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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巧 教（第1页）

第十一章巧教

苏轼、苏辙兄弟上乡校以后，不但有了大名，还有了表字：苏轼字子瞻；苏辙字子由。两个孩子在母亲讲的故事中慢慢成长。如果说二伯伯、卓钺、刘皇后的故事是立志、励志的基石，这种明理式教育解决了孩子们为什么学、为谁学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就应该解决他们提高学习效率、持续性动力的问题。程夫人和苏洵虽然都不是教育专家，但他们对于巧教的实践，可以说在当时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程夫人肯定没有学过儿童心理学，但她明白，儿童有一种逆反心理。于是她对苏轼和苏辙说，你们晚上读书切莫读太久。那时照明一般用油灯，用蜡烛都比较少。于是程夫人规定每天晚上只能读半个时辰的书，限定了油灯用油。而苏轼和苏辙却屡屡偷偷违背这条“禁令”。他们往往央求乳娘悄悄地给灯添油。其实程夫人与乳娘早就沟通好了，开头不答应，须得孩子们软磨硬泡才勉强答应。程夫人也假作不知。这样，苏轼和苏辙每天晚上可以多读一个时辰的书。一天多一个时辰，也就是两个小时，长此以往累积起来就非常惊人了。一个月就要多读好多卷书。这种“饥饿式教育”反而让苏轼兄弟俩乐此不疲地想方设法多读书，每天都得以“饱餐”好书。

为了让孩子们保持读书的积极性，苏洵和程夫人可以说是办法用尽。一次，苏轼兄弟俩发现，父亲似乎偷偷在读一本书。因为他在书房读书的时候总是很谨慎，一旦他听见苏轼兄弟俩的脚步声，便把书掩起来，不让他们看到书名。这种神神秘秘的样子让兄弟俩十分奇怪。

苏轼对苏辙说：“同叔啊，我觉得，父亲一定在偷看什么好书，而且不愿意让我们看到。”

“嗯，就是，而且他肯定不想让我们读！”苏辙也很有同感。

怎样才知道父亲在读什么书，并且把书拿出来读呢？

小兄弟俩抠破头皮，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那天，兄弟俩估摸父亲读书差不多要结束了，便一边一个躲在书房门口，时不时悄悄地瞅瞅，看父亲读完书最后把书放在哪里。终于，苏洵读完了，似乎小心翼翼地把书合上，背对门口往书橱里放书。两颗小脑袋从门口露出来，伸长脖子看父亲把书放在了最里面书橱最上面一格的最右边。兄弟俩暗喜，悄悄地跑走了。他们估计父亲离开书房以后，又悄悄地溜进去，找父亲放的书。怕父亲来看到，苏轼让苏辙在门口放哨，自己进书房去找。书橱最上面一格有点高，苏轼搬来椅子放在书橱前，爬上去，激动地找到最右边的书：哇，原来是《华阳国志》！这是中国最早的地方志，是东晋常璩写的，分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涉及公元4世纪前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的历史、地理。人物从古蜀国最早的蜀王蚕丛，一直写到西晋时蜀中的成汉王朝李特、李雄等。这书共有好多册，都在一块儿放着。苏轼略翻了首卷上的目录，觉得这些历史、地理和人物非常有意思，尤其是历代蜀王的故事，对他来说更是如磁石吸铁一般。苏轼大喜过望，先取了第一册下来，轻轻地把椅子复归原位。苏轼把书藏在怀里，苏辙在门口接着：“拿到了没？”

“拿到了，果然是好书，《华阳国志》！快走，回房给你看！”

兄弟俩一溜小跑回到房间，苏轼慢慢地从怀里把书顺出来，递给苏辙：“小心点，莫把书弄皱了！”

“知道，哥！”苏辙也是一脸兴奋地翻着书，仿佛找到了宝藏般高兴。

于是兄弟俩商定，这书一人读一晚，早上还回去，下午再偷偷拿出来。因为他们怕父亲知道了挨骂。

其实，兄弟俩当时并不知道，这是父亲激发他们读书好奇心的计谋，这也叫欲擒故纵法。正是在这种好奇心的驱使下，兄弟俩“偷”读了父亲好多书，增长了许多历史、地理、文学知识。

如果说这种方法是利用儿童心理暗中鼓励孩子们读书，那么公开明确地支持孩子抄书，就是一种激励了。

苏轼在读《汉书》时，觉得有些史实不好记。他想起了二伯伯抄书的故事。他决心也把《汉书》给抄下来，通过抄书背诵那些故事。可抄一部书需要花费很多纸墨，他得跟母亲禀告。他心里有些忐忑，不知母亲会否同意，因为母亲一直要求节俭。

这天晚饭后，苏轼有些忸怩地对母亲说道：“娘，我想把《汉书》抄下来，可需要费很多纸墨，不知娘同意孩儿这样做不？”

“这很好啊，抄书既能背书，又能练字，花点纸墨是应该的，娘有什么不同意的？不过轼儿可得认真抄哦，抄完了娘帮你装订起来，做成一个像模像样的手抄本！”程夫人高兴地说。

苏轼见母亲如此支持，心中大悦。从此，苏轼除了上乡校、阅读，便是抄书了。他照着书上的颜体字一笔不苟地认真书写，天天不辍。这《汉书》共100篇，七十多万字，苏轼一天抄书3000字，抄完《汉书》足足花了差不多九个月时间。按一页600字计算，共抄了1200多页！后来母亲替他装订起来，做了封皮，题上书名，这套手抄《汉书》共有15册之多。

苏轼抄完《汉书》后，只觉得书中那些人物、史实，就像在脑子里生了根似的。此外，他的小楷也是突飞猛进，无论是结构还是笔力，工整还是速度，都大大进步。

看着母亲为他装订的手抄本《汉书》，苏轼觉得非常有成就感，深深体会到抄书的乐趣和收获。这种看似很笨的办法，其实不失为聪明之举。

在教育孩子上，苏洵堪称程夫人的最佳搭档。他本来擅长写议论雄辩之文，对史实、人物好发表评论，而且结合现实，提出自己的见解、建议。于是他特别重视教苏轼兄弟俩作文，就某一史实或某一人物进行评说。这种文章作多了，便可以举一反三，对任何事物进行评论，思想就会特别敏锐，思路也会特别清晰，分析便能入木三分。

对孩子们写得好的文章，苏洵不仅用红笔把好的地方圈出来，还让他们用好纸抄出来，精心裱过，挂在房间里以示表彰奖励。苏轼便有《夏侯太初论》《却鼠刀铭》等诗文荣获此等奖赏，苏辙也有文章“上榜”。看到自己写的诗文可以“上墙”，兄弟俩心里别说有多自豪了，他们作文、写诗的劲头更大了。

程夫人和苏洵夫妇显然并不懂得什么“赏识教育”，但他们知道孩子需要正面鼓励，这样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才会越来越高，研究学问的兴趣才能越来越浓。这种做法暗合了现代的“赏识教育法”。

不仅如此，苏洵还注意朝中流行的作文作诗风格，并及时敞开胸怀吸收、学习。不像那些保守的文人，只知道抱残守缺，一成不变，食古不化，文风老掉牙，还在自我欣赏。当时朝中欧阳修倡导文风改革，以先秦两汉优秀文章和唐代韩愈的散文为宗，为文通达平易，清新自然，直抒胸臆，反对古奥别扭的“太学体”。欧阳修清新的文章天下传抄，风靡文坛。这个新文学运动也影响到了益州。

苏洵欣喜不已，对欧阳修如匕如枪的《朋党论》，优美隽永的《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不但自己学习效仿，也教苏轼兄弟学习模仿，并反复练习。后来苏轼兄弟上京参加部试时文章得到欧阳修的赏识，与他们学习欧阳修的文风有相当大的关系。成名后的苏轼还手书了《醉翁亭记》《丰乐亭记》，刻石成碑，留传至今。所以后世有人认为，苏洵是宋代“高考押题第一人”。不管这种评价是否确切，但在写作诗文上敢于创新，敢于追逐新的潮流，而且敢于让儿子实践，是苏洵了不起的认识和决断。

为了使苏轼兄弟俩知识融会贯通，程夫人和苏洵有意识地让孩子们全面学习。苏轼兄弟在乡校主要学习了儒家学说；后来在州学又学到了道家学说；游学时的一个老师又是得道高僧，自然又研习了佛学。至于诸子百家，兄弟俩更是学而不厌。另外，吟诗填词、书法作画也是他们的必修课。于是，到兄弟俩成年时，他们已然成了小“杂家”。父子三人的这种知识结构，使得他们不但文学出众，而且学术理论扎实，为他们日后形成各种学派、学问综合而成的“西蜀学派”，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这种方法也可以称为全面式教育。

在孩子们全面学习的同时，苏洵没有忘记自己年轻时游历的经验。他一直认为，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同样重要。不过，他同程夫人商量的结果，是选择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让孩子们跟一个名师学习。这种学习是研习式的，提高式的，广博式的，开阔式的，讨论式的，把以前学到的知识运用于解决现实问题。

这天，苏洵跟夫人商量让孩子去哪里游学比较合适。

程夫人说：“我们老家青神程家嘴就出了一个名师呀，此人姓王名方，是个乡贡进士，可以说是满腹经纶。他曾在嘉州书院任教，眼下回到中岩书院任主讲。这个中岩书院就在中岩寺旁边，那里风景秀丽，空气清新，最适合读书。这王方的家与我们程家只隔着一座瑞草桥，可以说是资格的邻居呢！恰好中岩书院就在程家嘴对岸半山上，渡过岷江上去走不了多久。听说这王方跟朝中欧阳修和梅尧臣关系都很好，时常有书信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