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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越高越要谨慎（第1页）

位置越高越要谨慎

《周易》有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居安要思危，位置越高越要谨慎。

春秋时代，有一次郑国出兵伐宋，引起了晋、鲁、卫、曹等十一个国家的不满，他们便联合出兵讨伐郑国，深入郑境内，围攻其都城。郑难以抗争，只好停止侵宋，并与含宋国在内的十一国订立了友好条约。

当时处于中国南方的楚国，也觊觎中原。常有侵扰活动，故而与晋、鲁等十一国有矛盾。楚国看到郑国求和于十一国，心有不甘，就向秦国借兵攻打郑国，郑国不敢应战，只好弃盟。与郑订立盟约的各国诸侯，见郑弃盟而事楚，对这种反复行为非常气愤，于是再次联合出兵讨伐郑国。郑国被折腾得精疲力尽，被迫无奈请求晋国出来调停。在付出重大代价后，郑乃与诸国再次通好。

郑国为答谢晋国的调停之恩，赠送给晋国许多兵车、兵器、乐师及歌女。晋君主为犒赏这次调停的有功人员，便把得来的财物女子分一半给大臣魏绛。绛不肯接受，并向晋王说了下面这段话：

“愿君主在享受安逸快乐时，能够考虑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正如《易经》中所言：要居安思危。能有这种心理状态，才能对未来势态有所防备，有防备才不至于遭祸患。我愿以不受恩赐来劝谏您吧。”

魏绛可谓廉洁正派了。他不仅不贪图物欲的满足，而且在胜利时，他又能以冷静的头脑分析潜伏着的危机。早在郑国求他出面调停时，他就看到了郑国上下的狼狈相，在内心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他又深恐郑国因国君不察而导致的悲惨状况在晋国重演，故而以实际言行劝谏晋王。如此耿介、清廉之士，不能不令人佩服。

唐朝郭子仪爵封汾阳王，王府建在首都长安的亲仁里。汾阳王府自落成后，每天都是府门大开，任凭人们自由进进出出，而郭子仪不允许其府中的人对此加以干涉。有一天，郭子仪帐下的一名将官要调到外地任职，来王府辞行。他知道郭子仪府中百无禁忌，就一直走进了内宅。恰巧，他看见郭子仪的夫人和他的爱女正在梳妆打扮，而王爷郭子仪正在一旁侍奉她们，她们一会儿要王爷递毛巾，一会儿要他去端水，使唤王爷就好像奴仆一样。这位将官当时不敢讥笑郭子仪，回家后，他禁不住讲给他的家人听，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没几天，整个京城的人都把这件事当成笑话来谈论。郭子仪听了倒没有什么，他的几个儿子听了却觉得大丢王爷的面子，他们决定对他们的父亲提出建议。

他们相约一齐来找父亲，要他下令，像别的王府一样，关起大门，不让闲杂人等出入。郭子仪听了哈哈一笑，几个儿子哭着跪下来求他，一个儿子说：“父王您功业显赫，普天下的人都尊敬您，可是您自己却不尊重自己，不管什么人，您都让他们随意进入内宅。孩儿们认为，即使商朝的贤相伊尹、汉朝的大将霍光也无法做到您这样。”

郭子仪听了这些话，收敛了笑容，对他的儿子们语重心长地说：“我敞开府门，任人进出，不是为了追求浮名虚誉，而是为了自保，为了保全我们全家人的性命。”

儿子们感到十分惊讶，忙问其中的道理。

郭子仪叹了一口气，说道：“你们光看到郭家显赫的声势，而没有看到这声势有被丧失的危险。我爵封汾阳王，往前走，再没有更大的富贵可求了。月盈而蚀，盛极而衰，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人们常说要激流勇退。可是眼下朝廷尚要用我，怎肯让我归隐；再说，即使归隐，也找不到一块能够容纳我郭府一千余口人的隐居地呀。可以说，我现在是进不得也退不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紧闭大门，不与外面来往，只要有一个人与我郭家结下仇怨，诬陷我们对朝廷怀有二心，就必然会有专门落井下石、妨害贤能的小人从中添油加醋，制造冤案，那时，我们郭家的九族老小都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郭子仪所以让府门敞开，是因为他深知官场的险恶，正因为他具有很高的政治眼光又有一定的德性修养，善于忍受各种复杂的政治环境，因此即使在自己功勋卓著的日子，也时时做好了应付各种危险的准备。

难办的事，不妨“息事宁人”

工作中常常会碰到很多难办的事，尤其是得罪人的事。比如别人托付的事，办吧，违反原则；不办吧，面子上让不过去，左右为难。这样的事不妨拖延一下，或且找个理由推托过去，不了了之。

北宋时候，张咏在益州做知府。有一次百姓向他控告王继恩帐下的士兵仗势欺人，勒取民间财物，还伤有人命。那个士兵知道后，用一根长绳从城墙上坠出城，逃跑了。

张咏派衙役前去追捕。临行前，他告诫衙役说：“你把他捉拿住之后，不要打他，也不要伤他，只要找到一个深井，将他衣冠整齐地推进井里，然后来报告我，就说此人逃走后投井自杀。”

当时官军中正议论纷纷，气势汹汹要借机闹事，听说那个士兵自己投井而死，也就没有别的话说。

张咏这样处理，可谓是巧妙之极。因为像当地官军的犯法逃兵，既不能公开斩杀，也不能捉回来，因为捉回来就可能成为激起兵变的导火线。

只有这样处理，才能既惩办了凶手，又避免了与当地驻军主帅王继恩不和的恶名。可谓是软刀子杀人的绝妙注脚。

明英宗天顺年间，宫廷中爱好宝玩成风。太监出主意说，三十年前宣宗宣德年间，曾派遣三保太监出使西洋，获得无数珍宝奇玩。皇帝就命令太监到兵部去，查找三保到西洋的海上路线。

当时刘大夏为兵部侍郎，兵部尚书项忠命令掌管文书的都吏去翻检过去的数据，刘大夏先将那份资料搜检出来，偷偷藏好。都吏查了半天查不到。

项忠又命令其他官吏去查，并且质问都吏说：“部里的公文怎么会弄丢了呢?”刘大夏笑着拉过尚书，对他说：“当年下西洋，花费了钱财粮食几十万，军民死亡数以万计，这是当时的弊政，即使那些公文还在，尚且应当销毁，以除掉病根，为什么还去追究它的有无呢?”

尚书项忠一听，面色严峻，一再给刘大夏作揖致谢，指着自己的椅子说：“刘公这样通达国家事体，这个位置不久后就属于你了。”

还有一件事，也是关于刘大夏的。有一年安南（今越南）黎灏侵占了许多城池，向西侵犯当地土著，但在与老挝作战时被打败。太监汪直就想乘机讨伐安南，派人索取英公征服安南的路线图，刘大夏将图藏起来没有给他。兵部尚书又亲自替来人去要，大夏悄悄地告诉他：“只要这仗一打，西南的局势立即就会混乱。”尚书明白了，就再也没提这件事。

再看看东晋桓温的例子。桓温是东晋的重臣，握有重兵，曾三次北伐，确有功绩。他的野心不小，想要篡位称帝。公元371年，桓温废去晋帝司马奕，另立司马昱为帝，他就是晋简文帝。

第二年，简文帝病重，临死前留下遗诏，让太子司马曜即位。桓温本以为简文帝会将帝位让给自己，听到这个消息十分失望，一怒之下领兵进入建康。

桓温进京后发觉世族大臣对自己不服，一时倒也不敢轻举妄动，经过再三思虑，决定将称帝之事循序进行。

他上表朝廷，要求加九锡（象征国家政权的九种器物）。这事非同小可，是禅让的前奏。吏部尚书谢安见桓温年老多病，便故意拖延办理。九个月以后，不可一世的桓温终于去世，一场危机就这样被“拖”过去了。

做事贵在“妥帖”

把事情办得周全，让各方面的人都舒服，才叫高明。当然，这种境界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需要阅历，需要积累，有时还需要你处在比较高的位置上才办得成，但你应该往这种境界去努力。

张之洞在官场上深得“妥帖”之要义，他把王之春从广东调到湖北这件事，就做得很漂亮，让方方面面都满意。

张之洞到湖北以后，想大兴洋务，但缺少得力的助手。这时，恰好湖北藩司黄彭年去世了，空出了职位。于是，他就想趁着朝廷尚未定下人选的时候，推荐自己的心腹来此任职，这样新任藩司与自己同心同德，在湖北大举推行洋务时，阻力就小得多了。

张之洞与自己的心腹幕僚一起，商量来商量去，觉着现任广东臬司的王之春比较合适。王之春是张之洞在广东时一手提拔起来的，他对张之洞自然是忠心耿耿，感恩有加，调他来湖北，他自然会同意。但张之洞考虑问题又多了一层：王之春是个有能力的人，他即使不来湖北，也能在广东升任藩司，现在要把他调来，就应该为广东务色一个合适的藩司人选，这样，王之春才走得开，调来湖北的把握性才更大一点儿。

他的幕僚提出不妨推荐湖北臬司成允去广东做藩司，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成允是现在军机处领班礼亲王世铎的远亲，世铎一定愿意帮助成全他，他自己京师门路也很熟。如果由张之洞出面，表示要荐举他去广东做藩司，他一定会倾力在京师活动，尽快促成此事，而王之春从广东调来，湖北之事就好办多了。二来又可腾出湖北臬司一职，再调来一个同心同德，愿意协助自己举办洋务的人，就又多了一个帮手，这样在湖北办洋务力量就更强了。

经过张之洞的运作，王之春很快调到湖北；而成允去广东做藩司，是提拔了，他自然也满心高兴。真可谓一石双鸟。接着，张之洞又考虑好了臬司人选，即江西义宁人陈宝箴。十多年前张之洞就在京师认识了他，认为这个人器宇宏阔，能办实事，自己曾多次向朝廷保举过他。三年前陈宝箴在浙江按察使任上被人无端弹劾，现在京师赋闲，正好让他到武昌来顶成允的缺。而自己此时保荐陈宝箴，又无异于雪中送炭，他自然感激不尽。

这样，经过张之洞的一番周密筹划，事情的结果果然如他所愿：王之春顺利调来湖北做藩司，陈宝箴当上臬司。他们两人的到来，使张之洞有如虎添翼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