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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第1页）

欧阳修

OUYANGXIU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晚年自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县）人。天圣八年（1030）进士，庆历新政的积极参与者。其古文名重一时，是宋学的奠基者，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主将。论文既重视道，又指明道与文之区别。且喜奖掖后进，如当时知名的古文家曾巩、王安石和三苏，都得到他的赏识与推荐。著有《欧阳文忠公集》。

夫子罕言利命仁论

论曰：昔明王不兴而宗周衰，斯文未丧而仲尼出，修败起废而变于道，扶衰救弊而反于正。至如探造化之本，赜几深之虑，以穷乎天下之至精，立道德之防，张礼乐之致，以达乎人情之大窦。故《易》言天地之变，吾得以辞而系；《诗》厚风化之本，吾得以择而删；《礼》、《乐》备三代之英，吾得以定而正；《春秋》立一王之法，吾得以约而修。其为教也，所以该明帝王之大猷，推见天人之至隐。

道有机而不得秘，神有密而不得藏，晓乎人俭，明乎耳目，如此而详备也。然独以利、命、仁而罕言，其旨何哉？请试言之。

夫利、命、仁之为道也，渊深而难明，广博而难详。若乃诱生民以至教，周万物而不遗。草木贲殖而无知，所以遂其生；跂喙行息而不知，所以达其乐。

物性莫不欲茂，则薰之以太和；人情莫不欲寿，则济之以不夭。滞者导之使达，蒙者开之使明。衣被群生，赡足万类。此上之利下及于物，圣人达之以和于义也。则利之为道，岂不大哉！函五行之秀气，兼二仪之肖貌，禀尔至命，得之自天。厥生而静谓之性，触物而动感其欲，派而为贤愚，诱而为善恶，贤愚所以异贵贱，善恶所以定吉凶。贫富穷达，死生夭寿，赋分而有定，循环而无端。圣人达之，内照乎神明;小人逆之，外灭于天理。则命之为义，岂不达哉！又若兼百行以全美，居五常而称首，爱人而及物，力行而能近。守而行之，一日由乎复礼；推而引之，天下称乎达道。则仁之为理，岂不盛哉！噫！三者之说，诚皆圣人之深达，非难言之也。

《易》曰“乾以美利利乎天下”，又曰“利者义之和”。《中庸》曰“天命之谓性”，又曰“君子居易以俟命”。《系辞》曰“乐天知命，故不忧。”《礼记》曰：仁者天下之表，又曰“仁者有也，道者在也”。酌是而论之，则非不言也。然罕言及者，得非以利、命、仁之为道，微而奥，博而远。贤者诚而明之，不假言之道也。

愚者鲜能及之，虽言之，弗可晓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又曰“仁则吾不知”者，举一可知也。子贡以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者，诚在是乎。然则利、命、仁之罕言，由此而见矣。谨论。

本末论

《关雎》、《鹊巢》，文王之诗也，不系之文王而下系之周公、召公。召公自有诗，则得列于本国。周公亦自有诗，则不得列于本国，而上系于豳。豳，太王之国也，考其诗，则周公之诗也。周、召，周公、召公之国也，考其诗，则文王之诗也。《何彼秾矣》，武王之诗也，不列于《雅》，而寓于《召南》之风。《棠棣》，周公之诗也，不列于《周南》，而寓于文王之《雅》。卫之诗，一公之诗也，或系之邶，或系之鄘，或系之卫。诗述在位之君，而风系已亡之国。晋之为晋久矣，不得为晋，而谓之唐。郑去咸林而徙河南，为郑甚新，而遂得为郑。自汉以来，其说多矣。盖《诗》之类例，不一如此，宜其说者之纷然也。

问者曰：“然则其将奈何？”应之曰：“吾之于《诗》，有幸有不幸也。不幸者远出圣人之后，不得质吾疑也。幸者《诗》之本义在尔。《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美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揄扬怨愤于口，道其哀乐喜怒于心，此诗人之意也。古者国有采诗之官，得而录之，以属太师，播之于乐。于是考其义类而别之以为风、雅，而比次之以藏于有司，而用之宗庙、朝廷，下至乡人聚会，此太师之职也。世久而失其传，乱其雅、颂，亡其次序，又采者积多而无所择。孔子生于周末，方修礼乐之坏，于是正其雅、颂，删其繁重，列于六经，著其善恶以为劝戒，此圣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学校废而异端起。及汉承秦焚书之后，诸儒讲说者整齐残缺以为之义训，耻于不知，而人人各自为说，至或迁就其事以曲成其己学，其于圣人有得有失，此经师之业也，惟是诗人之意也，太师之职也，圣人之志也，经师之业也。

今之学《诗》也，不出于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何哉？劳其心而不知其要，逐其末而忘其本也。何谓本末？作此诗，述此事，善则美，恶则刺，所谓诗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别其类，或系于此，或系于彼，所谓太师之职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戒，所谓圣人之志者，本也。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者，经师之本也。讲太师之职，因其失传而妄自为之说者，经师之末也。今夫学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尽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阙其所疑，可也。虽其本有所不能达者，犹将阙之，况其末乎！所谓周、召、邶、鄘、唐、豳之《风》，是可疑也，考之诸儒之说既不能通，欲从圣人而质焉又不可得，然皆其末也。若《诗》之所载，事之善恶，言之美刺，所谓诗人之意，幸其具在也。然颇为众说汩之，使其义不明，今去其汩乱之说，则本义粲然而出矣。今夫学者知前事之善恶，知诗人之美刺，知圣人之劝戒，是谓知学之本而得其要，其学足矣，又何求焉？其末之可疑者，阙其不知可也。盖诗人之作诗也，固不谋于太师矣。今夫学《诗》者，求诗人之意而已，太师之职有所不知，何害乎学《诗》也？若圣人之劝戒者，诗人之美刺是也，知诗人之意，则得圣人之志也。

时世论

按郑氏《谱》，《周南》、《召南》，言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邦，周、召之邑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使施先公太王、王季之教于己所职六州之国，其民被二公之德教尤纯。至武王灭纣，巡守天下，陈其诗以属太师，分而国之，其得圣人之化者系之周公，谓之《周南》，其得贤人之化者系之召公，谓之《召南》。今考之于诗义，皆不合，而其为说者又自相牴牾。

所谓被二公之德教者，是周公旦、召公奭所施太王、王季之德教尔。今《周》、《召》之诗二十五篇：《关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罝》、《芣》，皆后妃之事。《鹊巢》、《采蘩》、《小星》，皆夫人之事，夫人乃太姒也。《麟趾》、《驺虞》，皆后妃、夫人之德化之应。《草虫》、《采苹》、《殷其雷》，皆大夫妻之事。《汉广》、《汝坟》、《羔羊》、《摽有梅》、《江有汜》、《野有死麕》，皆言文王之化。盖此二十二篇之诗，皆述文王、太姒之事，其余三篇，《甘棠》、《行露》言召伯听讼，《何彼秾矣》乃武王时之诗，乌有所谓二公所施先公之德教哉？

此以《谱》考诗义，皆不能合者也。

《谱》言得圣人之化者，谓周公也，得贤人之化者，谓召公也，谓旦、奭共行先公之德教，而其所施自有优劣，故以圣贤别之尔。今诗所述既非先公之德教，而二《南》皆是文王、太姒之事，无所优劣，不可分其圣贤。所谓文王、太姒之事，其德教自家刑国，皆其夫妇身自行之，以化其下，久而变纣之恶俗，成周之王道，而著于歌颂尔。盖《谱》谓先公之德教者，周、召二公未尝有所施，而二《南》所载文王、太姒之化，二公亦又不得而与，然则郑《谱》之说，左右皆不能合也。

后之为郑学者，又谓《谱》言圣人之化者为文王，贤人之化者为太王、王季。

然《谱》本谓二公行先公之教，初不及文王，则为郑学者又自相牾矣。

今《诗》之《序》曰：“《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故系之召公。”至于《关雎》、《鹊巢》所述，一太姒尔，何以为后妃？何以为夫人？二《南》之事，一文王尔，何以为王者？何以为诸侯？

则《序》皆不通也。又不言作诗之时世，盖自孔子殁，群弟子散亡，而六经多失其旨，《诗》以讽诵相传，五方异俗、物名字训，往往不同，故于六经之失，《诗》尤甚。《诗》三百余篇，所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国，先后非一时，而世久失其传，故于《诗》之失，时世尤甚。周之德盛于文、武，其诗为《风》、为《雅》、为《颂》，《风》有《周南》、《召南》，《雅》有《大雅》、《小雅》，其义类非一，或当时所作，或后世所述，故于时世之失，周诗尤甚。自秦、汉以来，学者之说不同多矣，不独郑氏之说也。

昔孔子尝言《关雎》矣，曰：“哀而不伤”，太史公又日“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而齐、鲁、韩三家皆以为康王政衰之诗，皆与郑氏之说其意不类。盖尝以哀伤为言，由是言之，谓《关雎》为周衰之作者近是矣。周之为周也，远自上世积德累仁，至于文王之盛，征伐诸侯之不服者，天下归者三分有二，其仁德所及，下至昆虫草木，如《灵台》、《行苇》之所述。盖其功业盛大，积累之勤，其来远矣，其盛德被天下者非一事也。太姒，贤妃，又有内助之功尔，而言《诗》者过为称述，遂以《关雎》为王化之本，以谓文王之兴，自太姒始，故于众篇所述德化之盛，皆云后妃之化所致。至于天下太平，《麟趾》与《驺虞》之瑞，亦以为后妃功化之盛效，故曰“《麟趾》，《关雎》之应”，“《驺虞》，《鹊巢》之应也”。何其过论欤？夫王者之兴，岂专由女德，惟其后世因妇人以致衰乱，则宜思其初有妇德之助以兴尔。因其所以衰，思其所以兴，此《关雎》之所以作也。

其思彼之辞甚美，则哀伤之意亦深，其言缓，其意远，孔子曰“哀而不伤”，谓此也。司马迁之于学也，杂博而无所择，然其去周、秦未远，其为说必有老师宿儒之所传，其曰“周道缺而《关雎》作”，不知自何而得此言也，吾有取焉。

昔吴季札闻鲁乐之歌《小雅》也，曰：“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

犹有先王之遗民焉。”而太史公亦曰：“仁义陵迟，《鹿鸣》刺焉。”然则《小雅》者，亦周衰之作也。《周颂·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谓二后者，文、武也。则成王者，成王也，犹文王之为文王，武王之为武王也。然则《昊天有成命》当是康王已后之诗，而毛、郑之说以《颂》皆是成王时作，遂以“成王”

为成此王功，不敢康宁。《执竞》曰：“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谓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犹文王、武王谓之文、武尔。然则《执竞》者，当是昭王已后之诗，而毛以为“成大功而安之’，郑以为“成安祖考之道”，皆以为武王也。据诗之文，但云“成康”尔，而毛、郑自出其意，各以增就其己说，而意又不同，使后世何所适从哉？《噫嘻》曰“噫嘻成王”

者，亦成王也。而毛、郑亦皆以为武王，由信其己说以《颂》皆成王时作也。诗所谓成王者，成王也，成康者，成王、康王也，岂不简且直哉？而毛、郑之说岂不迂而曲也？以为成王、康王，则于诗文理易通，而毛、郑之说则文义不完而难通。然学者舍简而从迂，舍直而从曲，舍易通而从难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不敢辩者，以去诗时世远，茫昧而难明也。

余于《周南》、《召南》，辩其不合，而《关雎》之作，取其近似者焉，盖其说合于孔子之言也。若《雅》也、《颂》也，则辩之而不敢必，而有待焉。夫毛、郑之失，患于自信其学而曲遂其说也。若予又将自信，则是笑奔车之覆而疾驱以追之也。然见其失不可不辩，辩而不敢必，使余之说得与毛、郑之说并立于世，以待夫明者而择焉可也。

春秋或问

或问：“《春秋》何为始于隐公而终于获麟？”曰：“吾不知也。”问者曰：“此学者之所尽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起止，吾所知也。子所问者，始终之义，吾不知也，吾无所用心乎此。昔者，孔子仕于鲁。不用，去之诸侯。又不用，困而归。且老，始著书。得《诗》自《关雎》至于《鲁颂》，得《书》自《尧典》至于《费誓》，得鲁《史记》自隐公至于获麟，遂删修之。其前远矣，圣人著书足以法世而已，不穷远之难明也，故据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也，不常职乎史，故尽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鲁之《史记》，则未尝止也，今左氏《经》可以见矣。”曰：“然则始终无义乎？”曰：“义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谨一言而信万世者也。予厌众说之乱《春秋》者也。”

或问：“子于隐摄，盾、止之弑，据经而废传。经简矣，待传而详，可废乎？”

曰：“吾岂尽废之乎？夫传之于经勤矣，其述经之事，时有赖其详焉，至其失传，则不胜其戾戾：音ｌì，乖张。也。其述经之意，亦时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圣人而反小之，欲尊经而反卑之。取其详而得者，废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说，不可也。”问者曰：“传有所废，则经有所不通，奈何？”曰：“经不待传而通者十七八，因传而惑者十五六。日月，万物皆仰，然不为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见也。圣人之意皎然乎经，惟明者见之，不为他说蔽者见之也。”

诗话

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

李文正公进《永昌陵挽歌辞》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楼三度纳降王。”当时群臣皆进，而公诗最为首出。所谓三降王者，广南刘鋹、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后主是也。若五朝上帝则误矣。太祖建隆尽四年，明年初郊，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开宝。开宝五年又郊，而不改元。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大雩，告谢于西京。盖执玉祀天者，实四也。李公当时人，必不缪，乃传者误云五耳。

仁宗朝，有数达官，以诗知名。常慕白乐天体，故其语多得于容易。尝有一联云：“有禄肥妻子，无恩及吏民。”有戏之者云：“昨日通衢过一辎车并车，载极重，而羸牛甚苦，岂非足下肥妻子乎？”闻者传以为笑。

京师辇毂之下，风物繁富，而士大夫牵于事役，良辰美景，罕或宴游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