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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的警告（第1页）

先知的警告

两个犹太小国不停地交战，而兄弟相争的结果是永远受邻国宰割。但是，对不幸的后果，早有人提出警告。国王们、政客们、祭司们玩忽职守，被人称为先知的几位勇敢的人挺身而出，想引导人们重建对耶和华的信仰，但失败了。

士师们、大卫、所罗门的事业未能完成，他们要建立一个伟大的犹太帝国的梦想落了空。一条用工事筑成的界线从约旦河附近的吉甲（曾一度是约舒亚的总部所在地）到腓力斯边界上的城市基色，把犹太人的领土分成两半。

统一，犹太人就能实现独立。

分裂，他们就得任强大邻国的宰割。

下面将谈到一个不幸民族的经历。先是几个世纪的内战和混乱状态，接着是两百年的流放和奴役。这段历史记载着一系列的恐怖事件——谋杀和枉费心机的野心。但是这段历史是古代最有趣的宗教斗争的发生背景。

如果我们要了解所有先知中最伟大的一位，就必须了解这一复杂时期中的主要事件，这位先知在犹太独立的最后努力被庞培大军毁灭之后很久才降生。

伟大的所罗门大约在公元前九百四十至九百三十年之间逝世。

五年后，他的帝国完成了分裂，这个事实已被普遍接受。

下面我们比较一下两个新生国家的实力。

以色列比犹太大两倍，人口多一倍。其牧场要比犹太的富饶得多，而犹太国的四分之三的土地是寸草不生的荒野。但这并不意味着以色列比它的南方邻国强一倍和富两倍。正相反，其领土广阔正是以色列不利因素。虽小但结实的犹太国有着集权的统治形式，可以更好地应付侵略。

它的东部邻近死海，是山石**的荒野，位于地中海水平面以下一千二百尺处，闷热难当，但这恰恰构成了防御摩押人和亚扪人入侵的一道几乎难以逾越的屏障。

南面是沙漠，与阿拉伯相连。

西部边界同腓力斯的领土相接。那些先前从克里特岛跑出来的人，其子孙早已失去了当年的凶猛。他们已安享农场和工厂的和平生活。现在他们很少打扰其犹太国的邻居，反而保护犹太不受未开化的野蛮人（他们刚刚占据了附近的希腊半岛）的侵扰。

而以色列却四面受敌。约旦河本来可以成为领土一条天然屏障。但是经过几场成功的战争之后，以色列的领土已向东扩展了数百英里。而在那个时候，世界上只有中国人才有在沙漠上建筑防御城墙。

有好几次，以色列人似乎准备在这一地区筑堡。但国内情况不稳定使它不可能完成。此后，以色列人只好听天由命了，结果当然是被其东面强大的邻国所击败。邻国拥有精锐的射手和强大的骑兵。

以色列王国还有另一个严重的缺陷。它是由十个不同的部落组成的。各部落都决心联合，但它们像原来美国的十三个殖民地一样对自己权利看得很重。以至于它们甚至连首都都定不下来。以法莲部落示剑，从各方面看都是未来以色列国首都的合适的地点。它是一座古代名城。当年亚伯拉罕西去寻找乐土时，曾经过这里。它同过去十个世纪的犹太历史紧密相连。

但是依靠叛乱登上王位的耶罗波安总是疑神疑鬼，他觉得示剑不够安全。于是把朝廷移到更东面的得撒。

五十年后，又搬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坐落在山顶，可纵俯看周围的地势。

没有建立固定的首都（许多强国都因此而毁灭），大大影响了这个小王国的发展。

可是，以色列软弱的真正内在原因，不是地理疆界或政治中心的问题。而是另有缘由。

从一开始，犹太国家就是“神权政体”。由于神不住在地球上，他通过专职祭司来表达他的意志。而祭司是通过梦或某种神迹，例如圣树上树叶的沙沙声或者祭祀时来自上天的信号等等，来体会神的想法，从而表达出来的。

一般人见不到“神”（不管是耶和华或朱庇特）。因此，祭司便成了他在地球上的代表和执行者。他们的权力相当于印度总督，后者以住在伦敦白金汉宫的高不可攀的神秘皇帝的名义统治人民，而加尔各答或孟买的居民是从来看不到皇帝的。

差不多每一个国家在其政治发展中，都存在某一个特殊时期经过阶段。我们在尼罗河流域和巴比伦都找到这种情况。我们听说在希腊和罗马也是如此。中世纪的混乱并没有削弱神权观念。所以英国国王成了“宗教信仰的捍卫者”。俄国沙皇则自封为教会和国家的半神式的元首。即使在今天美国，在参众两院以及各州的州议会中，仍能发现神权观念的痕迹。会议开始先由一位牧师致词，声称只有在神灵的指导下才能达成贤明的决策。

受自然力量支配的原始人为了在众神的震怒下保护自己，不得不求助于祭司。而祭司的特殊地位，使担任这一职位的拥有无限的权力。他们是不会自动放弃这种权力的。因此从神权到君权的政体变化常伴随着可怕的战争。

只有在犹太人当中，神权牢固地掌握着人们的想像，从不会打破。

摩西从一开始就实行严格的神权政体。“十诫”实际是他的新国家的宪法。根据他的命令大祭司成了人民的行政首脑。会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国家的首都。

征服迦南的过程，削弱教会的权力，而军事领袖却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即使如此，许多士师同时也是祭司，对国家生活有着双重的影响。

在大卫和所罗门统治时期，似乎国王们已经建立起了绝对的君主统治，大祭司执行的是世俗主人的意志，而不是耶和华的意志。

然而，耶罗波安的革命和国家分裂成两个王国，给了祭司们以新的机会，使这些狡猾的人重新获得了他们的特权。

犹太国王罗波安失去了三分之二的臣民和四分之三的领土，但他保住了耶路撒冷。这个城市作为犹太人的宗教中心，比五六个撒玛丽亚和示剑要值钱得多。如果你还记得公元前十世纪，耶路撒冷圣殿被规定为惟一能够举行祭祀活动的地方，你就会清楚它的价值。

这种情况不容易理解。因为我们可以分属于很多不同的派别。或者是卫理公会的教徒，或者天主教徒或者犹太教徒，或者基督教科学派教徒，或者浸礼会教徒，或者路德会教徒，等等。但我们与正派邻居生活在和谐的气氛之中，在星期天（或我们喜欢的其他日子）我们去我们选定的教堂，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做礼拜。

可是，古代的犹太人没有这种选择权。他们必须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的祭坛前祭祀。

犹太国家很小，跑一趟耶路撒冷在体力上是可以承受的。不过，多数犹太人一生中去圣殿也不过两三次，而且是在非常庄严的日子才去。他们不在乎花费几天时间到达至圣所。这使耶路撒冷在人们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中世纪，人们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而在古代的巴勒斯坦，条条大路通圣殿。

当以色列诸王筑起屏障，把他们的臣民与可恨的犹太邻居隔离开来之际，耶路撒冷获得了意外的威望。它成了殉教者的圣地。圣殿的祭司们与犹太国王站在一起。他们认定以色列的统治者为“非法”。他们谴责北方的“叛乱分子”拒绝接受“合法的”王位继承人，从而违背了耶和华的意志。他们实际上把所有以色列人都开除了教籍，并且诅咒他们的恶行。当可怜的北方王国被亚述贪婪地吞并时，犹太神坛的护卫者欣喜若狂。

他们声称这是耶和华惩罚他不忠的信徒，现在天下太平了。

可惜，一百年后，他们没有摆脱同样的厄运。以后几个世纪的流放生活给了他们痛苦的教训，使他们学会了宽容。

我们当代的儿童不容易理解这样的状况。如果他的父母（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喜欢他们的牧师，他们转到另一个教堂，并不感到是犯了什么罪行。但是公元前十世纪的以色列人和同代的犹太人一样，都认为自己是耶和华的忠实仆人。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异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