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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名大王（第2页）

硕果满枝

陈玉堂半生艰辛，从不计较名利。他认为，做学问一定要有逆水行舟的勇气，否则就会被冲垮，被淘汰。同时，要淡泊于名利，不对别人的成绩目眩神迷。在自己选准的道路上走下去，坚信总能到达希望的彼岸。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玉堂的辛勤耕耘真正到了开花结果的黄金季节。他在积累30万张卡片的基础上，已发表了不少有关人物别名、笔名及传记资料方面的文章。除上文所提到的，还有较早披露邵振青为共产党员的《革命报人——邵振青》、纠正巴金原名李芾甘和宋朝书法家米芾的两个“芾”字不同读音的的《李芾甘和米芾》等等。

《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是陈玉堂调到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后编著的一本著作，它著录了自清代末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出版的各类文学史著作三百余种，为研究中国文学史著作之发展，和今后撰写中国文学史提供了借鉴，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极其有价值的资料，获“1978——1987年全国古籍优秀图书三等奖”。

当然，陈玉堂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有关人物笔名的研究编著上。退休前，他先后编著出版了《中共党史人物别名录》和《辛亥革命时期部分人物别名录》等。

《中共党史人物别名录》共收录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主要人物一百九十三人，还有马林等八名外国人。书中不但著有每个人的字号，笔名和化名出处，还有小传或简介，并附索引，为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翔实资料，为反映中国现代革命的情况提供了宝贵线索。

于1990年夏天脱稿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是陈玉堂先生穷半生积累，独立编写的一部三百余万字的煌煌巨著。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人物姓名、别名、笔名、斋号的工具书，共收录了上自鸦片战争，下至当今改革开放年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医学卫生诸方面人物一万余人，连人物的化名、绰号及文史书籍中的影射名都兼收不误。这部辞典还着重考证其名号来源，列有人物小传和简介，其中相当一部分材料系首次披露。如经考证发现清末小说家丁逢甲的生年为1864年；《小翠花》一书的著者舒舍予并非老舍，而是另有其人；鲁迅原名周树人，又称周树等等。书中还更正了一些历史上的错误，力求还其本来面目。如胡适小字嗣穈（音门），多有误作“嗣糜”；又如袁殊，抗日时期奉命打入敌伪机关，前些年有书仍当他是“汉奸”；1931年神州国光社出版了郭沫若译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被禁后，出版社在1934年，又以“李季”的署名出版。之后，很长一个时期被认为是另一“托派”李季所著译，所以解放后又一度被误禁。以上失误之处都在这部辞典里得以更正和澄清。

陈玉堂自1987年6月与浙江古籍出版社签约后，历时三年，奋力著述，足不出户，以每月八九万字的惊人速度不断拓展，这在文坛上实属罕见。这部辞典写作期间，引起社会密切关注，《文汇报》、《新民晚报》、《解放日报》、香港《大公报》等报刊及电台、电视台都纷纷予以报导。

滴水贮盂

陈玉堂收集与研究了半世人物笔名，自然他本人的别号也不少。因他是南通人，南通有狼山，又名紫琅山，故取号“紫琅山民”。他因收藏水盂而榜室名为“百盂斋”，自号“百盂斋主”，人称“陈百盂”。然则，他常用的一个雅号则为“书石”。“书石”二字，是他一生之写照。书者，指他所拥有的各类笔记小说、文史史料和工具书，以及取之于书所形成的三十万张卡片。石者，取其意志坚如石也，并自刻朱印一方，直读作“书伴石友”，回旋读来则为“书石友伴”，饶有趣味。

古往今来，文人雅士无不爱好收藏，陈先生也不例外，但他又独辟蹊径，喜藏水盂，从六十年代开始，历时三十载。如今他的百盂斋里已藏有历代水盂、笔洗、水滴五百余只，大者足可婴儿戏水，小者仅供蟋蟀饮啄。陶瓷、紫砂、玉石、水晶、铜质、竹木等各种材料的都有。仅就瓷质而言，就有青花、祭红、钧红、茶末、五彩、开片、釉里红等。这些水盂在百盂斋里各居其位，或置于柜顶，或伫立桌面，或藏于壁橱，或供于床头，甚至烟灰缸、花卉盆景等也是用水盂和笔洗充当。千姿百态的水盂，色彩斑斓，造型奇特，其中飞禽走兽、果蔬花卉、古代人物，无不神形俱备。

有意味的是，他还根据水盂的体积、颜色、品类、造型的异同，分别题款，如“曾祖抱孙”、“四世同堂”、“父子共砚”、“兄妹同窗”、“江东二乔”、“红楼二尤”、“太白醉酒”等，相映成趣。有些题款寓意深长，如九只明清之际的青花盂洗，题为“九州之野”，下面注有小字，为“天高而明，地厚而平”，寓祖国团结稳定之意；一只宣德年间的铜质水盂，题为“龙图学士”，小字为“铁面无私，正气凛然”；一只小巧玲珑的紫砂荷叶水滴，题为“仙姑宝物”，注为“从不着水，一身无染；一只外壁雕有山水的素瓷水洗，画面为一人弃船登岸访友，题为“洞庭访故”!注为“秉烛夜饮不思还”。

陈玉堂收藏水盂，与他致力于人物笔名研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盂，是他一生事业的象征，也是他一生心血之所注。他说：“古人谓治学之邃，喻之日‘滴水穿石’。余却自愧无此功力，或谓‘滴水成渠’，自揣亦足不成蹊，为之奈何?三思之后，遂取庄子‘积水成渊’之意，以‘滴水贮盂’而自励。虽盛而不过滴，但亦可聊以**。”（《藏盂小志》）每当他伏案神倦时，他就会取出一只只水盂，摩挲良久，从小小水盂中消除疲劳；而每当人们夸他的三十万张卡片是宝库时，他却淡然一笑说，充其量也不过是水盂中一点点的水。

1986年底，上海社科院为陈玉堂举办盂展，参观者络绎不绝，博物馆行家参观后，誉他为“民间集盂第一家”。1989年，日本有关部门曾邀请他东渡举办展览会，他终因忙于写作，未能成行。1990年7月，陈玉堂携带着他的百余只水盂精品北上赴京，参加了“首届京沪民间收藏联展”，别具一格的藏品受到人们的啧啧称赞。

陈玉堂不仅迷恋藏盂，还喜爱书法、篆刻，且都为自学所成。他的书法，以学颜体为主，博采众家之长，六十年代初，曾以几寸大小的颜体抄录了全部《毛主席诗词》，字体刚劲雄厚。八十六岁的书法家张叔通看了后，题识日：“陈君学颜字，甚佳，有气魄，有骨力，殊为钦佩。”陈玉堂的篆刻作品至今也已有数百方。其中有著名油画家颜文梁、教授顾易生、水彩画家李咏森等人的名章和闲章，又有诗词、成语，就象他所收藏水盂那样不拘一格。

伏枥酬志

陈玉堂先生最信奉的一句话是：事在人为。他对此有两种解释；事是人做的，而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又必须靠不懈的努力。他研究人物笔名也包含了这两层意思：通过人物别号笔名的研究收集，可以从中挖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人物生平事迹；反过来，要在人物笔名的研究上有所突破，还是要靠锲而不舍的追求。不成功则藏之深山，成功则奉献给社会。

陈玉堂所收集的笔名资料，解决了不少部门和个人编写史料、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所碰到的难题。方志敏、阿英、杨贤江、陈企霞等故人之子都曾到陈先生处，或通信查过他们父亲的资料。西安书画院院长傅嘉仪驰函“笔名大王”，说他正在汇刻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笔名印谱，他列举了他知道的于右任的二十个笔名，问陈先生是否还知道别的，陈玉堂立即抽出其卡片箱中的信息资料，又补充了十个，还代为纠正了别的笔名。为表谢意，傅先生特地刻了一方石章，记载此事，送给陈玉堂。

可欣慰的是，陈玉堂四十年的奋斗已得到社会的承认。国内外先后有六十多家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台报道了他的事迹。党和政府对他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重视。1988年7月，陈玉堂荣获上海市“老有所为精英将”。1989年5月，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授予他“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

陈玉堂是位有心人，近年来凡有报道他事迹的文章，他都一一剪下来，装订成册，封面上题着“伏枥酬志”四字。已有的成就并未使他陶醉，他把人们对他的褒扬视为砥砺，壮心不已，笔耕不辍。

陈玉堂今年六十七岁，仍身轻腿捷，钻研学问的劲头不减当年。他每天起床后稍作锻炼，随后即伏案工作，直到深夜。每有亲朋好友拜访，后生晚辈求教，他都热情接待，就所知者和盘托出。他平生最恨嫉妒之人、保守之辈。他说，既不要步人后尘，也不要怕别人超过你，体现了他的坦**胸怀。目前，他除了已出版的和即将出版的书稿外，还完成了《王安石野史汇纂》、《小说月报目录》、《南社人物别名索弓I》、《左联成立时期主要刊物作者著译集辑》等著作。

陈玉堂雄心勃勃，写作计划排得满满的。接下来他准备着手编写《文房四宝资料汇编》、《人名小掌故》、《水盂图集》。考证方面的著作《求疵录》已试写了一小部分。

陈玉堂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唯一的一位没有学历而获得高级职称的学者。他的进取与成功对一切有志者来说，不都是有益的启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