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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师表（第1页）

出师表

《出师表》是诸葛亮于公元二二七年（蜀建兴五年）出兵进攻魏国时，写给后主刘禅的一份公文。在表中，劝告刘禅要任人唯贤，知人善用，谨防外戚、宦官形成特权集团，破坏法治。同时，向刘禅推荐一批文武官员。

蜀国厉行法治十几年，在政治、军事等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同时，蜀吴关系重新和好。所以，诸葛亮在表中指出“南方已定，兵甲已足”，正是进行统一战争的大好时机，对战争的胜利充满了信心和决心。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日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见《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译文】

先帝开创统一大业还没有完成就中途去世了，现在天下分成三国，我们益州弱小贫乏，这真是生死存亡的关头。然而，侍卫陛下的群臣在内毫不懈怠，忠心耿耿的将士在外舍身奋战，他们都是为了追念先帝的优待，而报答陛下。陛下应当广泛听取臣下的意见，以便光大先帝的优良德行，发扬志士的英勇气概，不要轻看自己，比喻失宜，以致堵塞忠诚建议的道路。宫内府内，都是一个整体，赏罚褒贬，不应厚此薄彼。如有违法乱纪或尽忠立功的人，应交有关官吏评断赏罚，以表示陛下公正严明的法治，不应当有偏向和私心，使朝廷内外执法不一。

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都是善良诚实、思想纯正的人，因此，先帝选拔出来遗留给陛下。我认为，宫中的事无论大小，都应该和他们商议，然后施行，这样必定能够弥补缺漏，获得更多的好处。将军向宠，贤良公正，精通军事，过去试用他时，先帝称赞他很有才能，因此，大家商议推举他为都督。我认为，军中的事，都要和他商议，这样定能使军内团结，优劣人才安排得当。亲近贤臣，疏远小人，是前汉兴旺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是后汉衰败的根源。先帝在世时，每次和我谈论此事，总是叹息痛恨桓、灵二帝。侍中郭攸之、费祎、尚书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都是坚贞忠良，能以死报国的臣子，希望陛下亲信他们，这样，蜀汉的兴隆，就为期不远了。

我本是个“布衣”，在南阳种田，在那动乱的年代里我只求苟且保全性命，不求做官扬名。先帝不嫌我低贱，宁肯降低身份，三次亲，临草庐，征求我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因此，我受恩感激，就答应为先帝奔走效劳。后来我军遭受挫折，在那战败危急的紧要关头，我接受先帝的命令（出使东吴，联吴抗曹），至今已二十一年了。先帝知道我谨慎，所以，临终时把统一大业托付给我。自从接受先帝托付以来，我早晚忧虑，惟恐辜负先帝的期望，损伤先帝知人之明，所以，我在五月渡过泸水，深入荒野地带。现在南方已经平定，兵械已经充足，应当奖励和统率三军，北定中原，竭尽全力，铲除奸凶，复兴汉室，重返旧都，这就是我报答先帝和尽忠陛下的职责。至于斟酌情况改革朝政，进献忠言，那就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责任了。

请求陛下把讨伐曹魏复兴汉室的重任交给我，不成功，就治我的罪，以告先帝之灵。假如没有革新朝政的忠言，那就责罚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怠慢，以表明他们的过失，陛下自己也应当深谋远虑，征求和采纳正确的意见。深切地回想先帝的遗诏，我受恩深重，不胜感激。现在我就要出征远离陛下，当写表时，禁不住流下眼泪，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