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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第2页）

吾不知其名，

字之曰道，

强为之名曰大。

大曰逝，

逝曰远，

远曰反……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种说法则根本肯定了科学的自然主义。

这是一首赞美自然活体的独立个性的诗。其意为：

自然

摆脱一切权威，

因而独立自在：

从来不侵他力，

却能作成万物。

自然超越诸神，

实为万物之主……

这是把天地自然万象都当做一个不受意识控制的有机整体，天人宇宙互为一体。

对于中国古代的这一由阴、阳结合而构成天、地、生、人系统的整体有机观，科学界有不同的看法。英国李约瑟博士总结说：

“中国人的科学或原始科学的思想包含着字宙间两种基本原理或力量，即阴和阳……大多数欧洲观察家都指责它是纯粹的迷信，阻碍了中国人真正科学思维的兴起。不少中国人，特别是现代自然科学家，也倾向于同样的意见。但是……我考察的是，事实上古代和传统的中国思想体系，是否仅只是迷信或者简单地只是一种‘原始思想’，还是其中也许包含有产生了那种文明的某些特征性的东西，并对其他文明起过促进作用。”

李约瑟博士所提出的疑问与思考，我们中国地理学界是值得重视的。事实上，李约瑟博士对中国古代的这一天、地、生、人系统的整体有机观曾予高度评价，他说：“在希腊和印度发展机械和原于论的时候，中国则发展了有机的宇宙哲学。”

今天，钱学森教授号召研究“天、地、生、人系统的相互关系”，倡议建立“地球表层学”。这与李约瑟博士对中国古代有机宇宙观的高度评价，真是中西呼应，不谋而合。

对大自然间的循环，中国古代早就有观察和记录。屈原（公元前340~前278年）在《天问》中提出了“九州安错，川谷何湾?东流不溢，熟知其故?”意为：川谷幽深，众河川日夜东流，为什么海水不会满溢出来?先秦时《管子》一书提出“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的循环思想。成书于西汉的《黄帝内经》》中进一步提出：“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表明当时已有水汽循环的思想。晋郭璞（公元276～324年）在《葬书》中说：“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而为生气。生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是以铜山西崩，灵钟东应，木华于春，栗芽于室，气行乎地中。”

什么是“气”?《黄帝内经》中说，气是“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郭璞《葬经》认为气是阴、阳的结合体，成为风。升为云、降为雨，到了地中就成为“生气”。它最初是流动的，毫无硬度、无间断、无终止。“气”是人们想象中最稀薄的物体，是天地万物的基本元素，是一种微粒流，它或轻或重，或清或浊。轻浮为阴，重浊为阳。“气”又酷似物理学中的磁场。“生气”由阴、阳交感生成，是使万物形成生命的活跃因素。它是一种生命“场”，在机体内起到能量和力量的作用。由于这生气场的存在，地球表层所发生的变化，是会相互感应的。当着铜山西崩之时，灵钟在遥远的东方也能感应。这在当今地震研究中已得到证实。地球表层也像人体一样有经络和穴位的存在。在郭璞的地理观念中，阴、阳、风、雨循环变化都受生气场的控制，它们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

此后，明代状元杨慎（1488～1568年）也进一步解释了水汽循环的原理。他说：

“余谓，水由气而生，亦由气而减，今以气嘘物则得水，又以气吹水则干，由一滴可知其大也。……又庄子云：日之过河也有损焉。风之过河也有损焉。风日皆能损水，但甚微而人不觉，若暴衣于日中，标湿于风际，则立可验此，随时而消息也。”

他明确地指出水的蒸发作用，是东流不溢的原因，解开了水、汽循环问题之谜。

在明末清初，出现了《日火下降，砀气上升图》。它附于《诸葛武侯白猿经风雨占图说》一书。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一书研究，此图“对太阳辐射在空气对流中的作用，作了形象化的生动表示。它说明了风、云、雷、电、雨等的形成原理和过程”。“说明水气上升，成云致雨，流湿地面及渗入地下的水分循环情况”。明代朱谋伟1615年在《水经注笺序》中说：“夫水在天地间，犹乎世之货财也，发源名山，流成江河，趋为四海，蕴为云气，还雨天下，以浸润万物”，他说明了水汽循环的过程。由于有了循环，更产生了“和谐”。

“和谐”就是指的多样统一和有序运动。我国的庄子在《知北游》中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仪，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他认为物质世界之美，根本不需要人去加工、去刻意雕凿，去“言”、“议”、“说”，万物本身就有一种自然之美。比如百花齐放、彩蝶纷飞无疑是美的，但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花朵及蝶翅的形成有严格的造型规律：其图案线条的对称非常和谐，色彩浓淡的转换配置非常柔和，它们几何学意义上的造型的精确性常令数学家惊叹不已，其它如冰雪的结晶、彩虹的曲率、树叶的叶脉、蜂巢的六边形结构以至人体的四肢，都具有精确的几何造型的规律。近代物理学家发现天体的运行和原子的构造以至许多数学物理公式都是非常和谐有序而又简洁匀称的，难怪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说：“数学是这个世界之美的原型。”所有这些形式规律都不是人类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出来的，而是大自然鬼斧神工式的造化，但它们很美。因此，《周易》的易变和不易、简易的统一，即“循环”与“和谐”既是大自然的规律。

当然，要解释自然规律和美的规律的一致性，还必须对审美主体（人）的心理分析为基础，因为美要依赖于人的感觉，要分析这些感觉何以会产生。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人的生命又是自然生命的最高形式。人的出现正是地球生命在几十亿年生命的演化过程中，由无机到有机，由低级至高级，然后出现“万物之灵”的生命形式。这一生命演化的过程，是随着时间的延续，生命的结构日益复杂和多样，组织结构的有序化程度也越高。生命越进化，它与外界进行交换传递的范围深度也就越高。这个过程也可以说，越是变异，也就越是简易与不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与动物、植物以及大地生命物质的区别，也就是新陈代谢程度的区别。花瓣、蝴蝶、蜂巢、叶脉本身是有生命的，他们的变化是井然有序的（不易和简易）。因此，人类作为最富于生命特征的统一体，对于客观世界的审美，带有自我关照的心理特征。

中国古代的有机论自然观渗透到包括风水在内的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有着与天、地、人等万物的复杂联系，以至某个地点遭受破坏也会影响人的吉凶。有些不好的地方，经过人工修理，也可以使人得吉避凶。人的心理活动，包括审美的心理在内，也是自然物质存在的一种形式，心理活动的规律在物质活动规律之内，应当能够感应到自然环境和建筑的凶吉。

据杨文衡等研究，风水的有机论自然观表现在下例四个方面：

第一，天地之间的关系。风水家认为，天地相通，天地是一个整体。因此，有天理则有地理（《地理枢要序》）。比如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分星宿，地列山川；气形于地，形丽于天；天有象，地有形（《青囊经》）。这些思想都来自《周易》，“《易》与天地准”，它把整修自然界作为摹写的底本，因而它与整个自然界是一致的（《周易》讲座）。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有机论自然观在《周易》中已奠定了基础。风水家在《周易》的基础上，对有机论自然观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认为地球上的山形与天上的星体相合，地球上的河岳就是天上的星辰，原非二物。如天东有苍龙在九天，谓之苍天，其下即为东岳。北有玄武为玄天，其下即为北岳。南有朱雀为炎天，其下即为南岳。西有白虎为昊天，其下即为西岳。中有北极为均天，其下即为中岳。天上有天河天汉，地下即有长江、大河。天上有四垣九野，地上即有垣局以造王城，有分土以域九州（《灵城精义注》）。这里讲的天上各种星宿名称都是人为的，人们用帝王百官和宫室土地人物等名称来表示空中星宿，将天空星座分为中央、东、南、西、北五部分，称作五宫。中央是中宫，包括三垣：上垣太微垣，即星宿、张宿、翼宿和轸宿以北的天区。中垣紫微垣，即北极周围，包括在我国黄河流域一带地区（地理纬度约36度）常见不没的天区。下垣天市垣，即房宿、心宿、尾宿、箕宿和半宿等以北的天区。三垣中每垣都有若干颗星作为框架，界限出这三个天区的范围，它们好像是围墙，故称垣。三垣中，紫微垣是天空的中心，是天帝居住的地方。因此，人间天子居住的宫殿也叫紫微宫，紫禁城。由于这个缘故，风水家在选择国都时，地上的山川形势也要符合三垣。这种做法除了有机论自然观起一定的作用外，还有皇权天授或皇权神授的思想在作怪。《人子须知》讲，帝都乃至尊之地，地理之大莫先于此，必上合天星垣局，下钟正龙王气，然后可建立。比如北京，后面燕山像天上的华盖，黄河前绕，像天上的御沟，而太行诸山在右，海中诸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在左护卫，中间是中原大地，南面有秦岭、大别山为朝应，形成垣局，是非常理想的风水宝地。

第二，天人之间的关系。在西周和《周易》那里，把人和社会看得很重要，与天地并称三才。它很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把人作为主体看待。无论怎样谈天谈地，到最后总是归结到人和人的事业。宇宙自然界为一大天地，人为一小天地。大自然的天象变化与人体的气化活动有直接的相互感应和共通的规律。人体各种疾病的发生，特别是与季节气候有关的流行病，已有越来越群体化和频繁发生的征象，这是宇宙大天地的阴阳失调造成人体小天地的阴阳失调。天人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借天例人，推天道以明人事，这就是“天人一理”。《史记·乐书》也说，天与人相通，就好像是形与影的关系，做好事的人天报以福，做坏事的人天报以祸，是很自然的道理。这是“天人一理”的第一个表现。风水家根据这种天人合一的天命观，提出“循天理诚为地理之根”（《儒门崇理哲衷堪舆完孝录》）。“家之将兴，必先世多潜德阴，善厚施而不食其报。这样，虽不择地而葬，也会子孙昌盛，这是天赐”（《葬书问对》）。天产佳地，必待有德者得之。若非其人，甚忽轻泄，若与人卜葬，必是积善之家方可下手。如遇造恶之人，悖逆天理，切不可与葬（《天宝经序》）。

“天人一理”的第二个表现是“天人感应”说。它是由西周时期的天命论思想发展来的，是汉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主要代表人物是董仲舒（公元前180～公元前115年），主要观点是天人一体，相感相应。自然界的现象，都是天神意志的表现，灾异怪变以及吉利瑞祥，也都是天受感应后而施加于人的奖惩。道教初期的经典《太平经》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说人是天之子，当向天行动。人君至诚的心能感动皇天，使阴阳变易。如果人君逆阴阳，背天心，则会有灾异，这是皇天对人君的劝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