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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贵粟疏（第1页）

论贵粟疏

晁错

【导读】

晁错（前200－前154）颍川（今河南禹县）人，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帝时为太子家令，景帝即位后，受到重用，后因主张削藩而被杀。本文是晁错给汉文帝的一个奏议书，阐明了重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提出了重农抑商，奖励粮食生产的办法，文章结构严谨，论述精辟，极具说服力。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1〕。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禹、汤，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馀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2〕，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3〕；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4]。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5〕，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6〕，中人弗胜〔7〕，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8〕。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其有者，半贾而卖〔9〕；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出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10〕。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11〕。因其富厚，交通王侯〔12〕，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13〕，乘坚策肥〔14〕，履丝曳缟〔15〕。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人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16〕。夫能人粟以受爵，皆有馀者也。取于有馀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馀，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日主用足，二日民赋少，三日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17〕。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18〕，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人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19〕，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注释】

〔1〕畜．同“蓄”。〔2〕地著：附着于土地，不离开故乡。〔3〕甘旨：味道鲜美：〔1〕牧：管理的意思。古时把管理百姓称为“牧”。〔5〕把握：一把大小，意为可以握在手中。〔6〕石（dàn）：重量单位，一百二十斤。〔7〕中人：中等体力的人。〔8〕长（zhǎng）：养育。〔9〕贾：同“价”。〔10〕鬻（yù）：卖。〔11〕阡陌：田界，东西称阡，南北称陌。〔12〕交通：交结。〔13〕冠盖：古代官吏的服饰和车乘。〔14〕乘坚策肥：乘坚固的车子，骑肥壮的马。策：马鞭。〔14〕曳（yè缟（gǎo）：披丝绸衣服。〔15〕渫（xiè）：分散。〔16〕复卒：免除兵役。〔17〕仞：长度单位，七尺为一仞。〔18〕五大夫：汉承秦制，分为二十等爵，五大夫是第九等爵位。

【译文】

圣明的君王统治下，百姓不挨饿受冻，并不是因为君主自己耕种粮食给他们吃，纺织衣服给他们穿，而是因为他能为百姓开辟创造财富的道路。所以虽然唐尧、夏禹时代发生连续九年的水灾，商汤时代也有过连续七年的旱灾，但是国内却没有饿死饿瘦的人，这是因为国家有充足的粮食贮存，事先作了准备的缘故。如今国家统一，国土之大百姓之多并不比夏禹、商汤的时代少，再加上没有发生连续多年的水旱灾害，然而国家的储备却比不上禹、汤之时，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土地还有潜力没开发，百姓还有余力没发挥，能生长谷物的土地还未完全开垦，山林河川的资源还未全部开发出来，游手好闲的人还没有全部回乡从事农业生产。百姓贫困了就会产生奸邪的念头。而贫困产生于不富足，不富足是由于不从事农业生产，不从事农业生产就不能安心定居乡村，就会离乡背井轻视家园。百姓们像鸟兽那样四处奔散，即使有高峻的城墙，深险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酷重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他们去做邪恶的事。人在寒冷时，对于衣着不会奢求轻暖舒适；在饥饿时也不会有了美味才吃；人在饥寒交迫的时候，就不顾廉耻了。人之常情，一天吃不上两顿饭就会感到饥饿，一年到头不添衣服就会受冻。肚子饿了得不到食物吃，身上寒冷得不到衣服穿，即使是慈母也不能保全他的儿子，国君又怎么能保有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让百姓致力于从事农耕，植桑养蚕，减轻赋税，增加储备，以充实粮仓，防备水旱灾害，因此就能得到民心而拥有人民。

对于百姓，要看君主用什么方法来管理他们。他们追逐利益．就如水往低处流，是不选择东南西北的。那些珠玉金银，饿了不能当食物吃，冷了不能当衣服穿，然而大家都看重它，这是因为君主需要它的缘故。这些东西分量轻体积小，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就可以周游天下而没有饥寒的威胁。这就使得臣子轻易地背弃他的君主，百姓轻易地离开自己的家乡，盗贼受到鼓励，犯法的逃亡者有了便于携带的资财。粮食和布匹的原料，生长在土地里，要按季节成长，又要花一定的人力。不是一天就能长成的。几担重的粮食，中等体力的人是扛不动的，所以它不被奸诈邪恶的人所贪图。但是只要一天没有它，马上就要挨饿受冻。因此贤明的君主贵重五谷而轻贱金玉。

如今农民五口之家，家里服役的不少于两人，能耕种的田地不超过一百亩。一百亩的收成不超过一百担粮食。他们春季耕种，夏季耘田，秋季收获，冬季储藏。还要砍柴伐薪，修缮官府的房屋，供给摇役。春天不能避风尘，夏天不能避暑热，秋天不能避阴雨，冬天不能避寒冻，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在私人方面，又要交际往来，吊祭死者，探望病人，赡养孤老，养育幼儿，一切费用都从这里井支。如此辛勤劳苦，还要遭受水旱灾害，官府急征暴敛，随时征收则税，早上的命令晚上就更改。当农民有粮食时，只得半价卖出以缴税；当没有粮食时，又只好以加倍的利息去借债纳税。于是就发生出卖田地房产、卖儿子刊、子来还债的事情了。而那些商人，大的囤积货物牟取成倍的利润，小的开店设摊，牟取利润，成天在集市逛游，乘朝廷需用急迫，所卖货物必然加倍地抬高价格出售。因而他们男的不种田地，女的不养蚕织布，穿的一定是华美的衣服，吃的一定是细粮和肉，没有农民的劳苦，却占有田地的收成。他们依仗钱财富厚，交结王侯，势力超过官吏，利用资产相互倾轧，四处邀游，一路之上冠服和车盖相望不绝：乘着坚固的车，骑着壮实的马，脚穿丝鞋，身披绢制的长衣，上述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破产流亡的原因。而今的法律是轻贱商人，但商人已经富贵了；法律尊崇农民，但农民已经贫贱。所以世俗所尊贵的，正是君主所轻贱的；官吏所轻贱的，正是法律所尊贵的。朝廷和世俗的想法完全相反，喜好和厌恶正相颠倒，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国家富强，法律有效，是不可能的。

当今要做的迫切事情，没有比促使百姓从事农业生产更重要的了。想让老百姓从事农业，关键是使粮食的价格高，提高粮食价格的办法，在于让百姓可以用粮食来用作得赏和免罚的手段。现在募集天下人向官府交纳粮食，交粮就能得到爵位，或是赎免罪行。这样一来，富人有爵位，农民可以得到钱财，粮食也能得到合理流通。那些能够交纳粮食得到爵位的人，都是资财富裕的人。从富人那里索取粮食供朝廷使用，那么贫苦农民的赋税就能减轻，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损有馀补不足”的办法。此令一出，百姓就能得到好处。它符合了人民的心愿，对社会有三点补益：一是国君需用的物资充足，二是农民的赋税减少，三是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现在下令规定，凡百姓出一匹战马的，可以免除家中三个人的兵役。战马是国家的战备所必需的，所以可以免除兵役。神农氏教导说：“有十仞高的石头砌成城墙，有一百步宽充溢沸水的护城河，有一百万全副武装的士兵，但没有粮食，还是守不住城市。”以此看来，粮食，是治国的最重要的物资，国家政务的根本所在。让百姓交纳粮食得到爵位，封到五大夫爵以上，才免除一个人的兵役，这与献给国家一匹战马的功用相比差得太远了。赐封爵位，是国君专有的权力，只要开口，就可以无穷尽地封给百姓；而粮食，由农民耕种，在土地里生长也不会缺乏。得到高的爵位和赎免罪行，是人们非常向往的事，如果让全国百姓都向政府交纳粮食用于边塞，以此取得爵位赎免罪行，那么，不超过三年，边塞的军粮就一定会很充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