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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亚圣孟子与至圣孔子思想比较（第1页）

5。“亚圣”孟子与“至圣”孔子思想比较

孔子是春秋时期的大学者（公元前551～前479年），他首开私学，创立儒家学派。孟子是战国时期的大学者（生卒年不详，一说前385～前304年，一说前372～前289年），他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并对儒家学派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孔子生于今日山东曲阜，孟子生在距曲阜仅数十里的邹县，他们都曾沐浴着以泰山为中心的齐鲁文化。

公元前2世纪中叶，汉武帝认识到孔子学说有利于中央集权大一统的社会格局，因而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中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一直尊奉孔子为圣人，尊称孟子为亚圣；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以及孔子后裔和孟子后裔，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相信或认为孟子的学术思想与孔子一脉相承或完全一致，简言之即所谓的孔孟一家。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因为，实际情况是，孟子的学术思想一部分继承于孔子的思想，另一部分则是孟子自己的创造，而这后一部分内容已经大大地超越了孔子。

说到两者，不能不先从他们所处的时代来分析。我们之所以要先简介孟子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因为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往往要放在他所处的时代脉络中观察，才能彰显出其独特性及价值所在。就像中国绘画中的泼墨画，如果想要表现月色之静好柔美，并不是拿圆规画一轮高挂天空的圆圈就算了事，往往是先画几朵幽兰，旁边还衬着清逸的长竹，嶙峋的石头，在这些地上美好景物的烘托下，我们自然可以感受到天上月亮散发的柔美光泽，也自然就能烘托出月色之美。同样地，如果先将孟子放置于历史环境中，分析此一历史背景中的孟子，在时代背景的映衬之下，孟子的特性与代表性便跃然纸上。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考方法，举例言之：“拿刀子切割人的身体”这件事，究竟是美德还是恶行呢？这个问题是不能够脱离背景进行思考的。医院的外科医生在手术房内以手术刀切掉病人的手指，是为了救人，是值得称赞的行为。可是绑匪拿起刀子剁掉人质的手指，则是一个令人发指的恶行。所以，同样一件事情我们要放在背景当中才能进行思考判断。我们只有把孟子和孔子放在历史当中，才能得到真正深层的认识与了解他们之间的异同。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政治秩序变动最为激烈的时代之一。战国时代（公元前403-222年）实在是个“人人有希望，个个没把握”的时代，这有点像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

在社会变动方面，各阶层之间剧烈的流动是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由于各国之间激烈的军事竞争，各国国君无不求贤若渴，积极招揽人才，许多出身寒微的知识份子凭藉本身的才能取得权力，并上升至较高的阶级。社会各阶层间互有升降，激烈流动的结果渐渐使原来上下严明的社会阶级趋于泯灭。在经济方面，主要的变动在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工商业的长足发展，大城市的兴起及人口的激增等。牛耕及铁器的使用增加了农业生产；交通条件的改善及各国统一地区扩大等因素，也为工商业的繁荣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农业及工商业的进步又造成了人口的大量增加，大城市林立，土地私有制度亦逐步形成，最后终于瓦解了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

战争的频繁也是战国时代的主要特色。“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在各国之间频繁的战争中，百姓无疑有如俎上之肉，任人宰割。当时的思想家都对人民所承受的巨大苦难寄予无限的同情，也都不遗余力地挞伐战争的罪恶，希望能够救民于水火之中。孟子身处于这样一夕数变的时代中，对于他身处的世界有三项强烈的认识：一是认为当时弥漫着浓厚的急功近利之风；二是对于当时政治的黑暗与堕落，具有相当深刻的体察；三是深切地感觉到战争的残酷及人民的痛苦。有鉴于此，孟子奋起而大力批判他所处的时代，并提出许多有力的建议，希望通过他的学说，引领时代步入理想的正途。

和春秋战国时代的许多隐者相较，孔子和孟子都是怀抱着强烈的救世之心的人，他们建立了儒家的典型风范，也确立了此后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知识份子的典型风范，战国时代被孟子直言批判的国君并不算是凤毛麟角，而是时有所闻。孔子是春秋时代的风格孕育的人物，一个如微风般和煦，温馨的人格典范。相对于孔子温如玉般的谦谦君子，及不疾不徐的生命情调，孟子的人格特质是刚烈，特立独行，棱角分明，这自然也是他的时代所造就出来的，正是狂风暴雨，诡谲波澜的战国时代所酝酿出来的典型。

战国时期孟子主要表现以下四个相当突出的个性。

（1）强韧的生命力

我们只要仔细阅读《孟子》，就会不由自主地被孟子那慑人心魄的强韧生命力所震撼。孟子这个人在当时确实是个异数，是独一无二的。孟子生于乱世，却不随俗俯仰，有所为有所不为，并时时以他雄浑有力，一针见血的笔锋直指时代的堕落，尤其是当时盛行的功利思想。战国时代的功利思想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第一是各国统治者多半近视、短利，只追求一时的利益而从不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上。孟子就曾毫不客气地指斥梁惠王（在位于公元前370-319年）：“不仁哉!梁惠王也。以土地之故，靡烂其民而战之。”（《孟子·梁惠王上》）一国之君如此，那么当时的知识份子如何呢？战国时代的知识份子游走各国，凭其三寸不烂之舌纵横捭阖，借着对国君的献策，图谋个人富贵而置百姓福祉于不顾，如苏秦，张仪之流务为合纵，连横，“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孟子·滕文公下》）天下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第二则是一般人民在这种急速变迁的时代里，也往往随波逐流，淹没于物欲的洪流中。孟子所处的时代可说是举世滔滔，皆为利来；天下攘攘，尽为利往的乱世，但他终其一生都坚决与逆流对抗，在与时代潮流的顽健抗衡中展现全幅的强韧生命力。

（2）强烈的使命感

孟子毕生以其强悍的生命特质“逆流游泳”，抗拒并批判整个时代的潮流，其精神动力之一即是他怀抱有强烈的使命感。孟子对于所处时代的使命感可在他与充虞的对话中表露无遗：“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除非是上天还不想平治天下，上天若想要平治天下的话，那么当今之世除了我之外还有谁足以当此重任呢？孟子的自信自负及沛然莫之能御的气势及使命感，于此表露无遗!就是在这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驱使下，他汲汲营营地奔走各国，希望能够拯生民于水火之中。

（3）刚直的气概

孟子刚直的气概往往表现为永不妥协的性格。举例言之，当孟子去见梁襄王后即亳不客气地批评他“望之不似人君”（《孟子·梁惠王上》）。再举个例子：有一天孟子已经准备就绪前去见国君，尚未出门，国君派人前来对“国君本来想要来见先生，但是因为临时身体不适，不知道先生能否在早朝时前来一见”孟子立刻回答说：“我也本来要去看他，但是不幸临时生病不能去看他了!”（《孟子·公孙丑下》）孟子的个性就是这样，坚持自己的风格，永不妥协。正因为如此，他为中国几千年来的知识份子建立一种新的风格。纵观专制时代多少朝代更迭之中，如墙头草般的投机份子及曲学阿世的知识份子比比皆是，相形之下更能体会出孟子的人格特质之代表意义。

（4）充满健动精神的理想主义

孟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主义，在某个程度上可能受到孔子的启迪。孔子在石门遇见的隐者就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到了战国时代，孟子把这种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战国时代是一个相当混乱而变动剧烈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扉页快速翻动的时代，社会阶层的流动速度之快，往往令人目不暇接。春秋时代的社会，血缘因素常常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决定性指标。但是在战国时代，个人的能力才是决定其能否独占鳌头的主要因素，血缘退居次要地位，“布衣可致卿相”，因此造就了许多平民的崛起。举例言之：张仪和苏秦即是当时最著名的两个游士。有一次张仪去游说诸侯，差点赔上性命，当张仪好不容易从九死一生中苏醒过来，随即问道：“我的舌头还在不在”发现自己的舌头完好如初，才如释重负地说：“只要我的舌头还在，一切就没有问题!”对于专靠一张嘴巴吃饭的谋士而言，只要三寸不烂之舌尚在，便可东山再起。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也正是这样的时代，使中国的知识阶层逐渐进入成熟期。孟子可以说是中国知识份子的典型，他使历代帝王坐立难安，寝食忐忑，孟子就是这样的具有典范意义。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孔子生于公元前第六世纪，孔子这个人比较有修养，我们读《论语》时印象最深刻的往往是《盍各言尔志》那一章：有一天，孔子对徒弟们说，你们何不说说自己有什么志趣，不要因为我比你们年长，就觉得拘谨。说起自己的志趣，孔子这些学生就不禁雀跃了起来，一个学生就说：如果让我做外交部长，短期内就可以做到协和万国，敦睦邦谊。孔子怎么回应呢《论语》记载说：“夫子哂之!”就是说孔子只是笑笑而不具体回应。接下来，孔子又听到他的学生们有的想做行政院长，有的要做外交部长，各有各的雄心壮志，孔子在听过这些学生陈述自己的志愿之后都只是微笑不语，并未做任何具体回应。最后，轮到一个叫曾点的学生，他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孝子曾参的父亲，当他的同学们踊跃畅谈未来志向时他只在一旁悠闲地弹着琴。当大家都概略叙述完自己的志趣之后，孔子转头对曾点说：“点!不妨也聊聊你的志趣吧!”曾点于是诚恳地回答说：“我只希望能在淡淡的暮春三月时，穿著新做好的春服，跟着五，六个成年人及六，七个小孩，大家一起悠闲地在小溪中洗浴玩耍，洗完澡后又能闲适地在舞雩的祭台上快乐地乘凉，然后大家愉悦地哼着歌，一起开开心心地回家”。孔子听完后点点头称许地说：“吾与点也!”，也就是：“嗯！我与曾点的志趣相投!”（《论语·先进》）孔子这个人的风范正是这样让人深有如沐春风之感。孔子待人处世之道一向以敦厚，温和圆融着称，他正是典型的春秋时代人物。

所以，从两人的人格来看。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愤世疾俗。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自然要以身作则，要别人大气，自己就得是个敦厚的儒者长者。这与孔子的人生经历有关，孔子早年家贫，作过吹鼓手，也做过放牛娃，他是自学成才，因而他自然就养成了谦逊的性格，他向长者请教时也总是恭恭敬敬。成材后，他也将这种恭敬的习惯一以贯之，他为了希望让年轻人少走弯路，对年轻人的教诲总是不厌其烦。他是老师，也是长者，所以，脾气暴躁的子路都会受他的影响，并拜他为师。宽恕始终是他的人生信条，如在陈国，被别人形容为“丧家之犬”，他都不生气。但在原则上则义正词严，毫不妥协。当他发现鲁国国君的臣子享受了不该他享受的音乐时，他也会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孔子的敦厚中是蕴藏着凛凛正气的。

而孟子则不同，孟子更偏向愤世疾俗。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在那个时期内诸侯们交相攻伐，仁义早被抛诸脑后，“兴灭继绝”的传统也烟消云散，然而，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孟子把个人与社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以解民倒悬为己任，自然是看不惯诸侯们的那一套的，百姓的血流在他的眼中，哀号回**在他的心中，这更激起他的愤世疾俗。孔子也愤世疾俗，只不过他最大的愤怒也就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则不同，他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孔子的愤怒是出世，孟子的愤怒是入世，是一股豪迈之情，自信之气，他越愤怒越要入世，正如孟子所说“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在孟子的性格中就表现出有很强的战斗性。面对黑暗政治，孔子采取了退让的方法。孟子则与孔子恰恰相反，他鼓励人民起来造黑暗政治的反，杀掉厉王、纣王这样的暴君不算“弑君”。是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君”：他恣意猎食人民的血汗，它已经成了批着君王外衣的吃人的野兽，人民不打到他，他就要吃掉人民。杀掉那暴君安慰那百姓，好象及时雨从天而降，百姓们非常高兴！（《孟子·縢文公下》）据说，历史上有的皇帝，畏惧孟子的这些话，在新出版《孟子》一书时命令编者将孟子带有战斗性的话语删去。孟子善养浩然正气，这也是孔子不及孟子的地方。孟子认为：“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孟子·公孙丑上》）意思是说，内心的志向是义气的主导；义气是充满浑身的力量。这种气，最伟大，最刚强，用正直去培养它才没有妨害，就能充满天地之间。这种气，要跟义与道相配合。如果不是这样，就会缺乏力量。这是积累了正义才产生大力量，不是凭偶然的正义之举所获取的。孟子养的气，就是正气，就是充满胸间的正义精神和力量。孔子的“气”没有孟子充盈，所以孔子没有孟子的战斗精神强。孟子用这种浩然正气去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去唤醒民众向罪恶的统治作斗争。孟子的这种浩然正气贯穿他全部行为和言行。“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话多么具有力量！后来，一些知识分子将“浩然正气”书成巨匾，悬于明堂，激励和鼓励自己。毫无疑问，孟子这种精神滋养、润育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华民族的精英。所以，从对后世文人的人格形成的影响来看，孟子的影响超过了孔子。

第二，从他们对“仁”的看法来看，孔子是大厦的设计者和奠基者，孟子是大厦的建立者和完善者。孔子针对“春秋无义战”提出了“仁”思想，他并没有将“仁”的思想形象化，具体化，“仁”在孔子时代还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孟子则在“仁”的基础上将其具体为“不忍之心”，并建立“性善论”来对其进行论述，进而提出“仁政”的概念。由“仁”到“仁政”是一种从社会道德到社会政治的一个飞跃，这种飞跃将能更好的巩固“仁”的观念，并能更好地施行“仁政”。可以说孟子的思想比孔子更具有人民性。孟子站在普通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的，是为群众着想的。孟子的“仁”是建立在“民”的基础之上的。他说：“民为贵，社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他提出“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的政治行为观。这体现了“圣人无常心，以百姓的心为心”的科学政治思想。孟子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雔”。（《孟子·离娄下》）孔子“仁”虽然也是“民本”的，但没有孟子具体和鲜明。

第三，从具体的施政纲领来看，孔子的施政纲领比较简单和原始，孟子的施政纲领则详细具体的多。孔子治理天下，不外“礼乐”二端，他的礼就是不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职责，不能超越界限；他的乐就是“浴乎沂，风乎舞雩，沐而归”，简单说来就是简政施仁。孔子也赞同发展经济，他很赞同管仲，他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他也赞同用适当的刑罚来惩戒，不过，他不赞成滥施刑罚。孟子则不同，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可诛杀“独夫”，虽多了点杀伐之气，却表现出其朗朗正气；他认为乐也当用来治理国家，“古之乐犹今之乐”，为君者当“与民同乐”，以此来教化百姓。孟子不赞同刑罚，只因战国时期各国刑罚太甚，他认为施刑是“网民”，他倒赞同教化“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而他最赞同的是发展经济“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无夺其时，十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的经济就是“教养”二大端，毕竟“仓廪实而后知礼节”。

第四，从治民思想来看，孔子认为，上对下的基本原则是“君使臣以礼”（《八佾》）。所谓礼，即孔子所谓“周因于殷礼”、“殷因于夏礼”的礼（见《论语·为政》），亦即夏代草创、殷代发展、周初成熟的宗法制度。孔子主张“克己复礼”（《颜渊》）也就是维护、恢复周初的宗法制度。它的关键有两条：一是各级统治者世袭，即所谓“大人世及以为礼”；二是上级领属下级，长辈领属晚辈，即孔子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这是治民法宝。

在“大人世及”的前提下，“君君，臣臣”，等级森然，则是孔子思想和一生言行的大纲。而贯彻这个大纲的方法则是“正名”。为此，他还曾跟子路吵过架：“野哉由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孔子如此重视的“名”，就是爵位、官阶、身份、名号，它和当时习称为“器”的政权同等重要，他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左传·成二年》）。

有了“大人世及”和“正名”这两件治民法宝，就不至于争天下、乱名分、动干戈。至于大人们是否圣明，小人们是否能活下去，那就只好听天由命了。不过，孔子力求完善，对统治阶级提了好多高雅的建议，设计了一套居高临下的治民手段。

1。王侯们要行德政。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