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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此时我已有强烈的欲望，要对人们播撒“合情合理的、美好的和永久的东西”。我善于和人打交道，故事讲得也很生动，我的想像是由我的个人经历与所看的书本激发出来的。我不用花费太多的精力就可以将日常生活里的事实编撰成有意思的故事，故事里别出心裁地藏着那条“看不到的线”。

我和克列斯托夫尼科夫以及阿拉富佐夫工厂的工人们都认识，和我尤其接近的是老织布工尼基塔·鲁布佐夫，他大概在俄国的每一个织布厂都劳动过，是个天生聪明、性格开朗的人。

“我在世上混了五十七年啦，我的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我的起绒草，小流浪儿啊!”他用低低的嗓音说，一副黑眼镜后边的那双生病的灰眼睛含着微笑。这副眼镜的镜架是他亲自用铜丝制的，戴时间长了，鼻梁上与耳后都染上斑斑绿铜锈。人们之所以称他为“德国佬”，是因为他以往刮胡子总爱像德国人那样嘴唇上留一小撮唇髭，在下嘴唇下留一块浓密的灰白胡须。他身材中等，胸脯宽阔，生性快乐而又满怀忧愁。

“我最喜欢去马戏场了，”他把凹凸不平的光头向左肩一歪说，“马本来是个畜牲，人们是怎样将它们训练出来的呢?真让人羡慕。我敬佩地看着那些畜牲，心里思忖道，嗯，由此可见，人也能够训练得聪慧起来。在那儿马戏演员是拿糖块将畜牲训教得十分服帖的，嗯，自然我们会到小店去买糖块。我们，也就是我们的灵魂，需要糖块，而糖块就是善心!也就是说，年轻人，我们对人要充满善心，而不应该像我们如今这样举棒打人，你说对不对?”

其实他自己待人并不十分友好，和人讲话经常带半鄙视半讥笑的语气，与人辩论时，态度粗暴，蛮横无礼，大有非要压倒对方不可的架势。我和他刚开始的相识是在一家啤酒店中，当时人们正打算围打他，而且已经打了他两下，我冲过去将他拉走了。

“您被打痛了吧?”在下着牛毛秋雨的夜晚，我和他并肩走着，一边问道。

“哦，这算得了什么?”他不屑地说，“等等，你怎么和我说话总是称呼我‘您’呢?”

从那以后，我们就成了朋友。起初，他经常尖刻、巧妙地讥笑我，可是我对他说了我们生活里那条“看不到的线”起着很大的作用以后，他就一改常态认真地说道：“你呀，不笨，真的不笨!我这么说对吗?……”于是他如同一位长辈一般对我和蔼起来，甚至喊我姓名时还毫不客气地加上父称。

但是，自从认识了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工厂的钳工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一个身患肺痨病、会弹吉他、精通《圣经》，可是强烈地否认上帝的存在的工人——后来，他讲起话来就和从前有点儿不同了。雅科夫不时地在一边随地吐着血，一边激烈而又狂热地证明说：“首先，我绝不是‘按上帝的形象’做出来的，我什么都不明白，一无所长，并且也不是个仁慈的人，千真万确的，不是仁慈的人!其次，上帝不知道我生活有多么艰难，也许知道，可是无力相助，也许有能力帮助，可是又不愿意帮忙。最后，上帝并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也不是仁慈的，说白了，上帝根本就不存在!这纯粹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连一切生活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可是这一切欺骗不了我!”

听完这一番话，鲁布佐夫先是惊讶得朝后退了一步，然后气得脸色铁青，他开始破口大骂。但雅科夫引经据典，用一句庄严的话让鲁布佐夫无言以对，缩着身体，低头沉思起来。

沙波什尼科夫讲起话来简直令人恐怖。他的脸瘦而黑，头发仿佛茨冈人似的鬈鬈的，乌黑，青色的嘴唇中露出狼一样的牙齿。一对黑眼睛一眨不眨地直盯着对方的脸庞，这种凶光毕露的目光使人无法忍受——我感觉这很像躁狂病人的眼光。

告别雅科夫以后，鲁布佐夫闷闷不乐地对我说：

“在我跟前还没有人诬蔑过上帝。我从来没听见过这样的话。不管什么样的话我都听见过，但是没听见过这样的话。不消说，这个人在世上活不了多长时间。唉，真可怜!他自己已经烧到白热化的地步了……有趣，老弟，太有趣了。”

可是他不久就和雅科夫打得火热了，全身热血沸腾，异常得激动不安，一个劲儿地伸出手指擦擦害病的眼睛。

“那——那么，”他笑哈哈地说，“这就是说，免了上帝的职务了?我亲爱的小兄弟，有关沙皇，我仍然这么一句话：对我而言，沙皇他不碍事。问题不在沙皇身上，而在于一些老板们。我和每一位帝王都可以讲和，即使是和沙皇，即使是和伊凡雷帝都可以，既然你喜欢，那你就来统治，来做皇帝吧，只要可以让我去惩治老板，那就够了!你下令叫我去拿金链子将老板绑在皇帝的宝座上，我会像朝拜沙皇似的朝拜你……”

有一天，他看完《饥饿沙皇》这本书后，对我说：“书里所写的，没错!”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石印小册子的时候，他顽皮地问我：“这是哪位写给你的?写得真明白。麻烦你告诉他，说我感谢他。”

鲁布佐夫对知识的渴求是永不知足的。他常常十分仔细地倾听沙波什尼科夫大肆糟蹋上帝的话，一连几个钟头听我讲一些书里的故事，经常会被逗得仰着头，弯着脖子，放声大笑，而且大声称赞道：“人的脑子真聪明啊，太聪明了!”

他自己读书很吃力，因为一对害病的眼睛不好用，但是他见多识广，这常让我惊叹不已。记得一天他对我说：

“德国有一个绝顶聪明的木匠，国王自己都经常请他去出主意。”我进一步追问下去才弄明白，他说的是倍尔。

“您是从哪儿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呀，”他随口一句，一边用小手指头搔搔长有疙瘩的秃脑壳。

沙波什尼科夫对现实生活的艰辛与忙碌并不关心，一门心思只想消灭上帝，讥讽神职人员，特别痛恨修士。

有一天鲁布佐夫心平气和地问他：

“雅科夫，你怎么总是咒骂上帝呀?”

他立刻更加恶狠狠地狂叫道：“除了这个上帝，还有什么可以妨碍我的生活，啊?我崇拜上帝几乎已有二十年，对上帝一直谨小慎微。什么事都担惊受怕，不许辩驳，一切由上帝做主，日子过得没有自由。自从我熟读了《圣经》，这才明白：这都是凭空捏造出来的!纯粹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尼基塔!”

说着，他一边生气地挥动着一只胳臂，仿佛要将那条“看不到的线”挣脱一样，一边快要哭出声来地说道：

“瞧!因为这事儿，我快要没有老就快死喽!”

当时我认识了好几个很有趣的人，还经常跑到谢苗诺夫的面包店去探望老朋友们。他们高高兴兴地欢迎我，很喜欢听我讲各种故事。可是鲁布佐夫居住在舰船修造厂区，沙波什尼科夫住在卡班河对岸很远的鞑靼区，二者相距有五俄里，因此我几乎见不到他们。他们来看我也不可能，因为我没有可以款待他们的地方，还有新来的面包师、一个退伍士兵，常和宪兵们来往。宪兵队的后院紧靠着我们面包店的院子，飞扬跋扈的“蓝制服”们经常越过围墙来我们这里，来为汉加尔特上校买白面包与为自己买黑面包。

其他人还告诫我别过分“出风头”，以免惹起其他人对面包店的过度关注。

最近我看到我的工作快做不下去了，越来越多地发生大家想不到的生意上的好与坏、经常从钱柜里拿钱的事情，以致偶尔没钱买面粉。

杰连科夫揪着小胡子，无奈地笑着说：“我们要破产啦。”

他的私人生活也过得不好。火红色卷发的娜斯佳已经有了身孕，整天像只凶狠的野猫一般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睁着两只绿眼睛充满了怨气地看着周围的一切，看着房子里所有人。

她走起道来使劲儿向安德烈身上撞，似乎没看到他在她眼前一般。安德烈只是歉意地微微一笑，为她让路，接着摇了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