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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第1页）

第八部

一

两个月过后，已经是炎夏，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才准备离开莫斯科。

这期间，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身上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他那部凝聚了他六年心血的《略论欧洲与俄国的国家基础和形式》的著作一年前已经写好了。其中某些章节和序言还在杂志上发表过，其他的一些章节他也曾对他的同行们诵读过，因此这部著作的主导思想已经不是完全新奇的了；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仍然指望这部著作的出版会得到社会很大的关注，即使不是科学上的革命，至少也要让整个学术界为之震惊。

经过反复修订以后，这部著作去年出版了。

虽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问任何人，而且回答朋友们的对这本书问询时也是故作冷淡的，甚至也不去问问书卖得怎样，但是他却机警地、专心致志地注意着他的著作在社会上和文学界引起的反响。

但是三个星期过去了，大家对这本书毫无反应；他的朋友们，那些专家和学者，有时候，显然是出于礼貌，才向他提了一提；其他那些对学术著作兴趣的人，提都没提起过。整个社会，特别是目前注意力都集中在别的事情上，对此毫不关心。在文学刊物上，整整一个月，根本没提对这本书。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曾经精确地计算过写书评所需要的时间；但是几个月过去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仅仅在《北方甲虫》上，出现几句对科兹内舍夫的著作毫不客气的批评，指出这部作品早就受到一致的嘲笑。

终于，到了第三个月，出现了一篇批评文章。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认识这篇文章的作者。他曾在戈卢布佐夫家遇见过。

作者是一个年轻的、患病的作家；作为一个作家来说他很大胆，但是极其没有教养，而且在人际交往上很怯懦。

尽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很蔑视这个作者，但他还是充满敬意地着手阅读这篇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太吓人了。

批评家显然根本不理解这部著作。但是他那么擅长选择引文，使得没有读过这部作品的人（显然没什么人看过这部书）都可以清楚整个著作只不过是华丽辞藻的堆砌而已，甚至语句都不通顺（像问号所指出的），因此这部书的作者完全是一个没文化的人。这一切说得那么巧妙，连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本人都承认说得很巧妙；而这正是它可怕的地方。

尽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十分诚恳地检验那位批评家的论据是否正确，但是他完全不考虑受到人家讥讽的问题所在——显然这都是吹毛求疵——却马上情不自禁地开始回忆他和这篇评论的作者会面和谈话的所有细节。

“难道我得罪了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自己。

回忆起会面的时候他曾纠正过这个年轻人所说的那些愚昧无知的话语，于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明白了他为什么定这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书刊和谈话都不再提及这部著作，于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明白，他所有的心血都白费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更加痛苦了，因为完成了那部著作，他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花大部分时间写书了。

谢尔兹·伊万诺维奇聪明、有学问、健康、而且精力旺盛，但是他却不晓得把精力用到哪里去。在所有可以讲话的场合发表议论，花了他一部分时间；但是作为一个城里人，他禁止自己像他弟弟在莫斯科所做的那样，把全部精力花费在谈话上；因此他还剩下许多闲暇时间。

还好，在他的著作失败以后这段痛苦的时间里，异教徒、萨马拉的饥荒、展览会和唯心论等问题都被斯拉夫问题代替了。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本来参与发起了这个问题，就全身投入这里面去了。

这事件，甚至在危机过去以后，一直是人们谈论的话题。萨马拉的饥荒——一八七三年六月托尔斯泰一家去看他在萨马拉省布鲁克区新买的一块领地。他像以往一样对农民的生活情况感兴趣，但他所看到的灾难即将到来的情景使他十分惊骇。那里接连两年欠收，农民们的存粮已所剩无几。那一年干旱，颗粒无收，人民面临着饥荒。地方当局并没有采取措施，而全国和中央政府对这次灾难毫不知情，因为遥远的萨马拉省是那么偏僻，托尔斯泰在他的领地附近亲自每隔十家就调查一下。并且骑马到邻近方圆五十里的地区去收集详细的信息。

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社交圈子里，人们只关心除了斯拉夫问题和塞尔维亚战争。所有无所事事的群众现在都来为斯拉夫人效劳。舞会、音乐会、宴会、演讲、妇女的服装、啤酒和饭店——一切都说明了人们对斯拉夫人抱着怜悯之情。

许多有关这问题的言论和著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并不完全同意。他明白斯拉夫问题变成那种构成社会人士聊天的流行话题；他也明白好多人是想自吹自擂掺与这事的。他认为报刊发表了许多不必要的和不真实的东西，只不过是要引人注意和压倒对方。他看出在社会上这种普遍的热潮中叫嚣得比任何人都响亮的是那些受了委屈的人，像空头总司令，不管部的部长，失业记者和没有党羽的党魁。他看出来有很多是肤浅而滑稽的；但是他也看出来，而且承认那种联合了社会上所有阶层的、令人同情的、那种不可否认和持续增长着的热情。谋害我们同一教派的人和斯拉夫弟兄的事件激发了人们对受难者的怜悯和对压迫者的怨恨。为了一个伟大的愿望而斗争的塞尔维亚人和斯拉夫人的英雄主义，在全民族中唤起了一种要用行动来支援他们的弟兄们的愿望。

此外还有一个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激动的现象：这就是舆论的表示。社会上明确地表示了它的愿望。“民族的精神表现出来了，”正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说的。他越调查这个问题，就越觉得这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他全心全意地为这种伟大的运动服务，把他的著作抛在脑后。

他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连回复所有的信件和要求都没时间。

忙了整个春天和一部分夏天以后，直到七月他才打算到乡下他弟弟那里去。

他去，一方面是为了休息，一方面是为了在乡村的中心，饱览一下民族精神高涨的景象，这种精神他和所有大城市的居民是深信不疑的。老早就准备去列文家拜访的卡塔瓦索夫，陪着他一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