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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话说李清照一（第1页）

第四篇话说李清照（一）

一、话说李清照之父亲李格非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生于宋仁宗庆历、皇祐年间（1048—1053年），字文叔，今山东地区人。少时就“俊警异甚”，很有才华。熙宁五年（1072年）发解（明清始称举人），时二十岁左右。过了四年，登熙宁九年（1076年）进士第。

从时间上看，正是宋神宗在王安石的支持下，从熙宁四年（1071年）至元丰二年（1078年）间，掀起的北宋第二次兴学**，史称“熙宁、元丰兴学”。这次兴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整顿太学和州县之学。熙宁四年，诏令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州县，普遍建立学校。王安石认为：“古之取士，俱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宋史》第一百五十五卷《选举志一·科目上》）。于是，整顿学校教学，以《易》、《诗》、《书》、《周礼》、《礼记》为教本，征求各路“经术行谊”之士为教授。当时对这些教本的解释，是以唐代学者孔颖达编纂的《五经正义》为准。这本书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兼顾到各学派的不同观点，但几十字的经文常常会有几百、几千，甚至上万字的注释，读书人不胜其烦。因此，王安石重新阐释《周礼》，删去繁琐的旧注，着眼于现实需要，名为《周官新义》，同时由他的儿子王雱和知制诰吕惠卿等人一起诠释《诗》、《书》，合称为《三经新义》，以代替唐代宗时规定的《五经正义》，并在神宗的准许下，于熙宁八年作为学生必读教材，颁布各路学校。

整顿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取消以诗赋声病取进士，以记诵默写试明经的传统科举考试。

明经，就是通晓经学，明于儒术的意思。汉武帝独尊儒家学说，因此，汉代以明经射策取士。射策是考试方法，先将写好策题的竹筒列在几案上，让应考者随意抽取作答。隋炀帝起置明经、进士二科。到了唐朝，增加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四科。这个秀才与明清时称入县学的生员为秀才不同，也与宋时叫应举的人为秀才有异。它是带有荐举色彩的科举考试的科目名，要求的是品学秀美的文学之才。明法就是明习法令，选拔通晓法律的人士；明字，录取文字学及书法方面的人才；明算，只取数学专才。这四科，加上以经义取者为明经，以诗赋取者为进士，共为六科。明经又有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史科等名目，让世人眼花骨软，头晕脑胀。当时人重进士轻明经。这不仅仅因为明经考试靠记诵，年轻人记忆力好，容易考上，而进士考试以诗赋为主，要想及第并非那么简单。以至早在唐代，就流传“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这句话，意即50岁时能考上进士，那还算是年轻的；30岁时才考上明经，那已是年纪大了。科举考试不是漫画里所说的武大郎招聘，也不是单纯为了官员年轻化、知识化或出时髦、搞花架子，更不是解决年轻人就业难的压力，而是为国家选拔既靠死记硬背，更有一定真才实学的士子。因此，明经选出的主要是州县地方官吏，而进士及第往往能担任朝廷的大官。王安石却来个“九合诸侯，以匡天下”，不但罢去明经诸科，只保留进士一科，而且进士科也不考试诗赋、帖经、墨义等项目。你想中举，只要在《易》、《诗》、《书》、《周礼》、《礼记》中选择一经，深入专研，再兼习《论语》、《孟子》就行了。这样改革，有利于突出经义、策、论在取士中的作用，因而考试被分为四场：第一场，试考生所专学的《五经》之一经的大义十道；第二场试兼经，即《论语》和《孟子》的大义十道；第三场，试论一道；第四场，试策三道，礼部考试就增加二道。说白了，王安石如此简化科举考试，目的也不是要录取全才，或只会背法令、晓书法、工算数，能吟诗作赋等专门人士，而是着重选拔一些通经术、明时务的人才，为宋王朝的封建统治服务，为变法服务。

在我国古代，北方的士子长于经学，南方尤其是今江苏、安徽两省的长江以南部分，以及上海市和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地的读书人善于诗赋。因此，科举考试是以经学知识还是以诗赋文学为主要内容的争论，早在唐代就开始了。到了北宋中叶，南方士子及第人数越来越多，北方发解占及第者的比例还没到三分之一。李格非自己也说：“祥符、景祐之间（1008—1037年），齐鲁举子尚多以一经决科”（《贺仅墓志铭并序》，载韩明祥编著《济南历代墓志铭》，第73页，黄河出版社2002年版。）王安石的改革，自然有利于北方士子，这就引起了时任殿中丞、直史馆的苏轼反对。不过，苏轼不同意以论策取代诗赋，是担心天下文学之士无进身之阶。他认为，变更祖宗法制是不明智的，兴学也是徒劳无益。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责实无非是孝、勇等美德，古人都行之有效。从考试的科目看，好像策、论比诗、赋有用，实际上它们对于政事都没什么补益。自唐朝以来，通过诗赋应试进入朝廷的名臣，不可胜数，他们有谁辜负了天下的人?策、论之类的文章没有“规举准绳”，容易学优而仕；如果没有“声病对偶”，考试就精芜不一，很难做到择优录取。因此，改革贡举之法是没必要的（《苏东坡文集》卷二十五《奏议·议学校贡举状》）。

“诗赋取士”的诗，不是一般的格律诗，更不是在“文革”之后连小孩子都会写的各种白话诗，而是五言十二句的排律。它只能押一个韵，还得讲究联对声律平仄转合等技巧。科举考试用的赋，也不是常见的骈赋，而是规定每篇要在350字以上，通常以八个字为一句话来作为全篇应押的韵，并以音律谐协、对偶精切为工的律赋。如，唐开元二年（714年）那场考试，题目为《旗赋》，要求以“风日云野军国清肃”为全文的韵脚字。开元的另一次开科，被后人称为“颜体”的书法家颜真卿也应试，题目是《象魏赋》，限定以“象悬国章道崇政理”为韵。这样作诗为赋，就像带着镣铐跳舞，既会碍手绊脚，又能想方设法地表现自己的能力。对考官来说，又有一定的评判标准，谁出韵犯拗就不予录取。不像现在高考，规定不许写诗而有人却又作诗，评卷老师即使不懂得诗，但只要他认为写得如何如何地好，就会给满分。

不言而喻，苏轼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王安石也没有彻底颠覆科举制度。因此，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他不仅罢去明经诸科而合为进士科，并且在原有的按区域解额的分配数量上，尽量向北方地区倾斜，努力做到考试公平（或教育公平）与区域公平（即政治公平）的辩证统一。也就是说，李格非自小能专心经学，并在熙宁九年登进士第，这不全是他个人的本事，还有地域的传统和时代的因素造成的。因此，《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文苑志·李格非传》的某些说法，是不太准确的。其词云：

有司方以诗赋取士，格非独用意经学，著《礼记说》至数十万言，遂登进士第。

还必须指出的是，李格非数十万言的《礼记说》，它对《礼记》的经文和注释所作出的种种说明和补充，肯定既符合宋王朝的现实需要，又不违背王安石《周官新义》的精神，要不怎么会“遂登进士第”啊?

正如司马光所说：“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不得美官”（《乞贡院逐路取人状》，《司马光奏议》卷十三）。于是，不久格非就娶妻得官，调冀州（治信都，今河北冀县）司户参军，掌户籍、计账、道路、婚姻、田讼等工作；后为试学官，主持州的科举考试；又三年后，为郓州（治须昌县，今山东东平县西北）教授，负责州学的课试之事。北宋的州县吏禄非常少。在熙宁三年（1070年）以前，也就是在李格非“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时，吏胥大都没有俸禄，即使县令、参军等低级官员也不过十千钱、两石米麦，根本没法养家糊口。因此，只好靠弄权纳贿、挟势侵牟、鱼肉百姓过日子，往往也由此脑满肠肥、库足箱盈、家财万贯。为了澄清吏治，减少腐败，并使这些官员和吏胥感受到改革的好处，以维护支持变法，宋神宗在熙宁四年（1071年）秋天开始增加他们的俸禄。县令、录事参军的俸钱增至十五千、米麦至四石，主簿、县尉等钱十二千、米麦三石。各州学官，给田十顷作为俸费。不过，当然，这还只是“脱贫”，不是“小康”。因此，在州里工作时，郡守看到李格非安贫知礼，就想让他兼任他官，以便多个生财之道，好贴补家用。格非却乐贫甘贱，婉言谢绝。

元祐元年（1086年），李清照五岁，李格非已入补太学录。太学录是北宋的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国子监所属的学官。它和太学正一起，主管学规，对违章犯规的学生分别处以五个等级的处罚，同时协助教学。此时，神宗已去世，哲宗继位，但他才10岁，故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太后一向对新法变革不满，就启用司马光，打击变法派，废除新法。《三经新义》当然也被取消了，并以《五经正义》为教材，但王安石的《周官新义》还有相当影响，直到南宋理学家朱熹在诠释《仪礼经传通解》时还多方参考。因此，格非的《礼记说》也没时过运去，不久他就升为太学正。

宋代国子监设置学正、学录各5人，职位在博士、助教之下，但政治地位并不低。元祐五年（1090年）七月，宋哲宗驾幸太学，左仆射吕大防首倡，梁焘、李之纯、刘奉世、周商、李师德、吴安持、秦观等人都有和作。李格非也有《哲宗幸太学唱和》，诗云：

日月天回十二章，诏移清跸幸膠庠。

六龙稳转桥门曲，多士横穿锦仗行。

俎豆威仪瞻阙里，东西风教自周王。

太平谁谓初无象，四海形容在一堂。

“膠庠”本是周朝的学校名，格非借指北宋太学，从而将哲宗暗喻为重视风俗教化的“当代周王”。此诗通过描写哲宗一行“考察”太学的空前盛况，大肆歌颂皇恩，文致太平，没有什么艺术价值，但也表明李格非学正并非等闲之辈，他不仅有能力而且有机会，与哲宗皇帝以及包括宰相吕大防在内的高官显爵更唱迭和。

元祐六年（1091年），格非转为博士，撰《哲宗幸太学君臣唱和诗碑》，掌管太学的分经讲授，考核程文，以德行道艺训导学生等工作。元桔八年（1093年）七月，已经是左奉议郎校对秘书省黄本书籍（见《洛阳新获墓志》之《王拱辰夫人和义郡夫人薛氏墓志铭》）的李格非，此时以文章受知于兵部尚书兼在皇帝左右充任侍读大臣的苏轼，与为馆职的廖正一（《东都事略》作安州即今湖北安隆人，《闽书》作福建将乐人）、李禧、董荣，并号为“苏门后四学士”（韩淲《涧泉日记》卷上）。李格非与苏东坡的关系相当融洽。有一次，格非病了，苏轼“既为忧悬”；不久好了，苏轼便“不胜喜慰”。还有一次，李格非带着自己的诗作向苏轼请教。苏东坡不但称赞他的“新诗绝佳”，还在当月十五那天与“得之同往”格非处。从苏轼《与文叔先辈二首》短简中，有“恐竹不如肉”，“又恐甲嫂见骂”等语看，他不仅与李清照的父母非常熟悉，而且多次来过“有竹堂”。得之（一作德之），名徐大正，瓯宁（今福建建瓯）人。《宋元学案补遗》卷九十九云：“元韦中，东坡见之，遂与定交。尝筑室北山下，名‘闲轩’。”由此可见，《苏轼文集》卷五十七在题下注，这两封信作于他谪居黄州时。此时，李清照都十二岁了，她肯定也认识苏东坡。本年，秦观、晁补之、张耒也在秘书省任职。十月，苏轼出知定州。

在宋史和中国文学史上，元祐都是个令人注目的时期。由于高太后制定的废除熙宁新政的治国方针，贯串于整个元祐年间（1086—1094年），故史称“元祐更化”。高太后去世后，哲宗亲政，又废止元祐所为，奉行元丰旧法，历史就进入了“绍述”时期。哲宗殡天，徽宗继位，不但追复神宗之法，还立起元祐党人碑，禁止“元祐学术”。元祐诸公当然包括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于是，后人又将元祐与文学联系在一起，认为那是个风貌独特、佳作迭起、有声有色的黄金时代。如南宋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九中说：“元祐文章，世称苏、黄。”稍后的严羽也在《沧浪诗话·诗体》中，说到“元祐体”，并注道：“苏、黄、陈诸公。”近代著名诗人陈衍（1856—1937年）说得更具体：“盖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唐玄宗）开元，中元（唐宪宗）元和，下元（宋哲宗）元祐也”（《石遗室诗话》卷一）；“今略区元丰、元祐以前为初宋，由二元尽北宋为盛宋，王、苏、黄、陈、秦、晁、张具在焉，唐之李、杜、岑、龙、龙标、右丞也……宋何以甚异于唐哉!”（《宋诗精华录》卷一“案”）所谓黄（庭坚）、陈（师道）、秦（观）、晁（补之）、张（耒），如果再加上李廌，就是南宋时人所说的“苏（轼）门（下）六君子”；如果去掉陈师道，那就是“苏门四学士”。为了区别他们的文学成就，以及与苏轼交游或被苏轼荐拔的前后时间，人们才称李格非、廖正一等人为“苏门后四学士”。单此一点，也可以看出，他在创作上所取得成就。不过，在苏门前后四学士中，张耒、李格非等人是熙宁年间进士，而秦观、晁补之、廖正一等人又是元丰进士。由此可见，元祐文坛当是陈衍所说的以王安石与苏东坡为坛主，而不是胡仔、严羽所认为的那样，是独以苏轼为霸主罢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告诉世人，王安石不以诗赋声病取进士，这一改革并没从根本上阻碍了当时文学的繁华昌盛。科举考试和当今的高考，都只是学校教育的指挥棒，并非文坛诗苑的红绿灯。

绍圣元年（1094年）五月，刚担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的变法派章悖，请编元祐群臣章疏，想对顽固派进行报复，便召格非为检讨。这个职位次于编修，但与修撰、编修同是史官，而且在宋代都是随时设置的官位。格非虽然是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和受益者，但随着交游面的扩大，以及宰相蔡确死于“党附”性质的诗祸，因而对朋党之争有自己的看法，就不愿意参与编纂元祐群臣章疏。于是，被出任为广信军（治遂城县，今河北徐水县）通判。军是宋代行政区划名，与州、府、监同隶属于路。通判的意思就是共同处理政务。北宋初期，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势力太大，威胁朝廷，就用文臣知州，并置州、府、军通判，其地位低于州、府、军的长官，却掌握连署州、府、军、监的公事和监察官吏的实权，号称“监州”。广信军辖内有一个道士，常替人占卦出卜，妄谈祸福，偶尔也应验有灵，受誉获赏，于是出必乘车，欺世惑众。格非像韩愈、欧阳修一样，既不信邪也不信道。有一次路遇这个道士，就呼喝身边的随从，将他从车上硬拖下来，当场洞穿其奸，尔后笞杖伺候，赶出辖外。

当了一年监州以后，又被召回京任弘文馆校书郎，负责校刊书籍，订正讹误。此时（1095年），李清照才14岁；而本年起至元符三年（1100年）九月，章悖独相。

回弘文馆不久，格非曾去了一趟西京洛阳（今属河南）。洛阳位于黄河中游南岸的伊洛河盆地。在东西不足百里的洛河沿岸，历史上有夏（太康）、商（汤）、西周（武王）、东周、东汉、三国魏、西晋、北魏（孝文帝以后）、隋（炀帝）、周（武则天）、五代唐等11朝，在那儿建都；新（王莽）、唐、五代梁、晋、汉、周、北宋等7朝，都以它为陪都，所以人杰地灵，名胜古迹摇曳多姿。一说到北宋园林，许多专家学者就言必称艮岳。其实，人间仙境般的艮岳是皇家园林。它广袤10余里，峰高90步，山泉亭阁，殚奇尽怪，花时六载之久，才于宣和四年（1122年）竣工，是北宋园林的登峰造极之作，但不管怎么说都只是赵宋末年的回光返照，而不是北宋初中期的代表作，也根本没法代表北宋园林的一般状况。北宋一般园林（即士人园林、寺院园林等）根本没有艮岳那么大，但比南宋的大。尽管如此，它依然不以莽莽广广、堆千积万取胜，而是壶中天地，曲有奥趣；步步莲花，风情万种。尤其是在当时号称“为天下第一”（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四语）的洛阳名公卿园林，它们多分布在城的东南隅以便于引水凿池，并以置石叠山、种花借景等手段，对空间比南朝谢灵运和盛唐王维以整个山林河谷为庄园小得多的中晚唐宅园药圃进行翻陈出新，所以建造了比宋徽宗艮岳小巧别致，但比天地自然更为丰姿冶丽的迷人景观。在李格非的记忆中，这种园林造山的不多，其亭台楼阁散散落落，但广植花卉竹木，尤以牡丹、芍药为盛，却也湖光山色，引人入胜。如，“文潞公东园，本药圃，地薄东城，水渺弥甚广。泛舟游者，如在江湖间也”；新建的宰相富弼的富郑公园，其卧云堂与四景堂“相南北，左右二山，背压通流，凡坐此，则一园之胜，可拥而有也”。这种湖园美景，常常使漫步其中的李格非，感受到自己被融入极为和谐且有无尽无穷宇宙的意趣之中，因而他曾感叹道：“若夫百花酣而白昼眩，青苹动而林阴合，水静而跳鱼鸣，木落而群峰出，虽四时不同，而景物皆好，则又其不可殚记者也。”就这样，流连忘返，思绪云骞的李格非，便撰写了一卷《洛阳名园记》。

这本专著，记述了富弼的富郑公园、董氏的西园和东园、王开府的环溪园、刘给事园、安公的丛春园、李侍郎归仁园、太师文彦博东园、司马光独乐园，以及太子太师许国公吕蒙正等人在洛阳的名园共18所；另有牡丹花圃和市集一处，名叫“天王院花园子”。此专著正文后，李格非忽然发表了一通借唐喻宋、切中时弊的侃侃谔谔忠言谠论。其“论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