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甫亦窥见些道理本原,因下面无循序工夫,故遂成空见。
释氏心亦不放,只是内里无主。
所以为是心者理也,所以具是理者心也,故理是处心即安,心存处理即在。非但在己如此,在人亦然,所行合理,人亦感化归服。非但在人如此,在物亦然,苟所行合理,庶物亦各得其所。
禅家不知以理义养心,只捉住一个死法。
释氏说心,只说着一个意思,非是真识此心也。释氏说性,只说着一个人心形气之私,未识性命之正。
满腔子是恻隐之心,则满身都是心也。如刺着便痛,非心而何?然知痛是人心,恻隐是道心。
满腔子是恻隐之心,腔子外是何心?腔子外虽不可言心,其理具於心,因其理具於心,故感着便应。若心驰於外,亦物耳,何能具众理、应万事乎?
异教所谓存心,有二也:一是照管此心,如有一物,常在这里;一是屏除思虑,绝灭事物,使其心空豁无所外交。其所谓道,亦有二也:一是想象摸索此道,如一个物事在前;一是以知觉运动为性,谓凡所动作,无不是道,常不能离,故猖狂妄行。
只致其恭敬,则心肃然自存,非是捉住一个心来存放这理[里]。读书论事,皆推究到底,即是穷理,非是悬空寻得一个理来看。
人以朱子《调息箴》为可以存心,此特调气耳。只恭敬安详便是存心法,岂假调息以存心?以此存心,害道甚矣。
心只是一个心,所谓操存,乃自操而自存耳;敬,是心自敬耳。
主敬是有意,以心言也;行其所无事,以理言也。心有所存主,故有意;循其理之当然,故无事。此有中未尝有,无中未尝无,心与理一也。
学一差,便入异教,其误认圣贤之意者甚多。此言无为,是无私意造作,彼遂以为真虚净无为矣。此言心虚者,是心有主而外邪不入,故无昏塞,彼遂以为真空无物矣。此言无思,是寂然不动之中,万理咸备,彼遂以为真无思矣。此言无适而非道,是道理无处无之,所当操存省察,不可造次颠沛之离,彼遂以为凡其所适,无非是道,故任其猖狂自恣而不顾也。
释氏误认情识为理,故以作用是性。殊不知神识是气之英灵,所以妙是理者,就以神识为理则不可。性是吾身之理,作用是吾身之气,认气为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者。
心常有主,乃静中之动;事得其所,乃动中之静。
今人为学,多在声价上做,如此,则学时已与道离了,费尽一生工夫,终不可得道。
孔门之教,惟博文约礼二事。博文,是读书穷理事,不如此则无以明诸心;约礼,是操持力行事,不如此无以有诸己。
张子以太和为道体。盖太和是气,万物所由生,故曰保合太和,乃利贞。所以为太和者,道也,就以为道体,误矣。
上蔡记明道语,言“既得后,须放开”。朱子疑之,以为“既得后,心胸自然开泰,若有意放开,反成病痛”。愚以为,得后放开,虽似涉安排,然病痛尚小。今人未得前先放开,故流於庄、佛。又有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颜子之乐,所以卒至狂妄。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寻颜子之乐处,是要见得孔、颜因甚有此乐、所乐何事?便要做颜子工夫,求至乎其地。岂有便来自己身上寻乐乎?故放开太早,求乐太早,皆流於异端。
人清高固好,然清高太过,则入於黄、老。人固难得广大者,然广大太过,则入於庄、佛。惟穷理之至,一循乎理,则不见其清高、广大,乃为正学。
智计处事,人不心服。私则殊也。
太极者理也,阴阳者气也,动静者理气之妙运也。
天下纵有难处之事,若顺理处之,不计较利害,则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义理为主,则遇难处之事,越难处矣。
有理而后有气,有气则有象有数,故理气象数,皆可以知吉凶,四者本一也。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阴阳气也,理在其中:“立地之道,曰柔与刚”,刚柔质也,因气以成理:“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义理也,具於气质之内,三者分殊而理一。
天地间无处不是气。砚水瓶须要两孔,一孔出气,一孔入水,若止有一孔,则气不能出而塞乎内,水不能入矣,以此知虚器内皆有气。故张子以为,虚无中即气也。
朱子所谓静中知觉,此知觉不是事来感我,而我觉之,只是心存则醒,有知觉在内,未接乎外也。
今人不去学自守,先要学随时,所以苟且不立。
处事不用智计,只循天理,便是儒者气象。
王道之外无坦途,仁义之外无功利。
人收敛警醒,则气便清,心自明;才惰慢,便昏瞶也。
意者,心有专主之谓,《大学》解以为心之所发,恐未然。盖心之发,情也。惟朱子《训蒙诗》言“意乃情专所主时”为近。
一本而万殊,万殊而一本,学者须从万殊上一一穷究,然后会於一本。若不於万殊上体察,而欲直探一本,未有不入异端者。
端庄整肃,严威俨恪,是敬之入头处;提撕唤醒,是敬之接续处;主一无适,湛然纯一,是敬之无间断处;惺惺不昧,精明不乱,是敬之效验处。
敬该动静,静坐端严,敬也;随事检点致谨,亦敬也。敬兼内外,容貌庄正,敬也;心地湛然纯一,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