欲支配下，他的追逐变成了迫害。

巴黎圣母大堂的敲钟人喀西莫多也爱慕爱斯美拉尔达。喀西莫多相貌奇丑，但他的爱却是高尚的，具有人道和自我牺牲的特点，和弗罗洛的罪恶情欲完全不同。道貌岸然的弗罗洛，在他的罪恶企图不能达到时，便卑鄙地采用嫁祸于人的办法，把爱斯美拉尔达送上绞架。与此同时，对弗罗洛十分忠实的喀西莫多，却被他主人的残暴和无耻所激怒，把弗罗洛从教堂的高塔上推了下来。

小说反映了作家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憎恨和对受压迫的下层人民的同情。被社会嘲弄和迫害的下层人民的代表喀西莫多和爱斯美拉尔达，都被赋予天真、善良、真诚等品性。但是，浪漫主义者雨果在解释历史事件和人物性格时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和人性论的性质。他企图证明爱、善良、仁慈是能够改造社会、拯救人类和创造奇迹的。对于雨果来说，世界就是善与恶的角逐场，历史也就是这两种原则斗争的过程，虽然具有这些局限，但小说的反封建倾向和对人民群众悲惨命运的同情，仍然是基本的。作者揭露中世纪教会和贵族统治阶级的罪恶，并不限于个别贵族和教士，而是描写了代表整个中世纪宗教的巴黎圣母院大堂代表政治反动势力的国王路易十一。书中巴黎的流浪汉和乞丐们对圣母大堂的攻打，象征着人民群众对教会和国王权力的反抗。这一段描写具有借古喻今的意义。

雨果的优秀剧本《逍遥王》（1832）是在1832年巴黎共和主义者革命起义的日子写成的。由于剧本揭露了国士弗朗索瓦一世及其官廷的荒**无耻，因此只演了一场就被禁演。

183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穷汉克洛德》是一部重要作品。

这部小说里，作者探讨了工人贫困和由此造成犯罪的问题．工人克洛德失业后，为了妻儿去偷面包，被捕了狱。在狱中由于他的真诚、直爽和才干，博得了周围人的尊敬。然而监狱里的工厂厂长却对他不断迫害。克洛德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杀死了厂长，结果被送上断头台处死。雨果在小说里谴责资产阶级法庭只知道宣判徒刑和死刑，而不了解穷人为什么犯罪。但作者也只是提出通过道德教育的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

三十年代，雨果在诗歌上的成就也很显著。《秋叶集》（1831）和《微明之歌》（1835）写于革命运动高涨时期，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诗中除关于人的命运的哲理思考外，还有关于诗歌的社会使命以及歌颂人民、鞭挞暴君的主题。在以后发表的《心声集》（1837）和《光与影》（1840）中，虽然也有些社会性较强的诗，但比重不大，更多的是抒发个人感情，描写家庭的欢乐和自然之美的诗。在这些诗里，作家的反抗调子日渐减少，而自由主义慈善家的倾向有了一定的加强，但1838年发表的写西班牙题材，揭露宫廷贵族罪恶的剧本《吕依·布拉斯》，是一部思想性较强的作品。然而这样的作品在这一时期已不再多见了。三十年代前期的几次工人起义和共和党人起义，因政府的镇压而遭到失败。革命运动转入低潮，社会上产生了七月王朝似乎还巩固的印象。这使雨果得出了七月王朝能够长期存在下去的错误结论。雨果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他一直在幻想敌对阶级的和解。加之七月王朝不断对他进行拉拢--1841年他被选入法兰西学士院，1845年路易·菲力普封他为法兰西贵族世卿，还当上了贵族院议员。所有这一切导致他对七月王朝的妥协。1843年写的剧本《卫戍官》充满神秘主义，思想性很低，反映了作家这一时期的思想状态。剧本上演遭到失败。此后雨果沉默了将近十年，直到1848年革命，特别是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变后，雨果的创作才又恢复了活力。

1848年的革命对雨果思想和创作的转变起了决定性作用．粉碎了他对君主立宪的幻想。最初雨果对二月革命是不理解的，对六月工人起义更有很多误解，认为人民的起义是"反对自己"。但是他又觉得人民的行动是争取自己权利的"神圣的愤怒"。当大多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站到了反革命方面，反动派阴谋消灭共和国时，雨果却成了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1851年12月，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雨果参加了共和党人组织的反政变起义。拿破仑三世实行恐怖手段，对反抗者无情镇压。雨果也遭到了迫害，不得不流亡国外。十九年后，他才回到祖国。

流亡期间，雨果一直坚持对窃国者拿破仑三世的斗争。流亡之初，他发表了猛烈声讨拿破仑三世的政治讽刺小册子《小拿破仑》，并写成揭露反革命政变过程的文章《一桩罪恶的始末》（1877年才发表）。马克思曾指出雨果对拿破仑三世上台的深刻的社会原因缺乏理解，而把它单单看作是路易·波拿巴一个人的暴力行为，说"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伟人了。"马克思说雨果不了解"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1853年，雨果又发表了政治讽刺诗集《惩罚集》，主要内容也是揭露窃国大盗拿破仑三世的。诗人怀着极大的愤怒揭露了这个独裁的暴君肆无忌惮地镇压人民，"把清白的人都关进监狱、囚"室"，"正直的人被扔进沟壑"。他指责拿破仑三世是罗马皇帝狄拜式的暴君，是犹大，"给人民制造了一条锁链，他拘禁，他放逐，他贬谪坚定而热爱自由的思想家"，"他压制热情、希望、回忆，他压制自由、法律、未来、进步"。《惩罚集》是一部洋溢着革命气势的雄伟诗篇。它的这种气势曾吸引了革命导师列宁。

1855年深秋，英国政府为了讨好拿破仑三世将雨果从泽西岛驱逐。雨果一家来到比泽西岛更小更艰苦的格恩西岛。雨果的财源已近枯竭。在友人的要求下，也将收藏着的一万一千行诗拿出来发表了。这就是著名的《静观集》（1856）。诗集获得奇迹般的成功，初版刚一问世，就被抢购一空。《静观集》里既有令人陶醉的田园诗，也有描写民生疾苦的社会诗，既有歌咏恋情的爱情诗，也有探索宇宙人生奥秘的哲理诗。此外，还有一些是记述童年往事、家庭生活的诗以及为文艺论战而写的诗和讽刺诗，内容极其丰富多采。雨果作为抒情诗人的才华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诗集中悼念他溺水夭亡的大女儿雷奥波尔丁娜的诗（《赠维勒基耶》、《明天，天一亮》、《啊，记忆》、《当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感人至深，是法国抒情诗中的佳作。

流亡期间，雨果在小说创作上的成就尤为突出。1862年他发表了长篇杰作《悲惨世界》，1866年又发表了长篇小说《海上劳工》，1869年发表了长篇小说《笑面人》。《悲惨世界》的题材与《一个死囚的末日》和《穷汉克洛德》近似，都是写穷人和囚徒的，但《悲惨世界》的社会内容远比那两部早期的小说为丰富。《海上劳工》的故事有着明显的浪漫主义特点。青年渔民吉里亚特暗中爱着老水手勒杰利的侄女代律雪特。老水手碰上了厄运。他的船触礁遇险，但机器仍然完好。代律雪特和勒杰利许下诺言：谁能将机器运回，就可以娶代律雪特为妻。吉里亚特便乘轻舟前往。他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战胜了排山倒海的巨浪和大风暴的袭击．成功地把机器移到小船上。接着又碰上一场二十小时的暴风雨，还遭到章鱼的袭击，几乎丧命。最后终将机器运回。吉里亚特有了娶代律雪特的权利。可是他无意中发现代律雪特和一青年神甫相爱。他决定牺牲自己，成全了一对恋人的姻缘。在把他们送上旅程后，自己则登上耸立在海中的一块岩石。让汹涌的海浪将自己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