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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做事先做人做爱心与责任兼备的时代女人（第1页）

第五章做事先做人，**心与责任兼备的时代女人

如果从杨澜身上要看出其“富婆”身份的，可能就是她对慈善和公益活动的热衷。作为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理事和中国绿化基金会理事，杨澜、吴征夫妇觉得自己要做的事情很多。“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袭，千骑卷平岗”的豪情，杨澜领略了。在接过“2008最具爱心华人女性大奖”的奖杯时，杨澜优雅地道出了她对爱心的理解：“善像一朵花，是会开花结果的。”罗曼·罗兰曾说：“一个人要帮助弱者，应当自己成为强者，而不是和他们一起变成弱者。”爱别人，也被别人爱，这就是一切，这就是宇宙的法则。为了爱，我们才存在。做人就应该做像杨澜一样爱心与责任兼备的时代女人。

1、做充满爱心的女性

爱，本质上是给予，而爱的幸福就在这种给予之中。爱心的光亮在照亮了别人的同时，也照亮了自己的心空。丰盈的爱心，使人像神一样博大。因此《圣经》里说：“神就是爱。”有爱心的人永远活在天堂里。爱心必将唤起爱心，点燃爱心。只要爱心长存，就能将尘世构建成美好的天堂。

要做一个情感真挚的女性，自己必须是一个情感丰富的女人。爱生活、爱孩子、爱自己。一个有爱心的女人是最富有魅力的，因为有爱，她的内心不会空虚；因为有爱，她的生活不会无聊。她把自己的生活奉献给爱，她同时又收获着爱。试想，一个有爱心且被人爱着的女人怎么会黯然无光呢?

充满爱心首先需要的是有自己所爱的对象。这里的所爱不仅仅指爱人、家庭等，还包括兴趣、爱好等。她们本身在社会中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她们的所爱也是构成她们自身魅力的因素。在杨澜看来，她第一次接触慈善和公益领域，跟先生吴征有很大关系。那是一个中秋节的晚上，两个人在北京的一条小河边散步，风很大，他们同时发现，一个报摊的老人还在守着报摊卖报纸，这时天色已经很晚了，吴征走上前去，劝老人早点回家，因为中秋是个全家团圆的日子。老人说，要等卖完报纸才能回去。吴征什么也没有说，掏钱把摊上的报纸全部买了下来。此后，这一幕一直留在了杨澜的记忆深处。

也许，正是因为先生在中秋之夜的一个善举，使得杨澜将视线投向了公益慈善事业。

2005年7月，杨澜宣布将她与吴征共同持有的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权益的51%无偿捐献给社会，并在香港成立非营利机构阳光文化基金会。

此举意味着，杨澜从商场抽身，重回她所熟悉擅长的文化传播和社会公益事业。

“我的基金会得到先生很大的鼓励，因为这个机构是我们两个人的，他说我们有能力做这些事情，就把资产拿出来做这些好事。”

国内多数民间机构筹款方式单一，资金安排死板，多数没有专门的宣传经费。而国外慈善机构开支的重要部分就是宣传，因为它需要民间知道。杨澜说，他们夫妇捐51%股份组建的阳光文化基金会的职责定位就是——做慈善宣传和慈善机构的管理培训。

在帮助民间机构宣传的基础之上，基金会赞助北京大学和哈佛大学进行慈善组织高层负责人项目培训，今年一月份已开办了第一期学习班，有50位慈善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参加。这是完全免费的一个培训，杨澜表示，她希望这个项目能够持续下去。

直面杨澜，并无隔阂之感，她谈论慈善的从容，更像一名善使。

杨澜做公益，不仅停留在物质层面，更多的则是见证于她的思想意识上，这也促使她把更多的时间和思考放在了整个公民社会慈善意识的建立上面。谈到民间组织、公民社会等一系列概念，杨澜显得更为放松：“慈善捐款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说香港医院有几十种的捐款方式，我们国家只有几种捐款方式。我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因为还在读书，没有额外的收入，但是国外的慈善机构就会给你写信，跟你要美金。他们有很好的网络，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找大学生呢？他们没有钱啊。他们说他们有可能会找到好的工作，他们有潜力做慈善事业。”

“当前，国内公益机构发育严重不足，但是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和国家的收入分配体制下，给中国社会编制一道最底层的社会保障网时，其中就需要公民之间相互帮助，这本身就给公益慈善机构提供了发展空间，对于整个公民社会的发育也非常重要。”杨澜坦言，在这个社会上能够有这份善意，愿意做点事情的人的确是还不够多。

杨澜觉得，慈善事业是在社会中间层面，给政府提供缓冲层，给公民提供援助途径。通过调研，杨澜发现，国内公益慈善机构问题是多方面的：一是大量草根机构因双重管理而无法注册；二是税收优惠政策不够普及；三是多数慈善机构管理者水平存在缺陷；四是慈善文化没有深入人心。

“大量草根的公益慈善机构不能顺利注册，他们当中很多人，由于找不到上级主管单位，就不得不到工商注册，使得信息非常混乱，而且也不便于将来在财务规范上实施政府统一管理。”

“2006年我提出应该加快慈善立法进程，国家民政部已经在进行该项实际工作了，所以今年我提出的是关于设立慈善日的提案。希望能够通过设立慈善日，对促进慈善文化深入人心起到一定的作用，并可以通过一个很好的契机，让慈善机构能够进行联合劝募，减轻他们的劝募成本，增加联动效应。”

2、做人要考虑公共利益

无论在我们的日常观念内，还是在我们的理论视野中，“做人”仅仅是一个与人们的日常交往或者私人来往有关系的概念，“做人”含有“做个好人”、“使自己成为一个好人”的意思。总之，“做人”的观念意味着要去“做”，要“会做”，要“能做”。

日常的“做人”观念带来了对“做人”的狭隘理解，即把做人视为一种“内部性”的道德要求，会不会做人、能不能做人完全成为一个只有“内部”讨论的问题；是不是“人”、是不是“好人”，取决于他愿不愿意为“熟人”谋取利益。另外，日常化的“会做人”观念隐含着私人交往中双方情感和利益相互满足的私下默契和心照不宣。

这种“内部性”的“做人”要求被放置于个体道德之外，成为个体道德建设不能触及的“内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潜规则”运行的内在逻辑。因此，我们经常可以看见这样一种道德困境：一个人在家庭、朋友、亲戚、熟人的圈子里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好人”，而他却可能不是一个好公民、好干部、好职员；反过来，一个尽职尽责、铁面无私、积极履行法律义务、社会义务和道德义务的好干部、好职员、好公民，在家人、朋友、亲戚和熟人的眼中也许不是一个好亲人、好朋友、好邻里，或者说不会“做人”。

在社会日益开放、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需要划分、社会关系日渐丰富、社会交往愈加频繁的时代，把“做人”放在一个私人交往的范围内来考虑是很不充分的，与个体道德建设、公民道德建设也是不相适应的。解决这种困境的途径只有一个——摒弃对“做人”观念的狭隘理解，消除游离于个体道德要求之外对“做人”进行评价的情形，把“做人”从一个“内部”的问题转变为一个“外部”的、公共的问题，以个体道德的普遍性要求解释“做人”，使“做人”成为一种德性。

以下是杨澜小时候的一段回忆：

我曾有一个当植物学家的梦想，这个梦想来自我家窗户后面的小花园。今天看来，那个花园里的植物品种少得可怜，但对当时还是孩子的我来说，这个小花园就是一个大世界。我放学后天天待在花园里，就为了看一朵花的开放或者一片叶子逐渐展开。因为还要上学，很多时候，早上的花蕾等到中午我回家时，已经完全盛开了，这让我很沮丧。

为了更好地观察，我用胶水把一张张字条粘在植物的枝条上，这样可以随时记录下观察到的情况。为了不伤及花苞或者枝条，我很认真，也很小心。有时候站着操作，有时候半跪着，有的枝条太低，我只能趴在地上进行。再加上有的植物枝条上有刺，这样一来，我在做标记时难免不被划伤。妈妈看我弄得一身土一身泥，胳膊上还有若干个血印，终于忍不住了:“澜澜，你怎么像男孩一样淘气呢!你这是上哪儿了?”我不说话，急急忙忙去洗脸。后来，妈妈得知我是在花园里“搞科研”，不仅不再责备我，反而称赞我:“你做事能这么认真，这很好。”热衷观察的喜好慢慢改变了我的性格，让我在敏捷中多了一份沉稳观察植物成为习惯以后，我开始查找资料，想搞清楚这些植物除了绿化环境、净化空气外还有什么用处。经过反复对比，我喜欢上了蓖麻。这种不起眼的植物有着很高的经济价值。我想如果在花园里全种上蓖麻，到了秋天就可以把蓖麻籽拿去卖掉，有了钱就可以买漂亮的铅笔和铅笔盒了。当然，还要买一些铲子、锄头、水桶什么的，那样干起活来更顺手。这样一来，我可以开发更多的土地，种更多的蓖麻，得到更多的钱，于是所有的同学、朋友，都可以从我这里得到铅笔，那该多好啊!我陶醉在自己的想象中，不知不觉笑出声来。爸爸看到了，拿一根手指在我眼前晃，问:“想什么呢?”我就把自己的目标、规划和宏伟蓝图详细地告诉了爸爸。爸爸听后哈哈大笑说:“你这个想法确实好，很有经济头脑啊。”我得意地说:“那，就让我把咱家后面的花园变成蓖麻种植园吧。”这回爸爸没有笑，也没有说不好，只是轻轻地问:“澜澜，你觉得花园好看吗?”我说:“当然好看了!”“为什么好看呢?”我说:“因为有绿树，还有各种颜色的花。”爸爸继续问:“那蓖麻好看吗?”我说:“蓖麻怎么会好看呢?当然不好看了。爸爸，好看的东西不一定有用处，有用的东西不一定好看啊。”说完，我好像有点明白过来了，就接着说:“蓖麻虽然不好看，但很有用途。蓖麻籽可以炼油，蓖麻皮可以做麻绳，蓖麻杆可以做装饰和房子的顶棚……”

爸爸没有跟着我的话题走，而是接着他刚才的话茬儿说:“澜澜，花园是大家的，花园里的花草各有作用，它们一起美化了环境，让大家心情愉悦。如果你全种上蓖麻，你想晚上大家散步的时候，还能看到美丽的花园吗?”我不出声了。我的梦想就这样告一段落，但心里悄悄留下了这样一粒种子———做任何事，都应该想到公众的利益，这是做人的根本。

3、做有时代责任感的“大”女人

不仅要做小女人，更要做“大”女人，作为中国人都应该是一位秉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而又放眼四海风云的大爱国者。

“群众运动方式与西方民众有隔膜”前后两次参加了北京申奥的杨澜，对奥运会有着真切的感受。她以一个北京市民的身份投以百分之百的热情参与奥运，她也以一个媒体人冷静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在两次申奥中的变化。

从1993年到2001年，这8年时间里，杨澜经历了留学、结婚生子、创业的过程，当年在《正大综艺》中站在成熟男主持人旁边的生涩少女，长成了让世界都在看她的成功传媒人。与此同时，中国也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进一步融入了世界。杨澜在她的书里把北京奥运会比做一股风、一股潮流：“把我们能够往我们想去的地方推得更远，在我们想去的方向上推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