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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话 说李清照三（第1页）

第三篇话说李清照（三）

十一、话说李清照之党锢的岁月

行香子

天与秋光，转转情伤，探金英、知近重阳。薄衣初减，绿蚁新尝。渐一番风，一番雨，一番凉。

黄昏院落，凄凄惶惶。酒醒时、往事愁肠。那堪永夜，明月空床。闻砧声捣，蛩声细，漏声长。

此阕见宋曾慥辑《乐府雅词·拾遗下》，为无名氏作，但从创作风格等方面看，颇像李清照词。近人李文椅辑《漱玉集》卷四收作易安词，不知有何根据。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李清照集》也收入了它，并“案：此词见《花草粹编》，除冷雪盒本《漱玉词》（即李文椅辑）外，各本俱未收”（1962年9月版，第25页）。所谓《花草粹编》，属哪个版本，没出校记。故到底是不是李清照词，至今让人生疑。

如果是李清照词，那创作时间，当在她的《行香子》（“草际鸣蛩”）之后。这不仅仅因为其下片三结句，与“天与秋光”上片三结句，在意境和遣词上有点相近；也不仅仅因为“草际鸣蛩”题作《七夕》，“天与秋光”写的是“近重阳”事，而李清照也常常喜欢用“联章”形式去表现前后相连的几个不同情感，还因为“七夕”之后，她确实陷入“凄凄惶惶。酒醒时、往事愁肠”的困境之中。“砧声捣”，即在砧上捣衣的声音。“捣衣”就是制作寒衣之前，先将制衣的布帛放在砧上，然后用杵捣平捣软。故人诗文中的月夜捣衣，多写女子思念远行情人的哀怨。此时，赵明诚还在太学读书，尽管长期分居，但没真正意义上的出远门。因此，明月难眠，“闻砧声捣，蛩声细，漏声长”，愁苦的是宋徽宗拟修新政，而这将对尊父李格非的仕途及命运产生深刻的影响。

这件事还得从曾经垂帘听政的向太后去世讲起。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正月，执政不过半载，还政也没半年的向太后一病不起，寿终正寝。翌年，宋徽宗赵估亲政，就改元“崇宁”，意即“崇”神宗年号“熙宁”，公开表明要恢复神宗和王安石之法。

二月甲午（初九），宋徽宗下诏，让蔡确进入哲宗皇帝的庙堂，配享从祀。这实际上是一颗为蔡确为王安石及其熙丰新党复仇雪耻的信号弹，从而悄悄地拉起了一场更大规模、更为残酷的，以牙还牙、以毒攻毒，以言代法、以人废言、以党伐异的斗争序幕。十三日，宋徽宗又下诏：“官员中有志向有道德，长期被埋没在下层官职中，而且品学兼优，可以激励敦厚风俗的。待制以上的官员，每人可以推荐两位自己熟悉的这样人。”过了三天，宋徽宗就任命定州知州蔡京为端明殿学士、大名府知府，蔡卞改任为扬州知州。过了一个多月，又任命蔡京为翰林学士承旨，兼任修国史。这时，左相韩忠彦与右相曾布不和，韩又属于守旧派，徽宗就让他以观文殿大学士出任大名府知府。

五月乙亥（二十一日），宋徽宗下诏：“原来追复太子太保司马光、吕公著，太师文彦博，光禄大夫吕大防，太中大夫刘挚，右中散大夫梁焘，朝奉郎王岩叟、苏轼，全都裁减，每人只追复一级，原任命文书收回。王存、郑雍、傅尧俞、赵瞻、赵、孙升、孔文仲、朱光庭、秦观、张茂则、范纯仁、韩维、苏辙、范纯粹、吴安诗、范纯礼、陈次升、韩川、张耒、吕希哲、刘唐老、欧阳棐、孔平仲、毕仲游、徐常、黄庭坚、晁补之、刘跂、王巩、刘当时、常安民、黄隐、张保、汪衍、余爽、汤馘、郑侠、常立、程颐、张巽等四十人，给予轻重不同的处罚。只有孙固是神宗皇帝当藩王时使用的人，已经恢复的职名和赠官才免予追夺。任伯雨、陈祐、张庭坚、商倚等人，一律转交吏部，令他们在外地随意就差。陈瑾、龚夬一起给予虚职俸禄。”同时，又下诏说：因元祐朝、元符朝和当朝三次受贬降的人，除去韩忠彦曾经担任宰相，安焘是前执政，王觌、丰稷曾担任侍从之外，苏辙、范纯礼、刘奉世等五十七人，命令三省登记在案，不许给在京城的差遣职事。

与此同时，原改革派并依然积极支持恢复新法主张的人，自然就得到升迁。五月庚辰（二十六日），宋徽宗就任命许将为门下侍郎，温益为中书侍郎，翰林学士承旨蔡京为尚书左丞，吏部尚书赵挺之即李清照的公公为尚书右丞。

不久，曾布因为曾经重用元祐朝的“奸臣”，被殿中侍御钱通弹劾，故降为观文殿大学士、润州知州。

七月乙酉（初二），“诏知和州曾肇罢，右丞陆佃、知海州王觌、知常州丰稷、知和州王左、宫观李格非、知濮州谢文瑾、永州安置邹浩八人，并依五月乙亥诏籍记。”（《九朝编年备要》崇宁元年七月下）。也就是说，当日李清照的父亲才人党籍，并按五月二十一日诏令登记在案，不得在京任职。《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一，记本年七月乙酉也说：藉记元祐党人姓名不得与在京差遣者十七人，格非名列第五。《宋史·李格非传》还载：“提点京东路刑狱，以党籍罢。”据此，被罢官并入党籍，是在同一天，不过有前后程序罢了。

七月戊子（初五），任命蔡京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制命下达那天，宋徽宗在延和殿召见他，赐他座位，并诏命说：“神宗创造新法并确定新制，哲宗又继承了它，遭到了两次变更，国家大计还没确定，朕想继承父亲和哥哥的志向，爱卿打算怎么来引导朕?”蔡京顿首拜谢说：“臣一定万死不辞。”从此，宋徽宗围剿元桔党人，有了个得力的干将和参谋。

第二天，宋徽宗下令烧毁元祐朝法令。

七月庚戌（二十七日），有大臣上疏说：“本年五月复坐党籍落职，管勾亳州明道宫的张耒，在颖州听说苏轼去世，拿出自己薪水在荐福禅院里为苏轼布施僧人，还穿着白色丧服哭丧。”宋徽宗下诏：“再贬张耒为房州别驾，并罚为黄州安置。”

所谓“张耒”，就是李清照在《（语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中的“张文潜”的本名。他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这个疏章也令人不寒而栗。因为宋徽宗继位时，早在绍圣四年（1097年）再贬儋州（治今海南省儋县西北旧儋县）的苏东坡遇赦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今江苏常州市）。苏轼都去世一年了，还要处理张耒。家君李格非尽管是变法派，但人称“苏门后四学士”之一，与苏轼、张耒、秦观、晁补之等人走得很近，这使作女儿的感到“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何况，尊大人这些师友，她也熟悉，有的还是忘年之交。于是，“七夕”以后，李清照总觉得“天与秋光，转转情伤”；“黄昏院落，凄凄惶惶。酒醒时、往事愁肠”。

八月初三，又有大臣上疏说：“陛下刚继位时，默然无语，曾开辟上书言事渠道。然而，上书的人，有的从平民获取甲科功名，兼任一县之长；有的晋升一级官秩，或者解除了武官职务，改任寺丞、监丞或主簿等职位。天下的士人，不知道他们都议论列举了什么事，常常疑惑不解，至今还不清楚，希望朝廷能公开他们所上的密封奏折。如果说的对国家大事有补益的，确实是出于公心的，也就自然心服口服了；或许有人怀着非分之想，凭侥幸得到名位，却没一定的忠心嘉言，只是用藏奸耍滑模棱两可的语言，迎合下面的人欺骗皇上，危害先人且损害皇上的初政，那现在怎能置之不问。如果认为臣的建议不可采纳，请皇上及早赐诏施行。”这个奏折的内容，用今天时尚的话概括，那就是要政务公开，提干透明；不搞一言堂，要舆论监督。甚至要公布一切经上书言事渠道提拔的主要依据，而不是公示一下以做做形式。宋徽宗似乎犯难了。尽管不许朋党结帮，但自古朝廷也是在堂皇正大的名义下，培植亲信，排斥异己；保守派如此，改革派何尝不是如此?此事当然得想好了再下诏，当时就没下文了。

到了八月丙子（二十四日），宋徽宗又下诏了，但说的是“司马光、吕公著、王岩叟、朱光庭、孔平仲、孔文仲、吕大防、刘安世、刘挚、苏轼、梁焘、李周、范纯仁、范祖禹、汪衍、汤馘、李清臣、丰稷、邹浩、张舜民的子弟，一律不得在京城做官。”风声越来越紧。其中李清臣（1032—1102年）刚刚在年头去世，严亲李格非还为文祭他（参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九《诗话续集》）。如果有人上疏问罪，那也会落得张文潜一样的下场。李清照整日提心吊胆。

过三天（八月已卯），宋徽宗任命赵挺之为尚书左丞，翰林学士张商英为尚书右丞。

李清照怎不笑逐颜开啊?赵挺之可是她的亲翁。然而，张琰在绍兴八年（1138年）三月撰《（洛阳名园记）序》时追忆说：“文叔在元祐官太学。丁建中靖国再用邪朋，窜为党人。女适赵相挺之子，亦能诗，上赵相救其父云：

何况人间父子情?

这句话并没题目，是否清照诗相当可疑；就算是易安诗，也未必是写给她的公公。因此，人们为它拟了个题目为《上赵挺之》，这显然失考，最多只能算是“断句”。还必须指出的是，黄庭坚《忆邢悖父》中也有这句：“眼看白璧埋黄垠，何况人间父子情。”论者都以为是清照袭用庭坚成句，或巧合，其实也可能是张琰抄袭它来作为一种不可告人的武器，因为此序接着还说“识者哀之”。连细节都有。然而，此时挺之刚刚提为尚书左丞，而他却说是宰相。原因何在啊?有的专家学者替他辩护说，此“系作者追叙之语”。其实，稍加思索你就知道，这是在妖魔化改革派与赵挺之，要不怎么会说“丁建中靖国再用邪朋”?这种丑化，不仅仅发生在宋代，影响《宋史》撰写，甚至今天还阴魂未散。譬如，有一部《李清照新传》，是如此“再现”这段历史：

……向氏卒后，宋徽宗改元“崇宁”，名义上是要恢复熙宁、元丰新政，但大权被蔡京、童贯等佞人所纂，他们借“绍述”神宗新政为名以售其奸。赵挺之亦属崇宁政要，他与苏轼之间私怨很深，且各有是非。“首陈绍述”者是不是赵挺之尚可别论，但“专以绍述为国是”，排击苏党旧臣，当正中其怀。这样一来，在元祐年间被高氏重用的苏轼等人，便被视为“元祐党人”。苏轼已卒，崇宁元年五月便将苏辙等五十七人，列入党人名单，不得在京任职。不久李格非被罪，至七月又有十七人被列入元祐党籍，李格非名在第五……

正如前述，此时的“大权”不但未“被蔡京、童贯等佞人所纂”，而且包括苏轼、苏辙和李格非在内的许多人被列入元祐党籍，与自试吏部尚书兼侍读、修国史、编修国朝会要，迁中大夫，除尚书右丞（《宋宰辅编年录》卷十一）的赵挺之，是“一把米摔壁”没一粒能沾着。再举一个例子，被人们传得纷纷扬扬的陈师道之死，也是为了证明“赵挺之在当时的名气，那可是相当地‘臭’啊”。然而，顺藤摸瓜，你会发现，那也是某些专家学者编造出来的假话。此事原载《朱子语类》卷一三○：

陈后山与赵挺之、邢和叔为友婿，皆郭氏婿也。后山推尊苏、黄，不服王氏，故与和叔不协。后山在馆中，差与南郊行礼。亲戚谓其妻曰：“登郊台，率以夜半时，寒不可禁，须多办棉衣。”而后山家止有一裘，其妻遂于邢家借得一裘以衣。后山云：“我只有一裘，已著，此何处得来?”妻以实告。后山不肯服，亟令送还，竟以中寒感疾而卒。或曰：“非从邢借，乃从赵借也。”故或人祭文有云“囊无副衣”，即此谓也。

这里说的很清楚，陈师道（1053—1101年，号后山居士），与赵挺之、邢和叔都是郭概的女婿。他宁死不穿的是邢和叔的棉衣，但后来传为是挺之的。当然，假如是挺之的，也可能不会穿。因为陈师道推尊苏东坡和黄庭坚，不佩服王安石，而邢和叔与赵挺之是王安石新党中人，故他拒穿这两个连襟的棉袄，结果中寒感疾，于去年十二月卒于南郊。朱熹对陈师道这种行为推崇备至，后世也有不少人称赞不已。然而，套用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流行语，这只表明陈师道的“派性”强，并不等于说赵挺之或邢和叔的“人品”不好。从现有史料看，赵挺之不仅人品颇佳，而且对蔡京的恶劣作法也有批评，乃至抗争。不过，许多专家学者都喜欢“一刀切”，故把赵挺之的行为说成是向蔡京“夺权”。

九月己亥（十七日），宋徽宗御批中书省：“应名列元祐党籍中受责罚的，而在元符末年恢复官职不当的人，各查明原来登记确定的姓名上报，并不准他们在京供职。”所谓“不当”，即徽宗上台后，曾召回并甄别了一批哲宗时被贬谪的大臣，安排了官职，现在他认为这种处理过于优待，是不妥当的。于是，蔡京就登录了他们的名字，并把罪行分成等级，称为“奸党”，请宋徽宗亲笔御书，刻石立于端礼门。据《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一载，总共有一百二十人。其中，文臣执政官员有文彦博等二十二人，待制以上官员苏轼等三十五人，其他官员秦观等四十八人，内廷官员张士良等八人，武官王献可等四人。格非名列其他官员（即“余官”）第二十六。然而，《宋史·徽宗纪》却说“凡百有二十人”，还有三人是谁，至今仍是一个谜。

在这前四日，经过深思熟虑，徽宗还诏令中书省登记元符三年（1100年）上的章疏、姓名，并分为正邪各三等。因此第二天（九月十八日）又下诏，属正类的40人，都给予嘉奖提拔；邪类共542人，都受到轻重不同的处罚。打击面相当深广。

十月丙子（二十五日），又有大臣上奏：“元祐党人，朝廷最近已处理了。所有在元符末年，又形成朋党，变更朝廷法度恢复元祐做法的，伏望皇上也能详细考虑给予惩罚。”于是，宋徽宗下诏：周常、龚原、刘奉世、吕希纯、王觌、王古、谢文瓘、陈师锡、欧阳棐、吕希哲、刘唐老、晁补之、黄庭坚、黄隐、毕仲游、常安民、孔平仲、王巩、张保源、陈郛、朱光裔、苏嘉、余卞、郑侠、胡田，全部撤销祠禄，并迁到别的州、军居住。同时，根据申请宫观虚职的新规定，这些人还不得呆在同一个州内。所谓“祠禄”，就是宋代大臣罢官后，令其管理道教宫观，又没具体职务，但褂个名每月还能领到一些微薄的食物俸给。如今，连这个待遇，也取消了。

还必须指出的是，《宋史·徽宗本纪一》载：“丙子，刘奉世等二十七人，坐元符末党与变法，并罢祠禄。”然而，《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与《续资治通鉴》，所提供的上述名单只25人，尚缺2人。这2人是谁啊?其中一人，当是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理由有三。首先，在“七月乙酉”的诏令中，格非的职位就是“宫观”虚职。其次，他也入党籍，但与晁补之、黄庭坚等人一样，并非因为属“元祐党人”，而是牵涉“元符末党与变法”一案。第三，他被“迁桂岭（一名桂阳岭，即今广西贺县东北桂岭）外”，这等于流放，但罪名不大，只是“轻第一等”，纯粹是“十月丙子”令要这些人“不得同在一州”造成的。

在崇宁年间，李格非并没处理回原籍章丘，而是被“迁桂岭外”，这有他五言《初至象郡》等作品为证。《初至象郡》云：

一、

裨海环□□，□□□□国。

世人持两足，遽欲穷畛域。

心知禹分土，未尽舜所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