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群展,美院组织的。张支羽展了三幅画。第一幅叫《姐姐》,画的是一个女人站在海边,没有脸,只有一个背影。第二幅叫《402》,画的是一个小房间,一张单人床,一张折叠桌,窗台上有一个空花盆,墙上画着一只铅笔猫咪。第三幅叫《灯塔》,画的是夜晚的海,月光在海面上铺了一条银白色的路,远处有一座很小的灯塔。
白真没有去看画展,她在片场走不开。但张支羽给她发了现场照片。她放大那幅《402》,眼眶酸了。
“姐姐,有人要买《402》。”他发来消息。
“你卖了吗?”
“没有。我不想卖。因为那是你的房间。我不想把别人的房间卖给别人。”
白真笑了。“那你留着。等我老了,送给我。”
“好。”
六
白真的第五部戏是一部大制作的古装剧。她演一个从底层爬上来的妃子,用尽手段,最后登上后位,然后跌落。这个角色的轨迹和她一模一样。她不知道导演是不是知道她的过去,也许只是看到了她眼睛里的东西——那些东西是藏不住的。
她站在台阶上,一步一步往上走,脚步很慢很稳。她想起了首尔的那段台阶——从便利店到广告拍摄,从广告拍摄到电视剧,从电视剧到颁奖典礼,从红毯到半地下室。往上走,走到最高处,然后摔下来。她把那些东西都压进了角色的眼睛里。她站在最高处,俯瞰空无一人的宫殿,脸上没有表情。不是整容后遗症,而是这个角色在那一刻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不是空虚,不是悔恨,而是一种“我走到了这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来”的茫然。
导演没有喊卡。一分钟,两分钟。整个摄影棚没有人说话。最后导演的声音从监视器后面传出来,很轻:“卡。过了。”
白真走下台阶,手在微微发抖。她分不清刚才站在台阶上的是那个妃子,还是白雅珍,还是白真。她们在某个时刻重叠了。
七
白真的名气在两年之内从无到有。她的名字出现在热搜上、杂志封面上、地铁站广告牌上。郑俊浩给她配了助理、司机、宣传团队。她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二点收工。
她没有时间去看张支羽的画展,没有时间去海边散步。她每月给他转一万块,比需要的多得多。张支羽每次都说“够了够了”,她回复“存着,以后用”。张支羽不知道这些钱是怎么来的——不知道她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不知道她在片场吃盒饭吃到胃疼,不知道她为了赶通告连续三天只睡八个小时。
张支羽在美院的成绩越来越好。他的画从群展到个展,从北京到全国青年艺术展。有一幅画被知名画廊老板花两万块买走。张支羽要把钱转给她,她没收。他说:“姐姐,你说过我画好了就是还你。现在有人花钱买我的画了,你不收就是觉得我画得还不够好。”她收了,存在一个单独的账户里,名字叫“张支羽的画”。
八
两年后的一个晚上,白真在北京的出租屋里看剧本。手机响了,是张支羽的视频通话。屏幕上的他比两年前成熟了,下颌线分明,肩膀更宽,声音也沉了。但眼睛没变。那双干净的、在灯光下泛着琥珀色光的眼睛。
“姐姐,你在干嘛?”
“看剧本。一个讲画家的故事。”
张支羽的眼睛亮了。“什么画家?”
“一个从小地方来的画家,到北京上学,被人认可。很普通的故事。”
“普通的故事最难拍。”他的语气老成得不像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老师说,越是普通的故事,越需要好的演员。”
白真嘴角翘了起来。“你什么时候变成影评人了?”
“跟你学的。”他笑了,“姐姐,我拿了国家奖学金,八千块。我要请你吃大餐。”
白真的眼眶酸了。二十岁,中央美术学院大三,国家奖学金。他的画被人买走,他的作品入选全国性展览。他穿着那件印着“CAFA”的白色卫衣,头发扎成一个小马尾,耳朵上别着一截短得不能再短的炭笔。
“姐姐,你什么时候有空?”
她翻了翻日程,未来两周全满。三月中旬有一个周末空白。
“三月中旬。”
“好。你想吃什么?”
“烤红薯。”
张支羽在屏幕那头笑了,笑着笑着眼眶红了。“姐姐,你能不能换一个?”
“不能。因为好吃。”
……
张支羽看着她笑了。那个笑容和两年前在海边的时候一模一样。白真看着那个笑容,觉得这两年所有的累、所有的苦、所有在片场吃盒饭吃到胃疼的夜晚——所有的所有,都值了。
“姐姐,”他的声音变轻了,“你知道吗——你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人。”
白真没有说话。她的眼眶酸了,但她在笑。
“你也是,”她说,“你也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