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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第1页)

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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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老人,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县)人。

庆历二年(1042)进士,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曾主张变法。王之诗文具有浓厚政治色彩,又都情辞并茂,具有浓厚的感染力,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临川集》。

大人论

孟子曰:“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夫此三者,皆圣人之名,而所以称之之不同者,所指异也。由其道而言谓之神,由其德而言谓之圣,由其事业而言谓之大人。古之圣人,其道未尝不入于神,而其所称止乎圣人者,以其道存乎虚无寂寞不可见之间。苟存乎人,则所谓德也。是以人之道虽神,而不是以神自名,名乎其德而已。夫神虽至矣,不圣则不显,圣虽显矣,不大则不形,故曰,此三者皆圣人之名,而所以称之之不同者,所指异也。

《易》曰:“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夫《易》之为书,圣人之道于是乎尽矣,而称卦以智不称以神者,以其存乎爻也。存乎爻,则道之用见于器,而刚柔有所定之矣。刚柔有所定之,则非其所谓化也。且《易》之道,于《乾》为至,而《乾》之盛,莫盛于二、五,而二、五之辞,皆称“利见大人”,言二爻之相求也。夫二爻之道,岂不至于神矣乎?而止称大人者,则所谓见于器而刚柔有所定尔。盖刚柔有所定,则圣人之事业也;称其事业以大人,则其道之为神,德之为圣可知也。

孔子曰:“显诸仁,储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此言神之所为也。神之所为,虽至而无所见于天下。仁而后著,用而后功,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及其仁寄万物而不穷,用通万世而不倦也,则所谓圣矣。故神之所为,当在于盛德大业。德则所谓圣,业则所谓大也。世盖有自为之道而未尝知此者,以为德业之卑不足以为道,道之至在于神耳,于是弃德业而不为。夫为君子者,皆弃德业而不为,则万物何以得其生乎?故孔子称神,而卒之以德业之至,以明其不可弃。盖神之用在乎德业之间,则德业之至可知矣。故曰:神非圣则不显,圣非大则不形。此天地之全,古人之大体也。

致一论

万物莫不有至理焉,能精其理,则圣人也。精其理之道,在乎致其一而已。

致其一,则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易》曰“一致而百虑。”言百虑之归乎一也。苟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则可以入神矣。既入于神,则道之至也。夫如是,则无思为寂然不动之时也。虽然,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为者,则岂可以不通其故哉?此圣人之所以又贵乎能致用者也。

致用之效,始见乎安身,盖天

下之物,莫亲乎吾之身,能利其用以安吾之身,则无所往而不济也。无所往而不济,则德其有不崇哉?故《易》曰“精义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道之序也。孔子既已语道之序矣,患乎学者之未明也,于是又取于爻以喻焉。非其所困而困,非其所据而据,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以小善为无益,以小恶为无伤,凡此皆非所以安身崇德也。苟欲安其身,崇其德,莫若藏器于身,待时而后动也。故君子举是两端,以明夫安身崇德之道,盖身之安不安,德之崇不崇,莫不由此两端而已。身既安,德既崇,则可以致用于天下之时也。致用于天下者,莫善乎治不忘乱,安不忘危;莫不善乎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孔子之举此两端,又以明夫致用之道也,盖用有利不利者,亦莫不由此两端而已。

夫身安德崇,而又能致用于天下,则其事业可谓备也。事业备而神有未穷者,则又当学以穷神焉。能穷神,则知微知彰,知柔知刚。夫于微彰、刚柔之际皆有以知之,则道何以复加哉?圣人之道,至于是而已也。且以颜子之贤而未足以及之,则岂非道之至乎?圣人之学至于此,则其视天下之理,皆致乎一矣。

天下之理皆致乎一,则莫能以惑其心也。故孔子取《损》之辞,以明致一之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也。”夫危以动,惧以语者,岂有他哉,不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故也。故孔子举《益》之辞以戒曰:“立心勿恒,凶。”勿恒者,盖不一也。

呜呼!语道之序,则先精义而后崇德,及喻人以修之之道,则先崇德而后精义。盖道之序则自精而至粗,学之之道则自粗而至精,此不易之理也。

夫不能精天下之义,则不能入神矣;不能入神,则天下之义,亦不可得而精也。

犹之人身之于崇德也,身不安则不能崇德矣;不能崇德,则身岂能安乎?凡此宜若一而必两言之者,语其序而已也。

三不欺

昔论者曰:“君任德,则下不忍欺;君任察,则下不能欺;君任刑,则下不敢欺。”而遂以德、察、刑为次。盖未之尽也。此三人者之为政,皆足以有取于圣人矣,然未闻圣人为政之道也。夫未闻圣人为政之道,而足以有取于圣人者,盖人得圣人之一端耳。且子贱之政使人不忍欺,古者任德之君宜莫如尧也,然则马雚兜犹或以类举于前,则德之使人不忍欺,岂可独任也哉?子产之政使人不能欺,夫君子可欺以其方,故使畜鱼而校人烹之,然则察之使人不能欺,岂可独任也哉?西门豹之政使人不敢欺,夫不及于德而任刑以治,是孔子所谓“民免而无耻”者也,然则刑之使人不敢欺,岂可独任也哉?故曰:此三人者,未闻圣人为政之道也。

然圣人之道有出此三者乎?亦兼用之而已。昔者尧、舜之时,比屋之民皆足以封,则民可谓不忍欺矣。放齐以丹朱称于前,曰:“嚚嚚:音yín,蠢而顽固,奸诈。讼,可乎?”则民可谓不能欺矣。四罪而天下咸服,则民可谓不敢欺矣。故任德则有不可化者,任察则有不可周者,任刑则有不可服者。然则子贱之政无以正暴恶,子产之政无以周隐微,西门豹之政无以渐柔良。然而三人者能以治者,盖足以治小具而高乱世耳,使当尧、舜之时所大治者,则岂足用哉?盖圣人之政,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能欺,政足以使民不敢欺,然后天下无或欺之者矣。

或曰:“刑亦足任以治乎?”曰:所任者,盖亦非专用之而足以治也。豹治十二渠以利民,至乎汉,吏不能废,民以为西门君所为,不从吏以废也,则豹之德,亦足以感于民心矣。然则尚刑,故曰任刑焉耳。使无以怀之而惟刑之见,则民岂得或不能欺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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