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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话说李清照之赵明诚及其家人（第1页）

九、话说李清照之赵明诚及其家人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二十岁的李清照与二十一岁的赵明诚，结为鸳侣。

赵明诚，字德甫（又作德父、德夫），生于神宗元丰四年冬季（1081年11月前后），故结婚时比清照大一岁。其父赵挺之（1040—?），字正夫，密州诸城（今山东诸城市）人，与李清照的老子李格非算是同乡。

赵挺之自小酷爱文史书法，故非常喜欢收藏古书金石字帖。据赵明诚在《唐遗教经跋尾》中回忆说：“余家藏金石刻二千卷，独此经最为旧物，盖先公为进士时所畜尔”（《金石录》卷三十）。在《金石录》中，明诚还提到“余家藏”的《爵铭》、《秦权铭》、《元寿碑》、《父乙彝铭》、《姚辩墓志》、《周大夫始鼎》等古器物铭和志碑拓本，以及五代宋初画家郭忠恕（?—977年）八分书《怀嵩楼记》墨迹等文物，可见其藏品之珍奇丰富。

在熙宁三年（1070年）进士（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三）上第（《宋史》卷三五一本传）后，赵挺之为登（治今山东蓬莱）、棣（治今山东惠民）二州教授。元丰八年（1085年），通判德州（今山东陵县）。五月戊申，黄庭坚与石辅之、柳仲远等人，在赵挺之宿舍中，观赏他的藏品《绛本法帖》、《虞永兴道场碑》，以及唐朔方节度使韦元甫得自民间的《乐府木兰诗》等拓本，并惊诧他“古书帖甚富”（《豫章黄先生集》卷二十五《题乐府木兰诗后》）。此时，李清照才四岁。九月十三日，李格非在家乡章丘县明水，为已故里人撰《廉先生序》。

元祐元年（1086年）六月，中书侍郎张璨推荐挺之为馆职。十二月，朝奉郎赵挺之为集贤校理。翌年六月，又为监察御史。挺之有三个儿子：长为存诚，次名思诚，幼即明诚。俗话说：“爸奶疼细仔”。在京城，赵挺之也常常带着六、七岁的小明诚，业余时四处访求古代的金石刻录文字。在令尊的影响下，赵明诚也开始喜好金石碑刻帖本。

后来，发生了导致赵挺之出任为徐州（今江苏徐州市）通判，并给以后的赵、李两家，乃至北宋皇朝都带来深刻影响的“车盖亭诗案”。

所谓“车盖亭诗”，全称为《夏日登车盖亭诗》，作者是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蔡确（1037—1093年）。进士及第后，先在地方任职，后被王安石荐为三班主簿，又被邓绾荐为监察御史里行。他善观皇帝面色。元丰初（1078年），为御史中丞。二年，为参知政事。五年，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八年，神宗去世哲宗立，转左仆射。然而，一贯对王安石变法持否定态度的高太后垂帘听政，却进用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废除新法，并找个借口于元祐元年（1086年）闰二月夺了他的相位，让他以观文殿学士的头衔出知陈州，继而改知毫州。次年，蔡确坐弟蔡硕贪脏事，罢学士，改知安州，旋又改知邓州。

在安州（今湖北安陆市）期间，他游车盖亭（在今安陆市西北），兴致所来就写了十首绝句。这十首诗流传甚广。元祐四年（1089），知汉阳军的吴处厚因与蔡确有过节，就在四月笺注这些诗并上奏，说“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续资治通鉴长篇》卷四二五，元祐四年四月壬子条附）。这五篇于下：

静中自足胜炎蒸，入眼兼无俗态憎。

何处机心惊白鸟，谁人怒剑逐青蝇。

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

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

风摇熟果时闻落，雨滴余花亦自香。

叶底出巢黄口闹，波间逐队小鱼忙。

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

古人不见清风在，叹息思公俯碧湾。

喧飓六月浩无津，行见沙洲束两滨。

如带溪流何足道，沉沉沧海会扬尘。

吴处厚怎么“笺注”啊?他注第一篇三、四两句云：“以讥谗谱之人”；注第二篇第三句云：“方今朝廷清明，不知确笑何事”；注第三篇后二句云：“讥新进用事之臣”；第四篇的注文颇多，主要意思是说用武则天篡唐事影射高太后听政；注第五篇最后一句云：“此盖时运之大变，尤非佳语。”

俗话说的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细读那五首“车盖亭诗”，就会知道那全是吴处厚穿凿附会凭空捏造，蔡确也根本不可能有“怨谤君父”之类的意识和胆量。再说，即使有，那可以诠释评论，也不能兴狱问罪，因为怨刺毕竟是诗文一个基本功能。《诗·魏风·葛屦》末两句：“维是褊心，是以为刺。”所谓“刺”，就是下对上的讽喻。孔子也说：“诗……可以怨”（《论语·阳贷》）。所谓“怨”，《毛诗集解》引孔安国注云：“怨刺上政。”其实，文学艺术所要表现的情感是具有普遍社会意义和崇高道德价值的，故怨刺仅仅是其中一种情感，而且不仅仅针对“上政”，还应该包括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方面，但对政治上的腐败现象进行批评，毕竟是最重要的一个层面。《毛诗序》也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日风。”“风”通讽。谓用婉言之辞进行劝说；“风刺”，意即要含蓄地进行讥刺。汉代学者甚至将《诗》三百篇分为颂“美”和怨“刺”两大类。在《国风》、《小雅》中，怨刺之作比目连枝。然而，左、右谏处大夫梁焘、范祖禹等人，获悉吴处厚的“笺注”后却如获至宝，就一而再地上疏请求严惩蔡确，并置全部改革派于死地。也有人表示反对。为此，梁焘还上密疏开列了所谓“王安石之亲党姓名”（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一说，这名单是宰相吕大防与台谏梁焘、刘安世商定的）和“确亲党姓名”，请求高太后“榜之朝堂”。二党人名单於下：

确亲党：安焘、章悖、蒲宗孟、曾布、曾肇、蔡京、蔡卞、黄履、吴居厚、舒亶、王觌、邢恕等四十七人（《玉照新志》作“六十人”）；

安石亲党：蔡确、章悖、吕惠卿、张璪、安焘、蒲宗孟、王安礼、曾布、曾肇、彭汝砺、陆佃、谢景温、黄履、吕嘉问、沈括、舒亶、叶祖洽、赵挺之、张商英等三十人。

因此，元祐四年五月，蔡确被流放岭南，贬为英州别驾、新州安置时，包括赵挺之在内的所谓“元丰奸人”，也分别受贬官处分。

赵挺之为徐州通判时，大概全家都迁去。时，明诚九岁，但已开始收集碑石帖本。在《晋乐毅论跋尾》中，他说：“元祐间，余侍亲官徐州时，故郎官赵竦被旨开吕梁洪，挈此石随行。已断裂，用木为匣贮之。竦尤珍惜，亲旧有求墨本者，必手摸以遗之。竦殁，今遂不知所在”（《金石录》卷二十）。在《隋化善寺碑跋尾》中也说：此碑“在徐州。碑阴有郎馀令题记，云‘隋尹式撰’。余元祐间侍貌彭门，时为儿儿。得此碑，今三十馀年矣”（《金石录》卷二十一）。

第二年（1090年），挺之移知楚州（治今江苏淮安市）。明诚得范昭撰、郑萼正书《唐楚州修城记》（《金石录》卷七，“目录”第一千三百六十九）。

元祐八年（1093年），蔡确死于新州（今广东新兴县）贬所，朝野为之震动。这种在“诗无达诂”的烟幕弹下，任意罗织“文字”，以广泛地打击政敌，并置人于死地的做法，在宋代还是前所未闻首开旗帜的。于是，高太后死了，哲宗亲政，政局就像煎面饼似地翻了一翻：不但蔡确平反了，而且依样画葫芦地大肆报复反击元祐诸臣，并也把他们逐往岭南。这时人们才发现，宋代朝廷早从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起，就像个大型的煎饼锅，一会儿翻过来，一会儿翻过去，直翻到北宋灭亡南宋覆灭，才停铲歇火。

蔡确去世时，李格非有《挽蔡相确》诗。现只存两句：“邴吉勲劳犹未报，卫公精爽仅能归。”五月，赵挺之出为京东路转运副使。晁补之有《送赵正夫京东漕》诗：“朝持使者节，骑出大明宫。霜拂蓬壶外，春生海岱东。清时忧国事，白首问民风。我亦何为者，丹铅点勘中。”从这两首诗看，李格非虽有“苏门后学士”之称，但他不避“确亲党”或“安石亲党”之嫌；晁补之虽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却较少有门户之见，甚至还和“元丰党人”打得火热。赵挺之呢?至少在晁补之眼中，他还是个忧国爱民的士大夫。蔡确也算不了什么“小人”或“奸臣”，因为像他那样逢迎上意制造冤狱夺位升迁的把戏，不仅在北宋两党而是历朝历代都有。与他们中的许多人相比，蔡确无非小巫见大巫。要不，他怎么会惨死岭南啊?然而，在后人的评论中，那些“胜者”或玩权窃国的，未必都戴有诸如大奸臣滑或藏奸挟诈，乃至党恶朋奸之类的“帽子”。重“元裙”恶“元丰”的偏见，不仅渗透《宋史》，沉溺文坛，还浸**整个历史，影响子孙后代。

赵明诚还小，才十四、五岁。当尊翁赵挺之复为国子司业，历太常少卿，他也随家人回到汴京。除读书外，更迷恋金石，甚至还小有名气。据他自己在《汉重修高祖庙碑跋尾》中回忆：十七、八岁时，已喜收蓄前代石刻。有一次，他的姨父、文学家陈师道（1053—?）告诉他，丰县（今属江苏）有这块碑。他马上托人访求，过了好几年才得到（《金石录》卷三十）。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十月，赵挺之由太常少卿权礼部侍郎；十一月，为吏部侍郎。大概公务忙吧!在徐州任职的陈师道，就去信告诉明诚：“近得柳公权所书《刘君碑》，文字磨灭，独公权姓名三字焕然明白。”因此，明诚向他求得这块残缺的《唐起居郎刘君碑》，虽然可辨认的也只有十三、四字，但不忍丢弃（《金石录》卷三十）。

还值得注意是，明诚尽管学富三车金石五车，但在结婚时，还只是个太学生。李格非在“子为进士而女嫁士大夫”的社会风气中，不搞“榜下捉婿”，让令爱拖到二十岁后还嫁给一个白衣秀士，这说明他嫁女不仅仅看重门当户对，还看重姑爷的秀外慧中，而不只是进士之类的“浮名虚誉”。赵挺之更奇妙莫名。他不敦促贤子去十载寒窗名利双收，却纵容贤息沉湎金石碑刻，甚至没得功名就早早成婚。寻流逐末，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既然这个亲事不辱门风无损政治联盟，为何不顺从迁就娇儿的心意?

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啊?根据出在旧题元伊世珍撰《琅嬛记》中。

《琅嬛记》开头载晋张华为建安（治今福建建瓯县南松溪南岸）从事，遇仙人并被引到一个石室里，室内有好多奇书。张华问这是什么地方。仙人答道：“琅嬛福地。”张华后来撰《博物志》，该书的好多内容，就来自他在“琅嬛”所得的奇书。伊世珍《琅娠记》书名的意思，就来自张华这个故事。据条末注释，这故事出自《玄观手抄》。然而，《玄观手抄》是部什么样的书啊?明清人没有一个知道。晋代传说，竟然出于元人笔记，且此前却无人说到。这当然令人疑心满腹。何况“语皆荒诞猥琐”，所引四十六个书名，大多不见著录，“真伪相杂”《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三十一《琅嬛记三卷》“提要”还说，“钱希言《戏瑕》以为明桑怿所伪托，其必有所据矣”。于是，许多人以为《琅嫘记》是部伪书，连它所记载的几则与李清照有关的资料，也被判说“实为明人所伪作，全不可据”（王学初《李清照集校注》卷三《贺人挛生启》附“参考资料”按语）。其实，这说法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欠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精神。谓予不信，请看该书卷上引《文粹拾遗》的一则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