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多大了?”张支羽忽然问。
“二十九。”她说。她用了真实年龄,这让自已吃了一惊。
张支羽点点头:“我十八。差十一岁。”
“嗯。”
“那我可以叫你姐姐吗?”
白真看着他。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落在他脸上,轮廓柔和而温暖。他的眼神里没有试探或讨好,只有坦荡的、自然的亲近。
“可以。”
“白真姐姐。”张支羽叫了一声,低头在画纸角落写下这几个字。字迹歪歪扭扭,但一笔一画都很认真。
白真看着他写的字,心里涌起一种酸涩的、带着痛感的柔软,像冻僵的手慢慢恢复知觉,开始发麻,开始感觉到温度,开始感觉到疼。她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张支羽。”她叫他的名字。
“嗯?”
“你为什么一个人画画?”
张支羽沉默了很久。手里的炭笔停在纸上。海风吹乱他的头发,几缕碎发遮住眼睛。
“因为有些话说不出来。”他终于开口,声音比平时更轻,带着一种破碎感。像一块玻璃,表面完整,但布满细密裂纹。
“说不出来的话,就画出来。”
白真看着他的侧脸。她很想问:什么话说不出来?但她没问。只是站在他身边,看他在画纸上一笔一笔涂抹,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话变成炭灰色的海、模糊的雾、遥远的灯光。
三
之后的每一天,白真都会在傍晚去海边。
有时张支羽在,有时不在。在的时候,他们一起站在护栏旁,他画画,她看着。他画海,画船,画灯塔,画落日,画雾。画得很慢,有时一笔犹豫很久才落下,像不知怎么开口的人反复斟酌措辞。
不在的时候,她一个人站在那里,看着海,等他。
她开始习惯这种等待。习惯在仓库打包完最后一批货,换上自己的鞋,走出灰扑扑的铁门,沿海边步道走四十分钟。她的脚步会在靠近时不自觉放慢,像在期待什么——一个蹲在地上的身影,蓝白相间的校服,一双干净的眼睛。
她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个习惯。但她知道这不是真的。因为她开始在意一些事——在意下班后有没有换衣服,在意头发有没有被海风吹乱,在意笑起来时脸上的肌肉会不会太僵硬。
她在意这些,是因为张支羽说她笑起来很好看。
她已很久没有在意过别人怎么看自己。但现在,一个十八岁男孩说她笑起来好看,说她声音像风,说她名字好听。这些赞美是廉价的、天真的、没有目的的。张支羽说这些话时,眼神里没有试探和企图,只有纯粹的、不假思索的善意。
正因为如此,它们才危险。
她不应该在意这些。不应该让任何人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她应该继续保持透明,保持沉默,保持不被任何人记住。
但她做不到。
因为张支羽让她想起了自己。不是十八岁的自己,而是更早的、还没被生活碾碎的那个自己。那个会站在贫民区钟塔上看日落的小女孩,那个会在纸上画猫咪的小女孩,那个相信世界上有善意和温柔的小女孩。
那个小女孩已经死了很久。但张支羽蹲在护栏旁画画的样子,像一把铲子,轻轻挖开她心里某个角落的泥土,露出下面尚未完全腐烂的根须。
那些根须还有生命。
这是最可怕的事。
四
六月的一个傍晚,张支羽没有来。
白真在海边站了一个小时。天色从橘红变成深蓝,再变成漆黑。海面上的货轮亮起灯,星星点点。步道上的行人渐渐多起来,没人注意到她。
她等了很久。久到开始给自己找理由——也许他有事,也许他心情好所以不需要来海边。这些理由都很合理,但她还是站在那里没走。
她拿出手机,忽然意识到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他们认识快一个月,每天在海边见面,但她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没有他的微信,不知道他住哪栋楼,不知道他在哪个学校。只知道他叫张支羽,十八岁,喜欢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