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独念海之大,愿随天与行东京美术学校
李叔同在日本的学校是东京美术学校,它在1949年与东京音乐学校合并成东京艺术大学,这是一所一开始就以培养艺术家为任务的大学。
郭玉洁在采访许倬云的时候说,担心在现在的体制下会不会教育不出好的人才。许倬云答复,真正好的人才,从来不是在教育体制里面教出来的,都是自己学出来的。天养得住,人养不住。许倬云讲的是在惨绝人寰的环境下人才会不会被扼杀完,东京艺术大学的宗旨是在不扼杀人才的底线上努力培养艺术家。二者不在一个语境里。
当时进入东京美术学校有两种途径,一种是3月考取预科生,之后再通过考核成为本科生。另一种是在9月直接通过考试成为本科生,称之为撰科。撰科考本要比预科考本难得多,李叔同考取的便是西洋画科的撰科。1906年考取撰科成为本科生的有5位,其中除了李叔同,还有曾延年(即曾孝谷)。曾延年1873年出生,大李叔同7岁,考取撰科的时候他已经33岁了。他是四川人,在来日本之前,在北京居住过一段时间,后来才考取了公费留学来到日本。
当时留日学生学习的专业主要在政法、军事上,学习美术这种“无用之用”的实在寥寥无几。高剑父、李叔同、曾孝谷是最早的一批赴日学习美术的中国学生。
李叔同等中国学生考入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洋画的事情也让当时的日本人很惊奇。《国民新闻》的记者特地去李叔同住处采访了他。这篇名为《清国人志于洋画》的报道刊登于1906年10月4日《国民新闻》,非常神奇,妙处甚多。
最近因为听说有一位叫李哀的清国人考入美术学校,而且专学洋画,所以冒着秋雨,走上谷中小道,访问了下谷上三崎北町三十一番地。……经过一声招呼之后,从里屋出来一个女人,看来像是女佣似的一个矮小的半老妇人。“李先生在家吗?”听到记者一问,从邻室飘然慢步出来一位身材有五尺六寸的魁梧大汉,后来知道这位就是李哀先生。他是个圆肩膀儿青年,在久留米的绀金的和服外衣上,系上一条黑绉纱的腰带,头上留着漂亮的三七分的发型,用泰然的声音说:“里边请!”把我引了进去,是他的书斋。……那么,我这个来客是谁,干什么来的?在他看来好像不大自在的样子,看了我的名片后才莞然地点头说:“是槐南诗人的新闻社吗?”“是的,槐南先生的诗也常刊登,您认识他吗?”“是的,槐南、石埭、鸣鹤、种竹诸诗人,都是我的朋友,我最喜欢诗,一定投稿,请赐批评。”“乐器怎么样?”“正在拉小提琴,以外大概都搞一下,其中最喜欢的是油画。”“您的双亲都在吗?”“都在。”“太太呢?”“没有,是一个人,26岁还是独身。”“什么时候进了美术学校?”“9月29日。”“日语的讲课听得懂吗?”“听不懂,下午的功课我不听。我听英语的讲课,英语我比较可以对付。”
喝完一杯“涩茶”,他一面说明贴满在壁上的黑田(清辉)画伯的**画、美人画、山水画,中村及其他的画等,一面引我进入里面的六叠房间,得意地介绍了那在几上作画的苹果的写生。“真是潇洒的笔致啊!”我赞赏说。那位女佣旁插了一句:“那是早上刚刚一气画成的。”李君谦然地说:“是!”露出一排白齿。“今后一定拜访贵社,《国民新闻》是很好的报纸。”[1]
这篇报道里面有两处明显失实,一是李叔同的双亲都已过世,二是李叔同当时不但有位结发妻子连儿子都有了。这两处应该非《国民新闻》报道之误。李叔同在1906年10月17日[2]致许幻园的信件里说:“前《国民新闻》(大隈伯主持)将弟之肖影并画稿登出,兹奉呈一纸,请哂纳,匆匆上。”[3]信中丝毫未提到报道失实的地方,李叔同是极认真之人,父母与妻儿这么大的事,如果日本记者真报道错了,没有不指出之理,唯一的可能就是李叔同故意说错的。
李叔同丧母未久,刚到日本,整个人都未从哀痛中回过神来,而家事他大抵是不愿告诉别人的,他自己也希望父母都还健在。至于妻子,李叔同从未提及过她,母亲去世后就一直把妻子扔在天津老家中,至死不再过问,有跟没有差不多,他自己是希望没有这个妻子的。哪怕是他两个儿子,他都很少过问,他跟儿子的亲密程度尚不及与侄子李圣章的亲密。
这是李叔同性格中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一些非常重要的,却与他愿违的事件上,他所说的或是虽然没说但是希望如此的,都是与事实相悖的。也就是他宁愿违背事实,用遮蔽、谎言或是刻意附会这种方式来使事情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发展。这种事情发生得并不孤立,弘一法师晚年写《香奁集辨伪》(后文将会讲到)的时候,虽然早已出家多年,成为一代大师,还是会很明显地展现出这个特点,他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就会竭力掩饰。用“掩饰”这样的词语或许太重了,无论是现在还是几十年后,每当面对这些不能承受的事实时,他总是像一个一不小心做错了事不住愧疚的孩子,像是一个刻意用平静来掩饰内心局促的孩子。
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李叔同的性格——他是一个内向、敏感且薄弱的人,至少早年是这样的。前两个词语且放在那里不说,最后“薄弱”这个词大概是很伤喜欢李叔同的读者的感情的,可事实无一不指向他性格的这个特点。
再举个例子来讲,春柳社当年演《天生相怜》的时候没受到太多的好评(此事本章“春柳社”一节会讲到),据欧阳予倩讲他对话剧的兴趣淡下去也多少有这方面的影响。晚年的弘一法师自然是转变了一些,不敬地说,他在“《香奁集》辨伪”一事上还是能显现出这个特点,但已经由“薄弱”变得“柔韧”了。在李叔同这一生,当他面对比较有争议性的事件时,他不会听之任之,也不会像鲁迅那样提笔反击不惜与众人为敌,他会以一种持之以恒行胜于言的方式去解释或改正,像水一样。但也正是他性格上这方面的特点,使他更容易走向宗教层面。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李叔同在俗时的交友圈,幼年在天津性情未定,可以诉说平生的知音自然也没有;到了沪上有许幻园等另外天涯四友,是能写出“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这种话的好友;到了从日本回国在杭州一师任教之时有夏丏尊这样的好友,几乎与他的大半生都相交为伴,知李叔同者必知夏丏尊。偏偏在日本留学期间挑不出个知交,和曾孝谷者的亲密程度也远远比不上许幻园与夏丏尊,甚至回国之后二人便很少交往了。
此时的李叔同心理十分敏感也不足为奇了,自他母亲去世后,再加上来到日本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他就自我防御似的把生活收缩,变得十分简单清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