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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第2页）

米哈伊尔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右手食指的侧面有一道口子，不大，但挺深的，血已经干了，结了一条暗红色的血痂。他想了半天才想起来——今天下午在仓库清点物资的时候，一个铁皮文件柜的边角划的。当时没觉得疼，也没处理，现在血痂已经干了。

“划了一下，”米哈伊尔说，“没事。”

汉斯放下手里的针线，从旁边的一个铁盒里翻出一小块布和一小瓶东西。他拧开瓶盖，往布上倒了一点，递给米哈伊尔。一股刺鼻的酒精味立刻弥漫开来。那是医用酒精，不是喝的，浓度很高，闻一下鼻腔都在收缩。

“擦一下，”汉斯说，“不然会化脓。”

米哈伊尔接过布，按在伤口上。酒精碰到伤口的那一刻，疼得像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他的手指本能地缩了一下，但他没有拿开，咬着牙按了大概十几秒钟。疼劲过去了，伤口周围变得干干净净，血痂被酒精融掉了，露出底下粉红色的嫩肉。他用布把伤口擦了擦，然后把布还给汉斯。汉斯接过布，叠了一下，放在一边，继续缝他的挎包。

“你怎么会有酒精？”米哈伊尔问。

“以前生病的时候用的。剩了一点。”

米哈伊尔没有再问。他看着汉斯缝东西。针从布的一面穿进去，从另一面穿出来，带出一小截线，线是灰色的，跟布的颜色很接近，不仔细看看不出来。汉斯的动作不快，但很准，每一针下去之前都会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布，确定位置，然后下针，针尖穿过布料时发出细微的“噗”的一声，像气泡破裂的声音。这种精准不是天生的，是练出来的。在一个人的地下室里，没有别的事可做，缝东西是少数几种能让人感到自己还在做一件有用的事情的活动之一。

“汉斯，”米哈伊尔说，“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怎么办？”

汉斯的手停了一下。只有一下，针悬在半空中，没有前进也没有后退。然后他继续缝。他没有马上回答，大概是在想怎么回答，也许是在想要不要回答。

“以后，”他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像在品尝一个不常吃的食物，“以后还没到。到了再说。”

米哈伊尔看着他。汉斯的眼睛在煤油灯的光里显得很亮，比在白天的光里亮，因为灯光的色温比日光低，更偏黄，黄光打在灰蓝色的虹膜上会产生一种奇特的反射，像冬天的湖面上倒映着一盏灯。汉斯说“到了再说”的时候，语气里没有逃避，没有悲观，没有乐观，只有一种纯粹的、不掺杂任何情绪的事实陈述。他确实没有想过以后，或者说他想了但知道想了也没用。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火车站，米哈伊尔也很少想以后。想以后是那些有以后的人的特权。你连明天能不能吃上饭都不知道，想什么以后？

“你呢？”汉斯问，眼睛没有离开手里的针线，“你想过以后吗？”

米哈伊尔想了想。他想到了一九五一年——他的服役期，两年后，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二十三个月以后。二十三个月以后他会退役，回到苏联，回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进一家工厂，做一份不需要动脑子也不会引人注意的工作。也许在机械厂当统计员，坐在办公室里，登记物资，誊写报表，整理档案，跟现在做的事一模一样。他会有一个小房间，一个人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盏灯。每天早上起床，每天晚上熄灯。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他也不需要注意到任何人。

这就是他的“以后”。

“想过，”米哈伊尔说，“但还没定。”

“没定就是还有可能。”汉斯说。

“可能什么都有。”

“那就可能什么都好。”

汉斯说完这句话，低下头缝完了最后一针，把线咬断，打了个结，把挎包翻过来看了看，满意地点了点头。那是米哈伊尔第一次见到汉斯脸上出现“满意”这种表情——非常淡的，像一杯水里滴了一滴牛奶，看不清是不是真的变成了白色，但感觉好像有一点不同。米哈伊尔不知道汉斯说的“什么都好”是什么意思，但他没有追问。有些话不需要追问，追问会把那滴牛奶搅散，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那个夏天，米哈伊尔和汉斯之间形成了一种不算规律的规律。米哈伊尔通常在下班后先去食堂吃饭，吃完饭以后回宿舍坐一会儿——有时候坐十分钟，有时候坐半小时——然后出门，经过那个路口。如果汉斯在门洞里，他们就一起去地下室；如果不在，他就一个人走回营房，看书或者睡觉。

在地下室里，他们做的事情很少说话。米哈伊尔坐在毯子上，汉斯坐在椅子上——椅子是汉斯从废墟里捡回来的，缺了一条腿，用砖头垫着，坐着不太稳但不会倒。汉斯有时候看书，看那本俄语课本，翻到某一页，反复看同一段，嘴唇微微翕动，像在默念课文。米哈伊尔有时候带一些旧报纸过去，两个人各看各的，报纸上的新闻是俄语的，汉斯看得慢，但能看个大概。不认识的字他会问米哈伊尔，米哈伊尔告诉他怎么读、什么意思，他记住了，下次再看到的时候就不用再问了。

汉斯学俄语的速度很快。不是那种“天赋异禀”的快，而是一种“生存需要”的快。他需要用俄语跟客户交流，需要用俄语听懂对方的要求，需要用俄语说出自己的价格。学得快的人不是最聪明的，是最需要的。米哈伊尔在火车站的那几年也学会了很多人一辈子都学不会的东西——比如用眼神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在撒谎，比如在五秒钟内评估一件东西的黑市价格，比如在一条陌生的街道上找到三条不同的逃跑路线。他没有跟任何人学过这些，也没人教他。他学会了是因为他需要学会，不学会就可能活不到十八岁。

八月中旬的一个晚上，米哈伊尔在地下室里待到很晚。

不是故意的。那天他下班晚了，吃完饭已经快七点，到汉斯那里的时候大概七点半。本打算坐半个小时就走，但汉斯那天的状态不太一样——话说得比平时多一些，虽然多出来的那些也只是一些零散的句子，比如“今天路上看到一个老头推着一车煤，车翻了，我帮他捡了”或者“对面楼的窗户里有人在弹钢琴，很久没听到钢琴了”。这些话在别人嘴里再普通不过，但从汉斯嘴里说出来，米哈伊尔知道这是他在想说点什么。汉斯不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他说话的时候，一定是有话想说。

米哈伊尔走的时候就晚了。他从地下室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路灯亮着，但路灯之间的距离很远，中间的大段路面是暗的。他快步走过那段暗的路，走到营房大门口时，哨兵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手表，什么也没说。他在熄灯前五分钟进了宿舍。

谢尔盖从上铺探下头来，用一种暧昧的语气说：“又出去了？”米哈伊尔没有回答。他脱了靴子，躺到床上，把被子拉到胸口，闭上眼睛。他听见谢尔盖轻轻笑了一声，然后翻了回去。

米哈伊尔知道谢尔盖笑什么。但他不觉得自己在做谢尔盖以为他在做的事情。他和汉斯之间发生的事情——不，他没有和汉斯之间“发生”任何事情。他们坐在同一个地下室里，分同一盏煤油灯的光，喝同一壶有铁锈味的水。这些是事情，但不是谢尔盖以为的那种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