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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隐词（第1页）

“渔隐”词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这里将陆游的“渔隐”词独立出来，做进一步研究。“渔隐”词，指描写“渔父”形象和生活，表达隐逸闲适情怀的词。词人有意塑造张志和笔下的“青箬笠，绿蓑衣，斜风西雨不须归”的“渔父”形象。但是，陆游从小所受的教育，成长的经历，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他无法成为真正的“渔父”。实际上，词人身心俱未隐，“渔隐”只是他的一种情结，一种精神寄托。

陆游自号“笠泽渔隐”、“渔隐”、“渔隐子”、“笠泽渔翁”，“渔隐”词大多是罢官闲居时所作，这当然与他当时的生活环境及心境有直接关系。

陆游词中被作者自称为“渔歌菱唱”的“渔隐”词有二十首之多。此类词多咏渔父垂钓生活，以山水为背景，写放浪林泉，寄情烟波的乐趣。包括《渔父》五首，《长相思》五首，《鹧鸪天》（家住苍烟落照间）等三首，《采桑子》（三山山下闲居士），《菩萨蛮》（江天淡碧云如扫），《鹊桥仙》（华灯纵博）等二首，《真珠帘》（山村水馆参差路），《点绛唇》（采药归来）等。词中，作者把自己塑造成“渔父”形象，犹如超脱于尘世的“仙人”。但词人有时又牢骚自嘲，不时透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

陆游的渔隐词按其内容来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称之为身隐心亦隐，其中以《渔父》五首中的第二、三首和《长相思》五首中的第一、二首等为代表，写的是像张志和那样真正的隐士生活。另一类称之为身隐心不隐，如《鹧鸪天》（家住苍烟落照间）、《鹊桥仙》（华灯纵博）等。此类词中隐隐透露出他的隐是被迫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隐，陆游心中仍然装着国家，关心着收复失地，爱国之情隐然可见。

早在中唐时期，张志和的《渔父》就给人们以无限的遐想，陆游的《渔父》五首亦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渔父”形象。如其三、四、五云：

镜湖俯仰两青天，万顷玻璃一叶船。拈棹舞，拥蓑眠。不作天仙作水仙。

湘湖烟雨长莼丝，菰米新炊滑上匙。云散后，月斜时。潮落舟横醉不知。

长安拜免几公卿，渔父横眠醉未醒。烟艇小，钓车腥。遥指梅山一点青。

这组词作于淳熙十四年（1187），当时陆游在家乡闲居五年之后，重新被任用，任严州军州事。早在乾道二年（1166），陆游始卜居镜湖之畔的三山，宅院依山临水，风光秀美。他数次被免官后闲居于此。故乡的美景抚慰了词人一颗受伤的心，词人泛舟镜湖上，边饮酒边垂钓，说不出心中有多么惬意。宽广和清澈的湖水**涤了词人心中的烦恼。

又如《长相思》云：

云千重，水千重。身在千重云水中，月明收钓筒。头未童，耳未聋。得酒犹能双脸红，一樽谁与同?

桥如虹，水如空。一叶飘然烟雨中，天教称放翁。侧船篷，使江风。蟹舍参差渔市东，到时闻暮钟。

词作于淳熙十五年（1188）八月，时作者已六十四岁，任严州军州事满，于七月十日回到故乡，认为从此不用再出仕，故选取《长相思》词调，采用连章体，表明今后将逍遥于青山绿水之中，过悠然自适的隐居生活。词人月明垂钓，饮酒闲眠，烹莼丝，听松泉，俨然超尘绝俗的隐者。江南水乡秀丽的风光，宁静纯朴的农家生活，词人生活其中，疲惫的身心得到了慰藉和解脱，一改前此爱国诗词中抗金复土的英雄壮士形象，而展现其潇洒闲散的一面。

词人在水乡平凡而淳朴的生活中得到了心灵的慰藉。相对于城市而言，乡村没有车水马龙，没有灯红酒绿，也消失了城市的喧闹，更没有官场的肮脏和市侩的铜臭气。因此，在城市樊笼和是非圈中羁绊大半生的词人，一旦重返乡村，心中自然而然产生亲切的感觉。

这时的陆游，既无“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诉衷情》）的慷慨激昂，也无“秋晓上莲峰，高蹑依天青壁”（《好事近》）的飘逸清高，而是拈棹舞，拥蓑眠，作水仙，醉不知，甘心终老于水云乡，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无拘无束地畅游，暂时摆脱了尘世间一切羁绊，做一“无名渔父”。

乾道二年（1166），陆游罢官归里。于镜湖三山写下了《鹧鸪天》：

家住苍烟落照间。丝毫尘世不相关。斟残玉瀣行穿竹，卷罢《黄庭》卧看山。

贪啸傲，任衰残。不妨随处一开颜。无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

起首二句写居住环境之优美，接下写自己生活之闲适，动静行止无不惬意。过片写词人贪恋这种旷达生活的情趣，任凭终老田园。但结句陡然一转，“老却英雄似等闲”，表达了不能为国效力，惆怅失意的心情。词中极写隐居生活的萧散闲适，但抑郁不平之气仍按捺不住。因此，表面看来，在优美环境中生活得那么自由自在，其实内心深处充满着壮志难酬、报国无路的悲愤。可以说，这是英雄一时屈身，而不是隐士追求的遁形。

古代士人的信条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独善其身”的方式途径是“隐”。“隐”与“仕”是相对的，与孟子所说的“穷”与“达”相近。陆游前后蛰居山阴的日子都是广义上的隐，而不是张志和真正意义上的“隐”。陆游对此是很清楚的，《寓叹》其二云：“小隐终非隐，休官尚是官。”他的隐只是休官之后的“小隐”而已，这“小隐”只是他生存状态的外在表现，而他的灵魂深处，还继续燃烧着那团抗金复土的不灭之火，他尽可以把一切身外之物统统忘却，但这团火，不属于身外之物，而是他的灵魂所在。

陆游“渔隐”词从创作时间看，绝大部分作于后期，即淳熙五年（1178）出蜀东归之后。这一现象的出现，固然与中年以后心态渐趋平淡的自然规律有关，但更主要的还与作者的生平遭际有关。

在陆游一生中，有两次比较大的挫折。第一次是乾道初年的罢归。据《宋史·本传》，陆游于绍兴二十三（1153）、二十四年因两次考试名列秦桧之孙前而遭秦桧的黜落，一直到秦桧死，始赴任福州宁德县主簿。后孝宗即位，因史浩、黄祖舜举荐被赐进士出身，开始受到重视。这时，朝中主战派占上风，陆游也热心于抗金事业，颇有用武之地。但不久张浚北伐失败，主和派重新抬头，陆游被调离京城，未几又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贬回故里。这对满腔热血、一心报国的陆游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第二次是乾道八年（1172）王炎的离川回京。之前，陆游曾应王炎之召，从夔州到南郑，加入王炎幕府，直接参加抗金斗争。《宋史·本传》说他积极为王炎出谋划策，认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当积粟练兵，有衅则攻，无则守。”其间上与王炎宾主相期，下与士兵习武打猎，度过了一生中最充实，也最难忘的一段时光。但好景不长，是年九月，王炎被召回临安，旋被罢免。陆游也回到成都，任成都安抚司参议官。以后虽调任几处，都是远离前线的地方小官。陆游颇感请缨无路，报国无门，遂日益颓放。终于在淳熙五年（1178）五十四岁时离蜀东归。

经过这两次打击，陆游的思想与情绪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尽管爱国之情仍在他心底炽烈燃烧，但才无所用的现实又使他十分丧气。因此干脆在山水风光里寻求寄托，用平和淡远的隐逸生活和“渔隐”词作来医治内心流血的伤口。可以这样说，就陆游本意而言，他并不想真的隐逸乡村，流连山水，只是现实政治使他一挫再挫，无奈之下，只能以“渔歌菱唱”来发泄与掩盖自己的失意与不满了。这种复杂的心情在词中也有所流露，如《洞庭春色》：

壮岁文章，暮年勋业，自昔误人。算英雄成败，轩裳得失，难如人意，空丧天真。请看邯郸当日梦，待炊罢黄粱徐欠伸。方知道，许多时富贵，何处关身。

人间定无可意，怎换得、玉鲙丝莼。且钓竿渔艇，笔床茶灶，闲听荷雨，一洗衣尘。洛水秦关千古后，尚棘暗铜驼空怆神。何须更，慕封侯定远，图像麒麟。

词中正话反说，怨气甚浓，清楚地表明了作者钓竿渔艇、笔床茶灶的真正原因。这首词作于淳熙八年至十三年间，正是陆游东归后在山阴老家闲居时期。作于同时期的还有一首《破阵子》（看破空花尘世），也能说明陆游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是心中不太平；另一方面又努力“身闲心太平”。陆游在闲居生活中，充满了这种矛盾与痛苦。反映到创作中，就是深隐的用世思想与隐逸的出世之词了。这也可以说是陆游“渔隐”词的最大特色。

淳熙十三年（1186），陆游六十二岁时，再次被起用，知严州。辞别之际，孝宗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当然，两年后严州任满，陆游并没有改变什么，他依然在作“渔隐”词，依然感到内心苦闷，而且比起以前来，更多了几分伤感与苍凉。其《长相思》五首便作于此时，例如：

悟浮生，厌浮名。回视千钟一发轻，从今心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