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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从布鲁塞尔到巴库（第1页）

四从布鲁塞尔到巴库

1。在布鲁塞尔的日子

由于大仲马是自愿流亡，而非像雨果那样被驱逐出国，人们对他流亡的动机不无訾议。看来一些研究家过分强调了他躲债的因素。不错，大仲马出国之际，也正是债主"逼宫"之时。尽管大仲马被迫卖掉了他在巴黎市内的最后一处住房中的家具，还了积欠的房租，但还有许多债主无法应付。这些债主中有卖酒的、卖肉的、油脂商……总之，遍布四面八方、七十二行。不过，政治因素对于大仲马出亡所起的作用依然不能低估。即使在二月革命后政治方向短暂迷乱时，大仲马的共和主义的最低纲领也未曾动摇。而今，反对恢复帝政的人士不是被投入监狱就是被迫流亡国外，在他看来，苟活在国内无异于默许帝政，所以他选择了流亡的道路。路易·波拿巴面临大批社会精华被逐国外的窘境，在极力拉拢收买名流。而大仲马却毅然投奔反波拿巴派人士集中的布鲁塞尔，这首先是一种政治的抉择。

在布鲁塞尔的流亡者中，除了作家和政治活动家艾蒂安纳·阿拉戈是在1849年6月发起一次反波拿巴的示威游行失败以后流亡布鲁塞尔的，其余都是在波拿巴政变以后于1851年12月和次年1月先后到达的，雨果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其他著名人物有：第二共和国的国防部副部长、曾参与镇压六月起义的若望·巴蒂斯特·沙拉斯，作家艾弥尔·戴沙纳尔，作家和出版家于勒·艾泽尔等。这些流亡者大都断绝了经济来源，过着清苦的生活。惟独大仲马，虽然除了一身的债务以外别无所有，却一到布鲁塞尔就摆起排场来。他先下榻在豪华的欧罗巴饭店，然后把滑铁卢大街两座毗连的房子，打通了山墙，把它们连成一体，这样就成了一座三层楼的公馆，有能通车辆的大门，有漂亮的阳台，还有宽敞的候见厅；高大的楼梯铺着厚厚的地毯，厅堂都挂着里昂的帷幔，卧室和内室则挂着红绸的窗帘。这一切都是赊欠而来。尽管流落异国，大仲马的私生活也还是那样荒唐。他这期间最宠幸的是年仅20余岁的女演员伊萨贝尔·康司坦。其次是安娜·鲍埃、吉狄夫人等等，甚至包括前来布鲁塞尔临时巡回演出的女演员。真可谓恶习难改。

但是他热情好客依旧。他工作很忙。在撰写《回忆录》的同时，创作了一个又一个的剧本。但他还是抽出不少时间来接待流亡的伙伴和比利时朋友。他的公馆成了法国流亡者--特别是其中的文化界人士集会的中心，对于团结流亡者不无贡献。他们每星期照例来吃两次晚饭。为了避免"白吃"的恶名，他们交相当于在小饭店吃饭的餐金--一个半法郎。而菜肴相当丰盛。雨果有一次在这里连包了10天伙食，按一天两个半法郎算，应交25法郎。但雨果只交了23个半法郎。因为他扣除了自己在外面吃过三顿午饭的餐金。雨果的精打细算与大仲马的全不计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迫于路易·波拿巴的政治压力，比利时政府拒绝雨果继续居住在该国。1852年7月，雨果不得不移居离法国诺曼底省海岸只有20公里的英国领土泽西岛。临行的那天，以大仲马为首的法国流亡者一直把雨果送到比利时北部的港城安特卫普，登上驶往英国的海船。雨果1856年发表的诗集《默想集》中有一首追怀当时情景的诗，反映了大仲马与雨果在流亡期间倍加亲密的关系：

朋友，我没忘记安特卫普码头

那群越来越坚强、勇敢的朋友，

没忘记你和们纯洁的面容。

当海浪推送轮船向岸边靠拢，

接我上船，我们曾久久地抱吻；

我登上了船头，邮船浓烟滚滚，

涡轮转动了，我们频呼着"再见"；

然后，在海风中，在汹涌的海面，

你站在岸边，我伫立在甲板上，

像两把振颤的诗琴，一和一唱。

我们彼此凝视着，良久，良久，

就好似两颗灵魂在互相交流。

轮船逐渐驶远，大地不断后遁，

天际升高，视线为断，一切消隐；

一片迷雾覆盖着无垠的碧波。

你又回到光辉夺目、品种繁多、

犹如灿烂白昼的美好作品中；

而我走向阴森的黑夜的一统。

送别了赫赫一代文豪--自己最崇敬的朋友，大仲马的心境顿觉孤寂。回首自己和雨果这一代进步作家在文学领域和政治生活中的红红火火的经历，再看今日故人星散异国的凄凉景象，他的羁旅之思日甚一日。路易·波拿巴已经在1852年12月2日成为第二帝国的皇帝，自称拿破仑第三。拿破仑第三在用鞭子收拾了自己的政敌之后，开始实行发放蜜糖饼干的怀柔政策。接待自愿流亡者大仲马，在政治上已无大的障碍。通过反复交涉，大仲马又以让出今后稿费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为条件，同巴黎的债主们达成妥协，从而消除了法律上的麻烦。他便于1853年11月重返故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