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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判逆思考与命运（第1页）

第六章判逆思考与命运

1。叛逆思考成就一代伟人

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呈现判逆式思考的人当推鲁迅，一切黑暗、反动势力，在他笔下都会叫苦连天的，应该说他是一个合格的文化先锋，他叛逆的思考方式让他始终站在文化阵地的前沿，不屈不挠地和敌人斗争着。

有人说鲁迅的杂文像一把锋利的匕首，直插反动派的心脏，这话的确有道理。鲁迅天生就是判逆的思考方式，从来就未被驯服过。

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鲁迅是文人，又是战士。为何也?他是文人就不用说了，之所以称他是战士，是因为他以笔为武器，以文化为阵地，向反动阵营挑战。不仅如此，鲁迅还积极探索中国出路，寻求中国的发展方向。当然，鲁迅是站在人民阵营这边的，不然就成了反动派的“御用文人”了，鲁迅叛逆的思考方式激烈、鲜明，而且还极具自己的风格，所以后人对其评价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鲁迅经历了家境由盛转衰的过程，受的是儒家正统的教育。但后来进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才改变了他的命运。在这里，鲁迅不仅获得了初步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阅读了一些西方近代科学、哲学和文学方面的译著，这使他大开眼界，尤其是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对他有重要影响。读了这本书以后，鲁迅与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强烈地感受到，必须抛弃陈旧的、腐朽的东西，汲取新鲜的血液，学习先进事物，才能为中国寻找到一条生存之路，正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时局的黑暗，政治的腐败，是造成鲁迅叛逆思考的根源。他与没落的清政府格格不入，他看不惯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于是有了所谓“正人君子”深恶痛绝的文字。

鲁迅远渡东洋留学，是为了长本事、救国家，所以他很看不惯留学生中以跳舞游玩为乐的纨绔子弟。他到日本后不久，便剪下了辫子，并且积极参加留学生的反清活动。这是鲁迅叛逆思考的最直接表现。

鲁迅最初是学医的，然而他最终弃医从文了。许多方面的刺激都告诉他，“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文艺，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弃医从文是鲁迅人生的一个重大转变，他意识到医治国人的肉体不如医治国人的精神，这是其判逆思考方式改变命运的第一步。他同反动派、没落的封建制度格格不入，但他是爱国的，这就意味着他要彻底走上与反动当局对抗的道路。

1918年5月，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问世了，这是一篇向封建主义的礼教和仁义道德开战的檄文，他借狂人之口控诉了封建制度和礼教对人的摧残：“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剥开了“仁义道德”的真面目，这就是“易子而食”、“割股疗亲”、“食肉寝皮”等残酷的罪行。《狂人日记》是白话小说的开端，它的贡献在于对反动腐朽的控诉，想以此来唤醒愚昧的民众这当然是冒杀头危险的。这仅仅是开始，以后鲁迅所犯杀头的事多矣。

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文思如潮涌，又相继发表了白话诗和许多杂文。这时候，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鲁迅非常关心青年学生的示威活动。他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小说《药》，热情地讴歌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者，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群众愚昧麻木的可怕，总结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对现实具有指导性意义。

叛逆思考让鲁迅的命运一直颠沛流离，但他始终不屈的站在先锋的阵营向反动政府冲击。1926年前后，中国处于大革命前夜，1925年5月开始的女师大风潮，起源于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封建家长统治。至5月7日，风潮扩大。次日，爆发了“女师大事件”即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6名学生。恰在这时，“五卅运动”爆发，全国震动，北京的学生运动也在这时掀起了一个新**。鲁迅不但自己革命，而且一贯关心青年、指导青年革命，他与支持杨荫榆的“现代评论派”等顽固势力展开了激烈的论战。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对青年大肆屠杀，血腥镇压，这就是历史上的“三·一八惨案。鲁迅万分沉痛和悲愤，他这样写道：“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段祺瑞政府在血腥镇压的当天，就下了通缉令，鲁迅也被列入名单。鲁迅历经风雨，对这些早已司空见惯，但他天生的判逆思考方式从消停过。

1926年7月到1927年9月，鲁迅相继到厦门和广州应聘教书。在此期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州、珠江两地也在喋血。在血腥的氛围中，为了新的战斗，鲁迅认真地回顾了自己的生活和战斗的历程，终于扬弃了多年来思想的武器——进化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观点，在战斗实践中，自觉地站到无产阶级阵营中来。为了新的战斗，鲁迅决定前往上海。

天生叛逆的思考方式，决定了鲁迅永不停息地在为反动政府制造着“麻烦”。鲁迅极为关心进步刊物的工作，他一直关注着《语丝》的情况。又和郁达夫合编了《奔流》月刊，与柔石等人组织新的文艺团体“朝花社”介绍东欧及北欧文学和外国的版画，同时，还与以郭沫若为主的创造社保持着融洽的关系。这期间，鲁迅还参与发起了纯粹政治性的团体：中国自由大同盟。反对反动统治，争取言论自由，这个组织的成立，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

1930年3月2日，由鲁迅、郭沫若、茅盾、蒋光慈、郁达夫、柔石等50多位作家发起，在上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鲁迅成为“左联”重要领导人之一。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发表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指出了中国文艺革命的方向，对进步作家提出了正确的要求。后来“左联”在思想斗争和培养文学新人方面做出了成绩，这与鲁迅的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

1931年9月18日，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之下，东北三省先后沦亡了，1932年又发动“一二八”事变。鲁迅与茅盾、胡愈之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反对蒋介石政府对日妥协，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1933年，鲁迅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社会活动以外，他还以多种形式发表抨击时政的杂文。他的文章迂回于刀枪剑戟之中，极具讽刺性，让反动当局见了他的文章就毛骨悚然。

1934年到1935年，中国文化界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下，蒋介石及其反动文人推行复古尊孔运动，鼓吹以封建道德标准为准则的“新生活运动”，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也在东三省鼓吹建立“王道乐土”。鲁迅一方面日益关注社会形势的发展，一方面著文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表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抗议。为了使国内革命阵营更加强大，人们能更及时的醒悟，他致力于向国内运送精神食粮，1935年，翻译苏联班台莱耶夫的童话《表》，并且埋头于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灵魂》的翻译工作，同时还创作了《理水》等四篇历史小说；这些小说一方面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一方面驰骋丰富的想象，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讴歌了中国人民优良的战斗传统，作品闪耀着乐观主义的光彩。

叛逆思考使鲁迅的命运更有意义，他没有被环境所吞噬，而是战胜了环境成了民族英雄。“民族魂”是中国人民对鲁迅的公正评价，他是爱国的。著名诗人臧克家先生这样评价了鲁迅的生命价值。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