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中国老百姓的印象里,全国各省份中,名称凡是沾了“西”字的,都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不是吗?山西、陕西、江西、广西!连见多识广的余秋雨先生未来山西旅行前,其认识也定格在这种看法上(见《山居笔记》中的《抱愧山西》)。在今年爆发的“非典”疫情中。山西也不幸名列前茅,其感染人数仅次于首都北京和开放前沿广东,山西人外出时几乎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不仅如此,山西人似乎还是“异类”或“另类”人。在国家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山西人发觉自己既不是发达先进的东部省份,又不是重点支持的西部省份。于是,不论是在民间还是官场,出现了一种自嘲的说法:“不是东西”,用于表达窘迫尴尬的心境。
社会上对山西人的评价五花八门、南辕北辙。
有人说,山西人大气。婚丧嫁娶,大摆宴席;人际交往,大包送礼。尽管这些年山西人的钱包并不鼓,但礼数周全。也有人说,山西人小气。穿戴“土气”,不合时尚;饮食简单,不离面食。面食花样虽多而调料有限,醋是不能须臾离开的,早晚少不了小米稀饭,城里人还喝一点牛奶,但仍不普及。
有人说,山西人才华超群。走遍山西城乡,许多山西人都可以如数家珍似的举出一大串光辉的名字:“武圣人”关公(羽),中国历史上惟一女皇帝武则天,大将军薛仁贵和“杨家将”群体,著名诗人王勃、王维、王之涣,文学大师柳宗元、关汉卿、罗贯中、史学大师司马光……可也有人说,山西人才匮乏。迄今为止,在数达千人以上的“两院”(科学院、工程院)院士中,山西高校和科研机构尚无一人入选,是令人难堪的空白,山西没有一流的高等学府,没有饮誉国际的学术大师……
有人说,山西人精明,经商才干盖世。历史上山西商人雄视天下,笑傲江湖,明清两代的晋商与南边的徽商齐名,把生意做遍全国,还踏出国门,腰缠万贯,清朝的国家财政还得仰仗山西人的补贴。也有人说,山西人窝囊,经商才干不济。当代山西还没有哪一家国营或民营企业脱颖而出,享誉全国,更不用说打出国门参与世界竞争了。更有甚者,当代山西人在商海鏖战中连连呛水。不是吗?山西人在创名牌搏击中曾寄予厚望的“春笋”(电视机)前些年夭折了,“海棠”(洗衣机)最近也凋谢了,连久负盛名、味道醇厚的“老陈醋”也显得老态龙锺,步履蹒跚,在国内外市场上不敌江南劲旅“镇江香醋”。再来看看历史久远、驰名中外的龟龄集、定坤丹,那是海外老华侨特别垂青的中药,曾是山西人的骄傲,可现在市场份额又如何呢?生产这两种产品的企业不知是抱着“沉默是金”还是抱残守缺的心理,在市场大潮中无动于衷,在媒体上噤若寒蝉,眼睁睁地看着鹿龟酒和百消丹步步进逼,吞食市场。
在人类进化史上,山西省的先民们胼手胝足,开拓创造,累绽异彩,可称华夏文明的源头。山西南部芮城县西侯度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址,经考古测定距今约180万年,当时的西侯度人已学会打制石器和用火,迈出了人猿相揖别的第一步。襄汾县的丁村遗址,发现了中国境内最早的早期智人化石,是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人之间的中间进化环节,具有现代黄种人的形体特征。丁村文化的遗迹绵延不绝并向四周辐射,开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国古文明的先河。可见山西是中国境内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弥足珍贵。
公元前两千多年前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即华夏文明的草创时期,山西南部地区有着许多生动传说和考古遗址,正如以山西大学历史系为主编纂的《山西历代纪事本末》一书导言所说:“在中国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山西先民再一次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山西大部分时间里是中国北方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山西人才辈出,群星闪耀,涌现出了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山西人性格中外向开拓精神得到了很大的发挥,突出地表现在坚韧不拔的创业能力和海纳百川的融合能力方面。
在创业能力方面,山西人确是出类拔萃的,这充分体现在一些杰出的历史人物身上。春秋战国时,晋文公重耳历经十九年颠沛流离的磨难,发奋图强,锐意改革,击败了强邻楚国,终成霸业。赵武灵王(雍)勇于破除汉族固有的思维模式和礼仪制度,学习北方游牧民族军事上的长处,下令实行“胡服骑射”,不仅国力大增,而且推动了我国军事技术的发展,标志着由车战时代转入骑战时代。汉代,杰出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先后相继衔命征讨骚扰中国西疆的匈奴,终于将匈奴赶至大漠以北,解除了近一个世纪对中国的威胁,开辟了通往西域的走廊,为中西方交流打开了门户。三国时,蜀将关羽辅佐刘备,累建战功,后经罗贯中所着《三国演义》的演绎和美化,那个红脸膛的关公成了“武圣人”,形象栩栩如生,品格高尚无比,是中国民间尽人皆知的人物。人们赞誉他“精忠贯日,义气参天”,好象“忠”、“义”成了他惟一的品格。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人普遍憎恨“奸”、“诈”。实际上,作为真实的历史人物,他身上同样具有山西人性格的两面性,不过另一面不是细致,而是心胸不开阔,不谙韬略,无法理解蜀吴结盟共抗曹魏的意义,最后以悲剧告终。东晋时,法显是一名高僧,也是杰出的翻译家和旅行家,不仅历尽艰辛、徒步万里,游历了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印尼,还撰写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游记《佛国记》,极大地开阔了古代中国人的地理视野,传译了大量佛典,促进了中印两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交流,融开拓创新与缜密细致于一身。唐代,原籍山西文水的武则天,以大无畏精神冲破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体制,成为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她不计门第,广延人才,整顿吏治,开发和巩固西北边疆,打通了一度中断的通向中亚的商道。她的性格也有双重性,也干过一些蠢事和坏事,可谓瑕瑜互见,但瑕不掩瑜,是有其历史功绩的。宋代,司马光作为中国古代的史学大师,他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相映成辉,是历代最高统治者案头必备的“资治”手册,但他较为保守的思想倾向对中国社会发展有一定负面影响。明末清初,傅山是一位著名的学术大师和医学家,他不愿到清廷作官,表现出了“尚志高风,介然如石”的品格,他在学术上一直追踪当时的进步思潮,但他的历史观却有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清初,于成龙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曾任两江总督,他颇具山西人的性格特点,一方面富于开拓精神,刚直不阿,敢于为民作主,整顿吏治,解决悬案冤案;另一方面清廉自守,病逝后人们在他居室里看到的只是“故衣破靴,外无长物”。他作为“清官”形象前些年因电视剧的摄制而声名远播。清代后期,徐继畲是中国近代的一位启蒙思想家,是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也是鸦片战争后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之一。他曾多年在福建、广东任高级地方官,悉心研究“洋务”及国际形势,同治年间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及总理同文馆事务大臣,是当时中国难得熟悉外务的有识之士。他所着的《瀛寰志略》十卷是鸦片战争后继魏源《海国图志》后又一部介绍世界地理和各国概况的名著,更主要的是这部书开了最早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先河。他在书中有两段评论华盛顿和美国立国宗旨的妙文,称华盛顿“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XX(此二字相同,左偏旁为马,右偏旁为侵略的侵的右半部分)乎三代之遗意,可不谓人杰矣哉!”又说“米利坚合众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奇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称首哉!“在君主专制的严酷年代,他敢于称赞西方民主制度,不惟别具卓识,且胆略尤有过人之处,充分展示了山西人外向开拓的性格。美国人也认识到徐继畲独具慧眼,同意将镌刻这两段话的汉字石碑砌于华盛顿纪念塔内。徐继畲性格中除外向开拓一面外,也有内敛自守的一面,他为人言词朴讷,清正廉洁,堪称山西人人格完美之典范。
如果说前面列举的历史人物仅是体现山西人开拓进取精神杰出的个体代表的话,那么,作为群体的普通山西人不畏艰险、外向创业的精神更是值得称道的,这里涉及到山西历史上两个独特的社会现象。其一,中国人从总体上说作为定居的农业民族,历来有“安土重迁”的思想倾向,即留恋故土不愿迁徙。但山西人却打破常规,历史上发生过人口大规模外迁的现象,尤其是明初,著名的洪洞大槐树下曾集结过一批又一批外迁的山西移民,他们举家老小从这里出发流散全国各地,另觅生计,直至福建和两广,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勇敢地踏上了追求美好生活的征途,其情其景令人感佩,这不是山西人性格中外向开拓精神的突出表现吗?其二,在地瘠民贫的晋西北,久远以来青壮年男子就有名日“出口”的习俗,“口”指张家口,即出张家口到内外蒙古或更远的地方寻找生活出路,打工挣钱以养家糊口乃至企望发家致富,他们是名符其实的古代“打工仔”,而且往往一走多年,缈无音信,生死难卜。悲凉的“走西口”小调由此应运而生,不胫而走,流传千古。它既反映了离别与思念之情,更寄托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期盼之意。应该说,“出口”固然是迫于生计的无奈选择,但说到底,“走西口”也是山西人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的一种体现。
山西人性格中外向开拓精神另一闪光点是融合能力。山西中北部历来处于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交汇的地带。周初至春秋战国时期,山西人与戎狄比邻而居,尽管有纷争,但更多的是融合,正是在各民族融合中,晋国由弹丸小国发展成为霸业大国。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等族纷纷南迁,与汉族政权不断发生碰撞和纷争,在山西人的参与和支持下,这些民族在山西境内建立起许多地方政权,最后由北魏统一北方,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黄土漠漠,喊声阵阵,金戈铁马,来回征战,最后复归于沉寂,许多民族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只剩下了融合各民族于血液中的山西人。这样,山西再一次扮演了民族融合基地的角色。驰名于世的大同云岗石窟就是北魏时开凿的,融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于一体,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的杰作。五代十国和宋辽金元时期,前后有沙陀、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在山西境内频繁征战和统治,除了使山西社会经济遭到许多破坏外,还有建设的一面。大同的上下华严寺、应县木塔正是在这一时期兴建的,这些至今保存完好的建筑气势恢宏、结构精巧,是我国境内仅存的古建筑瑰宝,其雕刻、绘画、刻印经书均系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还有,受这些民族慷慨高歌风尚的感染,山西也成了元杂剧创作与演出的发祥地,元杂剧首席名家关汉卿正借此脱颖而出。更值得指出的是,正如《山西历代纪事本末》导言所说:这些民族在山西境内已逐步汉化,逐鹿中原时已形成了中华一体观念,“打的是华夷同祖的旗号,用的是炎黄子孙的身份,宣扬的是胡汉一家的理论。”他们与日本、波斯(今伊朗)、大食(罗马帝国)交往时,往往以中国自居,故此,至今俄罗斯人以及中亚一些国家仍把中国称作“契丹”。由此可知,山西人的民族融合能力是值得赞赏的,是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一大贡献。
办老实事,作老实人
也许是一种成见,人们提到山西,往往就不由地和贫穷落后联系起来。1999年中国各省城市人口的平均收入排行表中,广东省第一,山西省则倒数第二,比新疆宁夏人的收入还少一大块,仅比最穷的甘肃省略好一些。然而山西人在历史上却从来没有如此“穷”过,余秋雨还写过一篇《愧对山西》的散文,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
其实现在山西也本应成为一个富省,山西人口不多,人口压力不大,粮食等一直能够自给自足。特别是山西有极其丰富的煤炭资源,现在中国能源的70%依靠煤炭,而中国煤炭的60%又靠山西,如果山西有独立自治权,象中东石油国家那样专门出口煤炭的话,山西人早就富甲中国了。现在山西之穷主要是中国政府的责任,只让山西搞煤炭和煤炭关联的工业,而煤炭的价格又被压得极低,卖煤炭越卖越穷,以至于穷到中国之最的边缘。
山西出的历史名人不少,即使到了近代,也是名人辈出:民国时有在山西搞独立王国的阎锡山总督,毛泽东时代有国人皆知的“农业学大寨”陈永贵总理,更有那个“你办事我放心”的一脸憨傻表情的华国锋主席。不过在山西的历史名人中,最有名的还是关云长。关云长是中国人“忠”的模范代表,被历代皇帝册封为“关帝”,比岳飞的爵位“岳王”要高一个档次,山西解州“关帝庙”的规模也比“岳王庙”的规格大出一块。关云长的“忠”的程度,的确没人可比,曹操给他高官厚碌、骏马美女,都留不住他(现在的中国人好象用几块美元就能收买),非要去找他那个落魄的刘备大哥。而岳飞的“忠”,除了背上刺有“精忠报国”四个字外,却没有什么凭证,谁知道岳飞打下江山后会不会谋反。但近代中国人净受外国人欺,就把抵抗外族侵略的岳飞拔高成为“忠义爱国”的模范,其实关云长的“忠义爱国”精神应该比岳飞更可颂。
虽然关云长是千余年前的古人,但关云长的性格还是可以作为山西人性格的代表,这就是“忠厚老实”。山西诗人王维的作品风格纯朴,和俄罗斯出身的李白之浪漫风格实有天壤之别。现代的山西名人陈永贵、华国锋,也都是“忠厚老实”的代表人物。山西历史上尽出忠臣,却很少出奸臣。中国历代的“汉奸排行榜”中,似乎没有几个山西人,这大概也是山西人“忠厚老实”的缘故吧。
现在中国人说到“老实”,并不是一个褒义词。一说起某某人“太老实”,那绝对不是什么赞美,而是“没用没出息”的同意语。介绍对象时,如果说到该人“老实”,这婚事大致就要告吹,姑娘们哪有愿意嫁给老实人的。我们也不能当面说某个人“老实”,否则对方就要怒气上冲:“凭什么说我老实?”
中国人心目中比较欣赏那种会耍小聪明、油滑狡诈的人物。可是中国人聪明反被聪明误,不明白“老实”才是办大事的根本。以前山西的“晋商”行遍中国各地,大买卖基本上都让“晋商”包了。山西人之所以能作这么大的买卖,其最主要因素还是在于“老实”。当时中国并没用银行、保险公司这样的信用机构,作大买卖所需要的数以万计的银两本钱,全靠向亲戚朋友借贷。那时借钱没有什么担保,借钱的信用全靠当事人的一句许诺。如果你借钱的话,是愿意借给忠厚老实的人?还是愿意借给油滑狡诈的人?显然油滑狡诈的人不易借到钱,而忠厚老实的人反而能借到钱,这就是“你办事我放心”效果。
“聪明人做小买卖,老实人做大买卖”。其它省份的人太油滑一些,所以只能做小买卖。山西“晋商”传给后代的古训,并不是什么坑蒙拐骗的奸商密诀,而是厚道信用、不怕吃亏的“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作老实人”的作人原则。其实现在世界上各个成功的大公司,也都是在“三老”的原则下办起来的。这些公司一分价钱一分货,绝不干“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行骗行径,对顾客讲信誉,宁可自己吃亏,不让顾客吃亏。现在中国的商人往往喜欢耍“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小聪明,虽然能够一时得逞,但由于失去了信用,买卖终究无法做大。前些时候日本电视台报道中国人向日本出口的松蘑中插入铅条,向韩国出口的螃蟹中塞入铁钉来增加重量,都是中国商人耍小聪明短视症的典型。
近代的银行等金融机关兴起后,私人信用不再那么重要了,山西的晋商也开始衰败。现在山西人看着外省的假货大发其财,也难免心手发痒,开始学着作起假来。但山西人还是老实,作假的水平也低劣。精明省份的人作的假货不是100%的假货,而是半真半假,让你上了当也发觉不了;而山西人作的假货就是100%的假货,往往让人一眼就能识破。前些时候的山西假酒毒死人事件,也能看出山西人作假的水平:山西人做的假酒就假到能毒死人的地步,精明省份作的假酒哪有假到毒死人的?
出国后,感到外国人的老实程度,远远超过中国人,有人把美国人戏称为“大儿童”,而中国人从小就被培养成心计十足的“小大人”。中国人虽然在耍小聪明、玩小诡计方面大大胜过洋人,整人、骗人、坑人的本事,绝对让洋人们自叹佛如。但在发明创造等大智能方面,中国人就相差太远了。中国有句格言“大智若愚”,可惜中国人没把这句格言当回事,和外国人打了一些交道后,我才体会到“大智若愚”的真正含义。
老实人组成的团体有个最大优点就是彼此信任,相互团结。而聪明人组成的团体则是相互猜忌,一盘散沙。在和平时代,老实人团体的优点还不是特别突出,但到了战争时代,老实人团体的优越性就出来了。所以老实的山西人一般比较抱团,山西人碰到山西老乡,不认识也会热心帮忙,以前中国各地都有山西同乡会的“山西会馆”。
山西人打仗也颇为勇敢,抗战时日军从北路进攻山西,阎锡山搞了一个“忻口战役”,这是日军在中国北方战场遭到的最顽强抵抗。阎锡山军和蒋介石的中央军不同,没有精良的装备,全靠将士的勇敢。阎锡山把全数精锐都投入了“忻口战役”,仗打得十分惨烈,士兵打完军官上,硬是挡住了日军的猛攻。最后守卫石家庄的国军望风而逃,日军乘虚从南路进入山西,阎锡山军才撤退到山区打游击。
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军遇到的最难打的一仗就是“太原战役”。在三大战役以后,长江以北已经全部成为共产党的地盘,唯独山西的阎锡山军还在死守太原一座孤城。在四面楚歌、毫无取胜可能的情况下,山西人死守太原长达一年之久,太原城的解放(1949年5月)比南京还晚(1949年4月)。解放军和阎军在太原周围展开了拉锯战,解放军攻下一个阵地,阎军再反攻夺回,双方的伤亡都极大。最后解放军采用围而不打的围困战术,围困在太原的阎军由于长期吃不到蔬菜,士兵多数患了夜盲症,天一黑就看不见东西。
阎锡山的部下劝阎锡山说:“长官,太原早晚是守不住的,您还是走吧,只要长官在,将来山西就有希望。死守太原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阎锡山乘飞机逃出太原后,阎军将士对阎锡山仍是极忠,守卫太原坚持到最后一人。解放军攻入太原城后,守城的阎军高级将领集体自杀,现在台北还有一个“太原五百壮士”纪念碑,纪念太原战役中的阎军将士的忠勇。
华国锋时代提倡过“三老四严”(即“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作老实人”的晋商古训),但伶俐的小邓上台后,老实人就没市场了。现在中国是一个鼓励奸诈,老实人吃亏的社会,这样一来大家都向奸诈看齐,老实人也学得不老实了。在这股油滑狡诈的浪潮中,山西人还能不能保持那份老实忠厚,的确让人担心。
虽然山西深在内陆,但山西人在性格气质上,倒比沿海省份的人更接近洋人的“大儿童”性格。说山西人“面土心洋”,似乎亦不为过。
五千年中国看山西
因为尧王立都平阳是在公元前4700年发生的事情,尧王在这里划分九州,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体制。其次,尧王制定的法典——《尧典》也是在这里。而且,敬敷五教是中国最早的教育制度,大禹治水开创了我国历史上兴修水利的先河,仓颉造字开创了中国文字纪事的先河,由后稷稼穑、神农氏教人种地,中国从此进入农耕时代……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山西境内,说中华文明的曙光出现在三晋大地。
此后,儒家文明的始祖之一荀子是太原人,他排在孔子、孟子之后;百代帝师司马光、写《史记》的司马迁历史上也是山西人,韩城在历史上归山西管。“半部论语治天下,两册史书安民生”,历朝历代的皇帝,不管是汉族皇帝,还是少数民族皇帝,不管是成年皇帝,还是少年皇帝,他们治理国家的方式大抵一样,都来源于三部书———《论语》、《史记》、《资治通鉴》,从而导致中国政治一统、经济一体、文化一致。
山西人理财有一个特点“开源节流”,最大限度地增加税收渠道,最大限度地节省政府的开支。山西人办事比较缜密,这可能与喝醋有关系,喝醋能软化血管,山西人从生下来那天起,每顿饭离不开醋,醋的作用就是把处在大漠边缘的山西人身上的刚烈之气、威猛之气给软化了,使山西人变得柔中带刚、绵里藏针,食品文化成就了山西人独特的思维方式。有人评价说:如同性格刚烈的湖南人是南方的北人,而绵里藏针的山西人则是北方的南人,这两省人的性格的确有典型意义。
山西的特点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
一是华夏名人出三晋,山西是一个历史名人辈出的地方,20世纪60年代曾出过一本《中华名人大辞典》,其中十分之一强的人物是山西人。
二是华夏文脉在三晋,山西诗人实际支撑了半部全唐诗,像初唐的王勃、盛唐的王维、中唐的白居易、晚唐的温庭筠都是晋人,《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也是晋人。
三是华夏财富汇三晋,从宋朝到清朝,晋商纵横中国一千年,在这漫长的历史中,尤其是在清朝,全国排名前16位的大财团都在山西,山西艰苦的自然生存环境与纵横天下的晋商形成鲜明的对比。
四是华夏人气看山西,看中华民族还有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山西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地方。
辉煌的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