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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

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又、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

王、侯、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是以邹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襒席。如燕，昭王拥慧先驱，请到弟子之座而受业。

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

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辑称大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圆凿，其能入手：或曰伊尹负鼎，而勉汤以王，百里奚饭牛车下，而缪公用霸。作先台，然后引之大道，邹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爽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攻，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

邹爽音，齐诸邹子，亦颇采邹衍之术以纪文。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来日列大夫。为开第康摩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

苟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邹衍之术，迂大而宏辩。爽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夭衍。雕龙爽；炙毂过髡。”

以上所引的这段《史记》，具有极大的启发性。我们从《史记》文中可以看出，阴阳家——邹衍的徒众后来被人这样称呼一虽然最近乎道家，但是具有一种特性，与上文已经研讨过的任何学派迥然有别。与道家不同的是：阴阳家——自然主义者，并不规避宫廷与国君的生活方式，相反地，他们似乎很自信地觉得自己掌握了有关宇宙的某些事实，国君们如有忽略这些事实之处，便会遭逢大咎。这种将世界分为八十一州的科学知识，在当时所能获有的重要地位和声望，与现今科学家们的情形，似乎相去并不太远。因为自然主义者（阴阳家）们的“术”，大概决不是徒托空言的。

司马迁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介绍邹衍的学说。所以《史记》才表示，不论邹衍对于自然界的学术理论是如何的怪诞，毕竟还是“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而在稍后的一段话里，他说邹衍的自然科学理论，仍然是想把那些国君们纳入儒家的善行正道。这种看法，暗示了在司马迁的时代，阴阳家（自然主义者）这一派，已经纳入了道家，而他们的五行理论也成为各个学派所共有之物，儒家也是其中之一。由《史记》的叙述上看，阴阳家对于自然界所具有的视野。当时尚没有被人们广泛理解。当然，司马迁也不得不说邹衍在处世的技巧上是成功的。总之，邹衍的学说，实际上是属于儒家的。九九之数也是风水地理之数。

那么，阴阳家认为自己所发现的那种重要得使他们能够藉以说服诸侯国君的“社会历史及王朝的规律五行更替”一直流传到了汉代。清人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里，辑有邹衍（或是他的门人）著作的佚文（见《玉函山房辑佚书》卷七十七），而且这些著作也都是汉代的书目编者所知道的，如“邹子”以及“邹子终始”等。到现在这些记载还没有出现在西方文字中，所以我们就把这些材料全部引在下面，并加评注。

（1）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巧八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传说中的帝王及治平洪水的水利工程师）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赢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以上所引出那种“世界观”（在公元前第四世纪时确是很大胆的）有些人以为是受了外来思想的直接影响所致，特别是印度的。但是，邹衍的理论也可能只是一种根据我们所不曾知道的文化接触，所作的判断，以为中国并不是世界的中心，而中国以外，另有其它的文化存在着。所谓“九州”之说，在后来的文献中经常出现，如《淮南子》（见该书卷三）。

（2）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

（3）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详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蛟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徒于土。”

以上最后这两段引文，就是阴阳家（自然主义者）们将风水地理用于社会发展和政权更替的论调。“五行”观念，就其本身看，是自然性的与科学性的，我们即将以这种观点对“五行”作进一步的观察，以探讨它确切的涵义。但是邹衍显然是把这种理论推展到朝代的兴替上面去了。他认为每一位国君或是他的宗室只以“五行”中之一德，依其次序统有其国。事实上，这是一种宗室统治权兴衰的理论，把人事与历史和非人类性的大自然现象，并列于同样的“法则”之下。人事与大自然两者都是遵守不变的法则的，这就是所谓“相胜”，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自此以下周而复始。如此，一切人类历史上的变更，都被认作是这种“相胜”变更的自然的轮回转化，与之颇有同工之处。无论苏格拉底以前及亚里士多德学派、亚历山大学派学者们的成就，对现代科学基础如何重要，如想在古代的希腊找任何与中国这些自然主义者相当的人物，实在是件不易的事。

大约在公元前第三世纪末，邹衍的理论已经具体化，见诸《五帝德》（这是一段简短的论文）。这篇文章，司马迁也曾引用过。不过他所用的与后来《大戴礼记》与《孔子家语》所收的《五帝德》篇，可能不是同一材料，虽然它也蕴含了同类的观念。我们还知道有位大臣叫做张苍（张死在公元前142年）；在汉初的几位皇帝在位时期，阴阳家的理论得以传衍，张苍起了主要作用。

虽然，多半由于我们的猜想，很可能邹衍以及他的学派藉以影响后世的，尚不止以上所说的，而我们有相当的理由怀疑他们的“术”，也包括了天文与历算的学问。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六《历书》云：

“其后战国并争，在于疆国禽敌，救急解纷而已，岂遑念斯哉?是时独有邹衍，明于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说：

“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乃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一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庾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自（齐）威、宣，之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女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请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去，世主莫不甘心焉。”

我们从《史记》的这一段真实而又引人入胜的文字上，似乎可以断言，邹衍这派自然主义者，不但是汉代谈论五行的“半儒家”一派的开导者，而且，与那些滨海的方士们，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如果阳阴家非即是方士的话）。这些方士们后来成为汉武帝朝廷里一股重大的势力。

另一段文字，邹衍在给予后世学派的启迪作用，是极为重要的。见于《汉书》（卷三十六），其中述说的是一些时代较晚的事情。我将在讨论有关问题的篇幅中，多加引述。因为那段话是关于汉儒刘向在年少时（公元前60年）试图用人工方法造金的事。不过，从《汉书》的那段记载中，也颇显露出，阴阳家的奥秘书籍（或者即是所谓的“口碑”）已传达到了淮南王刘安（淮南子）的那个圈子里去了。《汉书》卷三十六“刘向传”云：

“（刘向）上复兴神仙方术之事”而准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而更生父——德——武帝时，治淮南袱，得其书……”

按照历代炼金术者的一般公认，当然可以说在公元前第二世纪的炼金术著作，都导源于邹衍。但是这一说，也并不就是定案。中国的炼金术（我们可以说，它的发生比世界上任何地区的此道都要早），极可能是公元前第四世纪的阳阴家（自然主义者）们所倡导而来以上据（荚）李约瑟着、陈立夫译：《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283-323页，有修改。。

依照阴阳五行说，世间万物皆阴阳化生，天地、日月、山川、四时以及君臣、男女、夫妇都是阴阳相生，而世间万物则又都是由水、火、木、金、土五种元素构成，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形成了自然、社会、人事的变化。五行相生，是指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取钻木取火，木能燃火之意；火生土，取火能焚毁万物使之成土为意；土生金取金属取于土石之意，金生水取金属器皿可盛水之意（一种解释是金属遏热可以成为水样的**）；水生木，取草木得水而生长茂盛之意。五行既相生，又相克，火遏水而灭。故水克火，金遏火而变，故火克金；木遇刀斧而被砍伐，故金克木；木能阻土肥流失，故木克土；土能阻水流动，故土克水。五行相生相克，还能相互制用转化，明都瑛有一段论五行生克制化的话颇为透辟：

“生克制化，古今所言。然生、克、化皆易见，独制字则难明。盖制者，缘生中有克，克中有用也。凡生中有克者，谓如木生火，火盛则木为灰烬；火生土，土盛则火被遏灭；土生金，金盛则草木不生；金生水，水盛则（金）珏沉溺：水生木，木盛则水为阻滞。盖虽生而反忌，此所谓生中有克。凡克中有生者，谓如木克土，土厚则喜木克，是为秀耸山林；土克水，水盛则喜土克，是为撙节堤防；水克火，火盛则喜水克，是为既济成功；火克金，金盛则喜火克，是为锻炼金材；金克木，木盛则喜金克，是为斧斤斫削。盖因克以为美，此所谓克中有用，故称之日制者，乃不拘于生克之中也”。（《七修类稿·天地类》）

《吕氏春秋》用五德终始说解释秦以前各代，并以五行配五色：

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蚓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禾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上，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吕氏春秋·应同》）

很显然，这是把历史的演进归结于五行相克，黄帝符土德，尚黄色；而禹之兴则以木克之；汤符金，商汤代夏禹，是金克木；周以火兴，火克金；按照五行相克的原理，水当克火，故其文称“代火者必将水”。据说秦始皇正是受了这种理论的影响，施行了一套符合“水德”的制度教令。明李贽《史纲评要》论及此说：“初，齐邹衍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始皇采其说，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从所不胜，为水德，始改年，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旄皆尚黑。”古以五行分主四时，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土则兼配四时。十月为冬季，属水，秦改元，以十月建亥为岁首，朝贺皆自十月朔，都有应“水德”之意；五色之中，黑色配水，故地秦人衣服、旌旄皆用黑色。此后朝代更替，莫不用五行循环之理来解释。

用五德终始解释历代王朝的命运，也运用阴阳五行解释某朝代的重大历史、朝代变动，这就是所谓的“五际”说。五际说源出《诗内传》，孟康云：“《诗内传》曰：‘五际，卯、酉、午、戌、亥也。阴阳终始际会之岁，于此则有变故亡政也。”（《汉书》卷七十五《翼奉传》“诗有五际’注）卯、酉、午、戌、亥属地支，地为阴，和五行相配，卯为木、酉为金、午为火、戌为土、亥为水，到了这些年头（即按干支纪年，逢卯、酉、午、戌、亥且又与所配五行相符），就是阴阳终始际会之时，国家就要出现大的政治变动。

在民间，在世俗社会里，古人大都相信天、地、人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奥莫测的因果关系，因此在选择阳宅和阴宅时，都希望找到一块顺天应人，得地脉之吉利的风水宝地。如果宅地已定而居者福寿不永，人丁不旺，灾祸不断，遂怀疑宅地不吉利，风水不好，就一定要请风水先生修禳，协调天地人三者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