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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匹好马就这样给埋没和毁掉，真让人感到惋惜，”菲利普的小儿子亚历山大说，“其实，那些人根本就不懂怎么对待它。”

“难道你会比他们更高明?”父亲菲利普说。

“我懂得怎样对待它，”儿子亚历山大说，“只要您同意让我试试，我就可以把这匹马驯服。”

“假如你做不到这一点，那又该怎么办?”父亲菲利普问道。

“那就随您处置吧。”亚历山大说。“假如我驯服了它呢?”

“那我就把比塞弗勒斯送给你。”

“那好，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既然你很想试一试，为父当然支持你。不过，你可千万小心，如果被它弄伤了，那就得不偿失了。”

“那就看我的吧。”

亚历山大在父亲的期待中跑向比塞弗勒斯，把它的头对着太阳。他早已经注意到，这匹马害怕自己的影子。接着，他温和地对马说起话来，用手抚摸着它。他使它稍微安静下来以后，就飞快地一跃，跳上了马背。

大家都以为年纪尚小的亚历山大会当场被摔死，但是他一直稳稳地坐在马背上，让这匹马尽情地飞跑。不久，比塞弗勒斯跑累了，亚历山大就骑着它，回到他父亲所在的地方。

在场的人们看到小亚历山大确实够资格成为这匹马的主人，都欢呼起来。

他跳下马来，国王菲利普跑过来吻他。“我的儿子，”国王说，“马其顿这个地方对你来说太小了，必须找一个更大的地方才容得下你。”

从那以后，亚历山大和比塞弗勒斯成了最好的朋友。人们都说他俩总在一起。因为只要看到其中的一个，另一个肯定就在不远的地方。可是，这匹马除了他的主人外，从来不许任何人骑它。

后来，亚历山大成了最著名的国王和勇士。因为这个缘故，人们总称他亚历山大大帝。比塞弗勒斯曾驮着他去过很多国家，参加过许多激烈的战争，而且不止一次救过它主人的性命。

有时冒险是必经的一个槛

有时候要达到一个特定目的是需要冒险的，无论隐藏着多大的危险，我们还是有必要试一试，特别是你的行为会挽回一个生命时。

美国犹他州的克鲁斯兰德夫妇，他们已经有三个孩子了，妻子又怀孕了，他们将要迎接第四个孩子的出生。然而在妻子怀孕20周的时候，医生告诉他们说胎儿可能有问题，生出来以后会没有肺，无法呼吸，于是就建议他们把这个胎儿打掉，因为他们已经有3个孩子了，亲戚朋友也都劝他们放弃这个胎儿。

他们决定再次做B超确认一下。在做B超时，他们看到了胎儿，他已有成形的手指和脚趾，正在吮吸自己的手指头，看起来很幸福的样子。这个“幸福的胎儿”让父母心痛，虽然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可是他们非常爱他。他们决定要救这个孩子。

他们想知道对于这个胎儿是否有早期治疗的方法，于是两人走遍全国，四处求医，大多医生给他们的答案就是对于这种情况他们也是无可奈何，最后他们听说有一种处于实验阶段的手术，叫胎内手术，就是开刀把产妇的子宫剖开，给胎儿做手术，手术后再把子宫缝合继续怀孕，到时候生产。如果克鲁斯兰德太太愿意选择这种手术的话，她将是第8个接受这种手术的孕妇，在她之前的7名孕妇中，手术成功的只有4个人。所以，他们选择这种手术的危险性不言而喻，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要试一试。克鲁斯夫妇仍然选择了手术!

一个月后就进行了胎内手术。医生小心翼翼地把24周大的胎儿拿了出来，从侧腋下的肋骨之间切开一道缝，切除了压迫肺的一块肿瘤。缝合手术伤口后，给胎儿补充了羊水，胎儿又回到了妈妈的子宫里继续生长。

令人高兴的是，这次手术很成功。当手术结束时，医生和护士们情不自禁地互相拍手庆贺，克鲁斯兰德太太兴奋得痛哭流涕，同时又感到幸福无比，因为孩子得救了!手术后6个星期，30周大的胎儿早产，在他出生的一瞬间，洪亮地哭出了第一声，这说明他的肺已经形成。

克鲁斯兰德夫妇最小的这个儿子活泼爱动，他的梦想是当一名足球运动员。如果不是看到他胸口的伤疤，谁会想到6年前在妈妈的肚子里，他是一个被判死刑的胎儿。因为父母的爱，他获得了健康的生命。

责任心让人无所畏惧

爱心产生责任心，责任心产生勇气，勇气产生克服困难的决心，决心能让困难迎刃而解。

有一年八月的一天，骄阳似火，无情地烤着马路。杳无人迹的马路和茫茫无际的田野显得格外荒凉。一小队穷苦的行人在缓缓地行进着，他们被酷热弄得疲惫不堪，给自己扬起的尘埃堵得喘不过气来，被灰尘遮得叫人看不清楚，宛如迷失在这片荒野里一样。

这一小队行人的成员是一个女人、三个孩子和一头毛驴。那个女人嘴巴似张非张，喘着大气，疲劳地缓缓地向前走着。她衣衫褴褛，满身灰尘，光着脚，抱着一个吃奶的婴儿。婴儿给包在一块打过补丁的破布里，两只小手揉着妈妈的**，拼命想挤出奶来，哪怕一滴也好。

那个女人年纪轻轻，一双乌黑的眼睛闪闪发光，嘴巴鲜红，雪白的牙齿长得很齐整，身材匀称挺秀。这一切都说明她原来是很漂亮的，可是极端的贫困改变了她的模样，使她未老先衰。她脸上的皮肤变粗糙了，布满了皱纹，一缕缕又脏又乱的头发粘在汗津津的额头上。

这个可怜的女人只有一双动人的乌黑的眼睛透露出往日的风韵。这双眼睛此刻正充满着爱，凝视着儿子那张黑黝黝的小脸。

跟在那个女人后面有气无力地走着的，是一头皮包骨头的老毛驴，两只耳朵耷拉着，尾巴没精打采地拖着，满身是污泥和杂草。搭在驴背上的两只筐里，破布堆上，躺着两个孩子。他们彼此迥然不同!小的脸色红润，头往后仰着，睡得很香，在睡梦中不知笑什么。大的五岁光景，发着烧，在那不舒服的筐里翻来翻去，常常痛苦得嘴唇歪斜，睁着大而红肿的眼睛紧盯着母亲。

他们是从最近的一个村子里来的，这个不幸的女人不敢在那个村子里歇一下脚，甚至也不敢舀一罐水，因为农民们吓唬说，如果她不立即离开他们的村子，就要把她这个女乞丐、巫婆、吉卜赛女人痛打一顿。因此她没有讨到一块面包，没有弄到一滴水，就带着生病的孩子走了。这会儿她转过身来，打老远又伤心又气愤地望着那清晰地矗立在地平线上的灰色钟楼。

那个生病的孩子，在当作床的筐里吃力地支起身子，把手伸向那个女人，轻轻地唤道：

“妈妈……”

那个吉卜赛女人浑身抖了一下，向孩子扑过去。

“怎么，亲爱的?”她低声说道，把吃奶的婴儿放在睡着的哥哥身边，用双手搂住病孩的脖子。

“水!给我喝吧!我很想喝……这儿有火在烧。”孩子用小手指指自己，难受地挺起他的胸部。

“水?”母亲惊恐地重复了一遍，“我到哪儿去弄呢，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