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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三下（5）

客言如此，非有卓识远虑者不能道。故特录之，以为有心世道者刍荛之献。

京都谈论和局

相传京都既将台湾事定局之后，大臣之谈论此事，以为非是者已属不少。余谓此种义愤之气虽实切于敌忾同仇，惟于激发义愤之外，必应先谋所以操必胜之券，而不徒为兵凶战危之举以涂炭陷民者，然后始可慷慨誓师、从容决策也。故身当筹防之巨任，卒策定厥战、和之事，而和局诚为顺当者矣。

十月十七日（公历十一月二十五日——即礼拜三）

论威公劝和中东事

近中、东两国互起猜嫌，争议多日，势将决裂，两国几至均陷于无穷之战劫；于是英钦使威公劝和，保全大局，以嫌化睦、以雠为友，庶几毗邻两邦各得安居乐业、长享承平，斯皆威公一人之力建立大功。中外之人，理当同播颂声，称厥大德；在我华人，想亦当无异说也。

乃昨见「字林报」内专论此事，则言犹有西人谓其尚非善□也。「字林报」持论曰：威公于免两国战祸，虽为有功；然以我等寄居中华诸西人而论之，则所树之功果实在乎？我西人与中国交涉以来，诸事惟见中国抗拒西人；中国既不显亲近之谊，反露疏远之心：吾西人皆觉不能得意。今乘中国有变，或犹能受其益，亦未可知。其受何益？虽尚不能一定；然究竟不能受损，概可见矣。或曰：中国既赖威公以成全此事，必能感激；此后或可体恤，尽从其后日所商各事。顾此事，亦不能必也。盖英国国家于十年前，曾越辙设法扶助中朝，使克于「发逆」奏功，俾通国复享升平之福；而此事中国亦未尝感激，即书籍中亦尽行隐讳也；安望今日反有感激之意乎！「字林」之论如是。又谓曰：此意已揆之舆情而出者。吾乃曰：或有数人偏怀此意，亦未能必然；以本馆自行搜罗各处传闻，皆以为不然。该报或尚未得舆情欤！设令已得舆情，则我亦为西人，不免慨然一叹也！盖世人乍见途中两人相持将至用武，必有一得祸者；能不慷然生劝解之心！而必坐思能内得其利，方行劝止！此岂大丈夫之存心乎！

查英民之怀怨者，大抵在吴淞一口，不肯设法疏挖；印度一路，不准通商；西国货入中国，华官滥征其厘税各端耳。再，中国不肯听从于开挖各矿、筑设火车铁路诸事。然开矿一端，近经中国计及，将见开工。印度一路，似经中朝允行，前闻英官派发英员查勘，已由中国发给文凭，通令所过各处州、县亲行护送于邻县也；因揣此事，想已可行矣。于此有两端，业经允从。其余吴淞口及火车路，稍俟酌量可否，亦尚在可以望行之事；何为即生怨望乎！所奇者，西人之在东洋耳；东人于开矿、设电线、筑火车路各事，业经一切如意而循行之，然西人与东洋反又不见有亲近之意，则何也？若与中国相比，日觉更形疏远；两相计较，愈显为未敦友谊也。今该报虽出此言，已预卜一机也。想英国朝廷及英国各大新报得闻威公此行，定必嘉奖其德；以为英人与天下皆可为威公庆幸也，必矣。奈何责备贤者，而阻天下为善之路乎！未识「字林」以为如何？

论中东事势

有客问予曰：『日本构衅以来，军书旁午、巷议张皇，卒未见东向加遗一矢；岂因将才未得，不足言战乎』？曰：『异哉！子之问也。方今运际中兴，人才辈出。自左、李两相国外，可以独当一面者，不可数计；矧师武臣力哉』！

曰：『然则饷源未充乎』？曰：『否。间尝综军兴以来各省捐输抽厘以及拨济丁漕税课之数，自道光二十八年至同治十一年止，都计二垓九京八兆四亿余。分年匀计，岁得千万：是饷源不患不充也』。

曰：『然则器械未精乎』？曰：『亦非也。各局之制造、各国之采办，苟如日本之敲骨击髓，我能十倍于日本；犹何患其不精』！

曰：『然则战士未集乎』？曰：『更非也。同治三、四年间，各省水陆之师实有一千二百余营；今虽凯撤已多，各省留防练军尚存一百七、八十营，出关之师尚存一百五十余营；绿营驻防，尚不与焉』。

曰：『然则海防未遍与』？对曰：『然；非与。兵家云：「遏敌要冲，制勿使动；自为上守。控扼要隘，敌不得乘；自为中守。处处设备，兵分力散；自为非守」。中国之大，海口之多，本无节节置守之理；无所言其未遍也』。

曰：『然则俟之师老乎』？曰：『弱不敌众、寡不敌强，间一出此。若日本者，强乎？众乎？奚必出此乎』！

曰：『然则从此罢兵乎』？予曰：『其然，岂其然乎！疆臣备战矣，友邦劝战矣，土番请战矣，兆庶望战矣；奚事休兵息民为哉』！

客曰：『如子言，曷为静镇若此』！予曰：『难言之矣！今日之事，可以战、可以不战；不可以战、不可以不战』。

客异而请其说。予曰：『日本自变常乱俗以来，民怨神恫，显有明征。外强中干之势，已见于今；分崩离柝之忧，预基于后。又复听谗鬼蜮，背弃前盟；侵我羁糜之邑，戮我贡献之民：此固天人共愤、列国公非者也。师直为壮，曲为老。吾故谓：可以战也。然自列国争雄以来，相依唇齿者，仅此东瀛。今既汗有侈心，民皆解体；国之存亡，危在旦夕；又无端兴数千之众，以凭陵吾圉。是犹坏垣将覆，而砖瓦之剥落者先有以毁我堂隅，使有室者还以相击，则坏者愈坏、毁者愈毁矣。吾故曰：不可以战也。然海禁既开，受廛者不一国；此而含容，人将效尤。矧我朝开国以来，圣武神功炳耀千古；而大圣人仁覆无外，终持耀德之情以拊循荒服。故一旦有事，往往理足长于天下、势不敌于弹丸；虽事后追思，秉礼者终属后衰。而拿破仑则宫阙为墟、苏得禄亦血肉糜烂，然回溯当时不堪荼毒，上廑先帝之忧、下贻臣民之痛！兴言及此，有不得不一怒而惧诸侯之势。吾故曰：不可以不战也。然日本为国，壤地虽小，足以自富强；列国垂涎，已非一日。众欲所归，难容独得。故虽挟中国之全力，奋上下之精神，制克虏伯炮一千架、造铁甲轮船一百艘，招各国著名之洋将练天下无敌之水师，一战而歼台湾之寇，再战而夺天堂门、五岛门诸要隘，三战而直捣耶米榖，大皇帝南面受俘，诸大臣北面奉表，恩覃臣庶，威播华洋，皇皇乎天下雄国，中兴盛轨也。然恐英、美、德、俄诸国必将简一介之使，联翩入告曰：「越国鄙远，天皇素所弗尚；披榛辟莱，远人愿代厥劳。若区区者而不予畀，将持万国公法、通商条约互相辑睦之说以询诸执事矣」。丹、奥、法、日、意、瑞、比诸国又将简一介之使，联翩入告曰：「横滨、箱馆、大阪、神户、新潟、长崎、筑地诸口岸，实商贾所辐辏，请授一廛而为氓，固邦交中不可少之谊也」。于是三分四裂，宾至主归；旋得复失，徒费经营。吾故曰：可以不战也』。

客曰：『子言诚是矣；究将何说之从与』？予沈思良久，突起而对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春草吟庐稿）。

十月十八日（公历十一月二十六日——即礼拜四）

书「汇报」「译西人论中东事」后

连阅「汇报」所载译「字林日报」「西人论中东事」一则，不禁太息者屡。有感于心，遂不能已于言；故走笔而为之论曰：排难解纷者，君子之深心；幸灾乐祸者，小人之常态。威公所行，究不失为君子；众人所论，恐少涉于小人也。

近日中、东之局已定，然无论中、西之人，若谓为战是而和非。余则以为不然；请试论之。夫秦桧之为万世罪人者，罪不在于议和。其罪在于弃二圣之骸骨于不顾，置河北之土地于不复；胁高宗以称臣，杀武穆以媚敌也。若谓议和即为罪人，则富郑公岂不先为罪人哉！今观史册所载，富公陈说辽主诸言，固足以质告天地，争光日月；宜辽主为之感动而成和议。然天下后世，无一人谓宋仁宗、富郑公为无能也。至澶渊之事，寇莱公先令何人率众以为宋援、何人出师以绝辽救，声色不动，布置周密，然后劝帝亲征；非若明阉王振毫无准备，遽奉英宗出幸宣化，至令车驾方至土木兵溃北狩者可比。然谗人一以幸兵自重为言，而寇公不恤城下之盟，即行班师回汴；何也？兵凶战危，岂能操必胜之权；少有蹉跎，其将如何！不如早和之为得计也。西夏□据银灵，数州地耳；宋以全盛之力御之好水川。任福之败，神宗因此以上宾。童贯等约金灭辽，所分者幽、燕数州，得而旋失；北宋因此而南渡。可见战之一事，岂易言哉！必君有「我战则克」之谋、臣有「战则必胜」之勇，而后可以言战。否则，不如不战也。今中、东之事，说者谓中朝准和、威公劝和，未免使中国失国体而长寇雠；此孔子所谓「失言」、孟子所谓「易言」也。试观日本犯台以后，中国尚未购一铁船、筑一炮台，仅办军械、发勇粮、给川费，已费银数百万两矣。倘使再开兵端，即令百战百胜，亦不过御门献俘、御殿受贺而已。若有小挫，而各处海疆均须设防，兵连祸结，何时能已！至于用军之耗费、筹饷之艰难，其不至日旰君勤者鲜矣。若谓中、东构兵，西人可大获利；然万国公法所载「两国交兵，他国不能卖物接济」。西人虽有战船、军器既不能售卖于中国，又不能售卖于日本；其利果何由而获哉！纵使下有甘于犯法之奸民，亦恐上无安于坏法之庸主；即或君不□□而中、东两国均加责备，恐其君亦难置之不闻不问矣。又况通商之地，均在海滨；战事方殷，海氛因此不靖、陆寇又从窃发，贸易之道四塞、防堵之费百出，岂徒中、东两国之不幸，恐西人之经商于两国者亦将大有不利也。至谓威公劝中国以五十万银给日本，将来中国必有创抽厘税之举，取西人之银以弥补此款；吁！是何言也。譬如途人相斗，有人从中劝止，斗者受伤，而劝者令补医药之资；斗者既已出钱，反欲劝者设法赔偿，有是理乎？此虽悖谬之人，亦不为此；而谓中国为之乎！又言西国谚语云：「我欲与人争斗，天毋使劝斗者碍我，则我自能取胜」；吾恐法人之亡国破家，未始不为此言所误。倘使外听英君之言、内纳爹亚之谏，拿破仑至今犹存也。虽然，普虽败法，而普亦不能有益无损也；何如彼此小忍之为愈哉！夫舜与汤，古之圣人也。舜命禹之征苗也，班师振旅，诞敷之文德；七旬，有苗格。汤之事葛也，葛伯放而不祀，汤则馈以牛羊，又使亳众往为之耕；迨至仇饷，而后征之。秦穆悔过之誓，孔子列之于「书」；夹谷之会，孔子以礼乐而化兵戎。数圣人者，岂畏失国体而长寇雠哉！盖交邻字小之道，则然也。今中、东之事，倘日本毫不知过，需索无厌；中国即加以兵，谁曰不宜！但日本既求中国无责以不是，是亦明知其不是，望中国包含之也；所索者议恤与置屋各费仅五十万银，并不提及赔费，宜乎中国尚可听从，威公始能调处。不然，吾知威公亦必不强为出头，从中劝止。若中国固执不悟，而日本必致铤而走险，恐亦非中国之利也。

吾虽不识威公，而知其必读书明理人也。久在旁观，统筹大局，知兵衅一开，必多事故；见两国各执一是，定至决裂：始从而劝和焉。两国能从，则天下皆受其福；不从，则我一人亦尽其心，必非斤斤自好、畏首畏尾，恐人议论毫无担当者。兹则两国均能允从，不徒两国之人皆无幕燕之忧；即使各国之寄居于两国者，亦有屋乌之爱矣：岂非鲁仲连所称为士哉！吾尝言与其轻于一战，均受败亡之实祸；不若轻于一和，仅博柔弱之虚名。威公其亦有见于此乎！如威公者，亦可谓识见加人一等矣。

译西友致「字林报」书

昨有西人致书于「字林西报」驳辨西人之非论威公劝和事者，谓曰：英国商民既与中国有通商之好，则中国之不罹于战难者，固即英人之幸也。盖以仁存心者，既不喜见友国民人陷于兵祸，故必大为称庆也。该书又论条约曰：似此所议定者，极为公道。东洋于其内，并无所为自荣；而中国之能稍让，又不为损国体云云。该友人于此书，想亦已悉惬西人之舆情乎！

十月十九日（公历十一月二十七日——即礼拜五）

时务问答

有客来谈：『中、东之事现虽议和，所给日本之银仅五十万两；闻当道细核此次军需所费，除给日本五十万两之外，又用去五百万两有余。并未购买铁甲战舰，亦未兴筑沿海炮台，业已耗费银两如此之多，实属不明如何用去。然当道言之，凿凿可据，似又非全属子虚者。今仅半年之久，尚未交兵，竟至用此巨款；倘再加以久战，其费岂堪设想哉！若果如当道所言，则此事所用，统计总在六百万银以外。夫此六百万银，其筹措岂属易易；兹不啻轻于一掷，正杜司勋所谓「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也。现闻各海疆大吏欲于此事已过，事后补苴；他事未来，事前准备。凡属江海各口紧要之地，兴筑炮台、添设兵勇，为未雨绸缪之计；意至美也，法至良也。然欲节省费用，未免潦草塞责，粉饰观瞻；及至有事之秋，仍然无济于事。若欲大加整顿，事事务实，立万年巩固之基、作万里干城之蔽，又非费用巨万金钱，不能集事。惟是国家进款无多，经费有定；今岁业已耗费六百余万，现又加以难豫计算之用，司农岂不劳心、疆吏恐多棘手，果将何策以筹此巨款哉？其不至内外交困、智术皆穷者几希矣！况方今事势，又与昔时大殊哉！说者谓刻下日本之事虽已完结，若不及时预行筹备，将来各海口仍然毫无保固之方，海外各国果能保其无一效日本之尤者乎！一旦有事，始行设法准备，岂不晚乎！即令永为和好之邦，毫无兵戈之患，可以不必筹防。然天下各国若有海疆者，固无一国不设防海之具。独中华□国事势与人各殊，似非计之得者；曷若及此设防之为是哉！说者之言，诚忠告也。虽然，难言之矣。昔者海疆肇事之时，泰西各国兵船虽较胜于中国，尚无所谓「火船」、「铁船」也；其所用之鎗炮虽较胜于中国，尚不如今时之坚且利、大且精也。彼时中国亦有炮台、亦有战船、亦有水师也，虽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兵不知战，然以西国战船之大、鎗炮之多、水师之勇以临之，自计终不能胜。故西人所至之处，无不溃败失守者。今西国之战船、鎗炮日精一日，而中国各海口仍筑古法炮台以御之，岂非徒然劳民伤财，依然无济哉』！

余曰：『如子所言，良不为诬。然则子有何法，以筹此事否』？

客曰：『子独不闻识时务者为俊杰乎？田单用火牛以败燕，后世效其法用燧象而自败；韩信用背水阵以败赵，后世屡效其法而屡自败。杨太创置轮舟以据洞庭，自以为莫能制矣，而武穆破之易如反掌；兀朮之拐子马亦以为可横行天下矣，而武穆破之仅如拉枯：可见事在人为也。譬如制艺士子之应试，总须中试官之式：有喜清真雅正者、有喜典丽矞皇者。顺其意，则无不中；反其道，则无得中。居今之世，而仍用正、嘉、隆、万之文以求中试官之式，能乎不能？今西国之战船、鎗炮均非昔比，即用西国之今法铁船、炮台以为守御，尚在能胜、不能胜之间；况仍用中国古时战守之具乎！是何异用前明之文以应今日之试，岂能望有中式之日乎！故不如省此糜费购以制铁甲战船，访求西法以筑造西式炮台；或购买普国铁炮台式，仿效制造：庶乎他日有事，不至毫无堵御。若仍中国古时之法，费用亦属不菲；一旦有事，不过仅为具文、不能实用，不啻以有用之银置之无用、以难筹之饷视为易筹，岂不可惜！未识有当于当局之意否』？

客言若此，似尚有可取者。故详述其言于报，以俟有心世道者之采择而已。

十月二十日（公历十一月二十八日——即礼拜六）

述东人喜得和音

昨接东洋邮来西字新报，知日人于得中、东和信后，靡不忭舞欢呼，共深庆幸；以为匕鬯不惊、干戈载戢，国家少转输之瘁、臣庶无锋镝之虞，各释前嫌，重敦旧好，是诚如天之福，非前此之所敢计及者也。然则由是观之，可知我中国于日前酌议时，得威公一言便即允许，俾两国俱不罹于战祸，诚顺乎天而洽乎人已。

十月二十二日（公历十一月三十日——即礼拜一）

西人论闽省电线

自福州以达厦门，前日拟建立电线，俾达信音得以迅速；此诚善举也。嗣朝廷以俄国公使诘问之故，遂命中止。顾闽浙总督已与电报公司议价立约，已有成说；虽一时废而不行，而其价亦当如约以畀。否则，公司可以循例控偿。现闻虽有中止之说，而沿途所立木柱仍未撤去；究未知其何故也。西人云：电线之设，用以便消息之往来；即行建造，何不可之有！且此由中国自建，非许外国人建之也；或可有辞于俄人耳。究之电线之用，何所不可。俄国中早有电报，其自墨是科以达买卖城，便捷无比也。即使无北方之传递，彼亦不过略缓数日之程耳；未必便足以难俄也。要之，即许俄国为之，亦无所损。然以意度之，中朝必不可也。此由中朝于欧洲诸国情形，未必昭然审晰；其度事审时自以为能扼其要领者，亦昏然如隔十重帘幕。要之，建电线、筑车路，非独为欧洲之利也；事成，则中朝亦俱受其益。特不解中朝之深闭固拒者，果何为乎！曰：蓄疑而已矣。呜呼！如能去此蓄疑之心，开诚布公相见以天，则中外一家、天下一人，岂不美哉（选录「循环日报」）！

十月二十六日（公历十二月初四日——即礼拜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