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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与人相处的规则（第1页）

第九篇与人相处的规则

没有永远的朋友

刘邦得了天下以后，大杀功臣；

赵匡胤得了天下以后，杯酒释兵权；

朱元璋得了天下以后，炮轰功臣楼。

很多国君在开国的时候总会大杀功臣，而这些功臣过去和他出生入死，甚至称兄道弟。从国君的角度来讲，他是为了稳固政权，他必须做，甚至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从功臣角度来看，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就是他们把国君当成了朋友，一生一世的朋友。

永远不要幻想：自己和上级是朋友。即使以前是朋友，但是他成为你的领导以后，他就不可能再是。象朱元璋以前和徐达等人结为异姓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谁也不能说当初的结义之情是假的，是虚伪的，是做作的。当初的结义之情很可能就是真的。可即使是真的，又怎么样呢，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就对这些人大开杀戒，从来就没有想过当初告天祷告后会同年同月同日死。当朱元璋未发达的时候，自然希望有很多的朋友，这样他会多很多出路，多很多选择，也多很多帮助。朱元璋和他们结义也是真心的，如果需要朱元璋两肋插刀，估计当时的他也会在所不辞。但是当了皇帝以后的他，别说让他两肋插刀，就算是结义兄弟出言稍微顶撞了他，他也可能会将结义兄弟处死。所以永远不要幻想和领导是朋友。

一个人往往在不得志的时候，会想尽办法去结交一些朋友，而且还很可能真心对待他们。在穷困的时候，路上一个行人他都愿意结交，都愿意和他攀谈，愿意和他互相帮助。但是得志以后，他往往会和这些人刻意保持距离，甚至看不起这些人，认为这些人太没有出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是陈胜。陈胜在未得志的时候，曾经向他的同伴许诺：苟富贵，勿相忘。这种许诺是典型的拉帮结派，是陈胜在希望得到别人帮助的时候所发出的信号，翻译为现代俗语就是：兄弟，你要相信我陈胜总有富贵的一天，我富贵了以后绝对不会忘记你。可是他的这个求助信号被别人奚落，认为他自不量力。于是他仰天长叹：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同样是个信号，意思是说：哎，你们不理解我，既然不愿意帮助我，我也看不起你们。这是一种被拒绝之后的自我保护信号，陈胜要保证他的尊严。最后陈胜在大泽乡起义成功后，迅速攻占了很多地方，包括他的家乡。那些曾经和陈胜一起耕过田的人自然想起了陈胜曾经说过的那句话：苟富贵，勿相忘，于是结伴成行地来找陈胜。在陈胜的宫殿里，这些人大声嚷嚷：真没有想到，这个小子会有如此大的出息。最后这些人都被陈胜处死了。这些人死也不明白为什么陈胜要杀他们。理由很简单，因为陈胜已经不是昔日那个耕田的长工了，他已经成为了大楚的王。而那些同伴也是该死，该死的理由是他们把陈胜还当作朋友。

在很多人看来，朋友从本质上讲，是利己的，而不是利人的。人都希望和比自己优秀，或者和自己差不多的人交朋友，很少有人愿意和比自己差的人交朋友，原因是什么？原因就在于朋友的本质是利己的，交朋友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在于对自己有帮助。这不是自私，只是人们的一种普遍心态。所以当你的朋友成为领导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他还会愿意和你过多交往吗？很多人都不会。他们当了领导以后就有了自己的交往层次，他们就开始发展新的朋友。贵易交，富易妻虽然是一种被人所看不起的生活态度，但是这种态度却普遍存在，当一个人富贵的时候自然想找一些富贵的人来交往。所以永远千万不要把自己的领导当朋友，即使曾经确实十分要好。

把自己的领导当成朋友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就是你会有很多话都跟你所认为的朋友说，包括一些秘密或者抱怨。这些话以前两个人交好的时候可以互相倾诉，但是他当上领导以后，他还会和你共同抱怨上级不好吗？不会的。他自然会逐渐开始维护上级的利益，以求自保或者更高的升迁。

有一个射手射箭技术十分高明，国王听说后，就让他来表演。让他百步穿杨，给他一锭银子的奖励，结果射手十分轻松地射中了。国王让他再射一箭，给他一锭金子的奖励，结果射手勉强射中。国王让他继续射一箭，给他一千两黄金的奖励，结果射手箭还没有出去就已经晕倒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射手开始有了更多的顾虑。同样的道理，当你的朋友当上了你的领导以后，他的顾虑自然会增多，自然不像以前那样简单快乐或者彻底倾诉，他会隐藏自己心中很多的想法，而不愿意和你倾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变了，两个人的感情疏远的。你会将这一切归咎于他当上了领导以后，或者归咎于他这个人本身的品质。但是不可否认，如果你当上了领导，你也很可能这样做。

所以领导永远不可能是朋友，即使曾经是朋友，只要他当上了领导以后，就不会再是朋友。

此外领导需要维护自己的尊严，他希望自己管理的团队能够令行禁止，他并不希望有某个下属和他称兄道弟，这样并不利于他的管理。因此领导会主动疏远以前的朋友，而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交际，用于和其他同层次的人交流。他已经没有时间陪以前的朋友去喝酒吃饭，去互相抱怨。他也害怕别人抓住他的小辫子，所以他有很多的秘密和故事都不会和原来的朋友讲。

人在不同阶段扮演着不同身份，不同身份有着不同的表现行为，也有着不同的朋友结构。一个下属最好不要试图去和你的领导交朋友，即使是你的领导表示愿意和你交朋友，你也千万不要不明就理地去和领导称兄道弟。领导发出那样的表示只不过是一种姿态，这种姿态是做给所有人看的，以此来说明他平易近人，以此来说明他注重下属关系和组织文化。就像领导在作完报告以后，让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一样，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做出一种开明民主的样子，而不是想真正听从下属的意见。

如果你的朋友当上领导以后就疏远了你，千万不要向任何人抱怨，而要想开一些。也不要怨恨他，要想到如果哪天你当上领导以后，也会这么做的，很多时候都是迫于无奈。其实只要曾经要好就行了，又何必要今生来世呢？

共患难容易，共富贵难

患难和富贵是永恒的话题。有些人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有些人只能共富贵，不能共患难；还有一些人既能共患难，又能共富贵；当然更多的人是既不能共患难，也不能共富贵。这是人之常情，并没有好坏之分，也没有高尚和低俗之别。

和别人一起共患难很多时候都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共富贵却不大容易。以范蠡为例，他和越王共患难，当越王到吴宫去服侍吴王的时候，范蠡不离不弃，和勾践一起进吴宫去服侍，而且处处保护着勾践。但是当勾践灭掉吴国的时候，范蠡却不辞而别。倒不是他精神境界有多高，而是因为他看出了勾践这个人不能共富贵，所以他不得不走。如果他不走，自然会落得和文种一样的下场。勾践之所以不能共富贵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勾践本人的主观意识太强，而且有很强的控制欲和征服欲。第一次和强大的吴国交战的时候，他侥幸获得胜利。到了听说吴国又要来进攻的消息，他便不顾范蠡的劝告，想先发制人，于是兴师讨伐吴国。这就说明他主观意识太强，是不大会倾听别人的意见的。只有到战败的时候，才会想到范蠡，才会想到听他怎么说。勾践就是这样的人，总是先以自己的主观判断为主，等到事情发展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才想到自己还有谋臣。可想而知，在这样的人手下做事，说不定有一天脑袋就被砍掉，也许有那么一天这个人良心发现，但这个时候还有什么用呢？文种大概就是这样被杀掉的。

为什么共患难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呢？因为人在贫贱（不但穷，而且社会地位低下）的时候，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帮助，希望能够有一大批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奋斗，共同来摆脱贫贱。因此人在贫贱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听得进别人的意见，做人的姿态也会放得很低，这样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帮助。试想如果一个人在贫贱的时候还把姿态放得很高，对别人都十分傲慢，那就无非是三类人：一类是疯子，一类是甘于贫贱的人，一类是看破世事的人。这三类人永远只占极少数，更多的人在贫贱的时候会把姿态放得比较低，而且也乐于帮助别人，因为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而且别人也知道他并没有多少可以资助自己的地方，所以他只要能够提供帮助，即使是善意的劝告，都会对他十分感激。所以很多人都能够共患难，同舟共济。

那么为什么共富贵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件很难的事情？部分原因是经过贫贱以后得来的富贵，人们往往把它看得很重，肯定是不愿意再回到以前的那种贫贱的生活中去，因此人们开始患得患失，开始有些计较。另外有一部分原因是富贵以后，自我感觉高人一等，而且身边立即会多了许多恭维的人，于是飘飘然，忘记了自己曾经贫贱过，忘记了和自己同舟共济的人，也忘记了那些曾经表示不相忘的朋友。陈胜就是一个典型。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得到富贵以后爱慕虚荣起来，和周围的人为是谁得来的富贵发生了争执，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功不可没。富贵了以后，空闲的时间多了起来，人们也往往乐于将这些空闲的时间打发在人和人的争执之中，纯粹是因为闲得慌。而另一方面，那些至今仍然贫贱的朋友自然会想到来找这个富贵起来的人帮忙或者投奔，每一个人都把这个富贵起来的人当作靠山，而从来没有人为这个人考虑过什么，那些朋友也觉得找这个人帮忙心安理得，丝毫也没有想过这个人获得富贵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和别人相处，尤其是一起曾经共过患难的朋友相处，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无法共富贵。患难时，和朋友称兄道弟，朋友也会乐于和你称兄道弟。就像朱元璋在没有称帝的时候结义兄弟多达十个，而且都是领军的大将。富贵了以后，他们往往还是忘记不了和朋友称兄道弟，但是这个时候朋友就不一定乐意了。因为朋友开始有了自己的打算，尤其是他在管理一个组织的时候，组织越做越大，越来越多的人为组织服务，你以前的朋友自然要树立自己的威严，甚至很可能希望自己成为组织的教父或者所崇拜的神，这个时候最忌讳的是有人跟他称兄道弟。即使朋友还是将自己当作兄弟，也不能在工作场合表现出来。最蹩脚的领导都知道如果在工作场合和某几个下属称兄道弟，无非是告诉其他下属你们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你们都不会得到重视重用，因为我还有这么多兄弟需要提拔和帮助。这样做孤立的只是自己，而不是别人，真正想做事的会离开，不想做事的会千方百计套近乎，如果一个组织成了这个样子，那么组织还有什么发展前途。

有些下属慨叹自从朋友当了领导以后，他整个人都变了，变得六亲不认，变得爱理不理，变得疏远起来。其实你站在朋友的角度来想，你的朋友也会认为自从自己当了领导以后，你对他明显疏远了，而且总是拿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来找他麻烦，甚至在工作场合无视他的威严。很多矛盾和不理解之所以产生就在于大家都没有为对方的处境考虑一下。对于下属来说，他自然还是把领导当作他昔日的兄弟，还是有什么事情都向领导寻求帮助，但是领导呢，则希望他在工作场合维护领导的尊严，在工作之余然后才是兄弟。

总之，共患难容易，共富贵确实比较难。尤其是那些经历了患难然后富贵的朋友很难共富贵。以历史而论，从做人角度来说，那些开国国君大杀权臣和患难之交，确实是没有多少人性可言；但是从做事的角度来讲，那些开国国君大开杀戒是最保险的办法，因为他很难保证那些权臣和患难之交在什么时候就黄袍加身，即使能够保证那些人忠心耿耿，那么也很难保证他们的子孙能够恪守臣道，而不是拥兵自重。曹操没有称帝，但他的儿子却推翻了汉帝；司马懿和司马昭没有称帝，但司马炎却废了魏帝。所以从做事的角度来讲，大杀功臣绝对是最保险的做法。所以共富贵成为了很苦难的事情，古今道理是相同的。

给自己留一条退路（1）

永远要给自己留一条退路。不要相信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说法，确实曾经有人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取得成功的，但是这种人毕竟是少数。多数机械模仿的人都败得很惨，最后连一条归路也没有。

与人相处也千万不要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想法，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即使别人再怎么样欣赏你，再怎么样支持你，你也需要想到如果哪天别人不再欣赏你，不再支持你，你应该怎么办？商鞅是个最典型的例子，他在秦国进行变法的时候，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太子犯法，他就毫不留情地将太子的两位师傅加以处罚，很是公正，但是却从此埋下了祸根。毕竟秦孝公不能长生不老，不能支持商鞅变法一辈子。最后太子当上了国君，两位师傅趁机诬告商鞅谋反，太子二话没说就听从了两位师傅的意见。商鞅于是被安上了谋反的罪名，被五马分尸。

当然有些人不给自己留后路是为了酬谢“圣主”。比如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所说：没有人逃跑，就不会有成功的一天；没有人去死，就不足以感谢圣主。但是在和领导相处的时候，你是“图将来”呢，还是“酬圣主”，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图将来”，“酬圣主”往往被认为是迂腐的做法。谭嗣同还有志同道合的仁人志士可以图将来，如果只有他一个人，那么他一死，不就什么都没有希望了吗？任何“酬圣主”的行为不应该得到认同，任何人的尽忠竭智是有个尽头的，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就已经足够了，而不要把做人的原则带到做事之中，那样不禁自己很累，背负了太多包袱，而且会让别人觉得很累。倒希望像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假设一样：每一个人都尽力地去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后能够达到整体利益最大化。

有很多的武将被史书称为忠臣，但翻开他们的经历来看，他们并非一辈子服务于一个王朝。他们为何被称为忠臣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在服务于旧王朝的时候，作为臣子尽到了臣子应该尽的责任，在新的王朝中，他们又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竭力为新王朝服务。所以他们被称为忠臣，而且当之无愧。冯道，作为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人之一，他一生服务于六个政权，他在每一个政权中都竭尽全力做好臣子的事情，而且正是因为他，很多黎民百姓避免了被涂炭。但是后世对冯道的评价确是差异很大，而且即使历史名人对冯道的评价也是天壤之别。欧阳修说他没有礼义廉耻，是个小人；而苏轼却认为冯道是大圣人，是佛祖。作者观点是冯道是个忠臣，亡了国家并不是他的责任，他在每一个朝代都十分卖力地工作，他尽到了一个臣子的本分，因此说他是忠臣。

像这些人都给自己留了退路，自己尽忠竭智，国家还是亡了，那有何必继之以死呢？留下这条性命多给百姓做点好事，不是更好吗？如果国家是国君的，那么国君被推翻，国家就算灭亡；但如果国家是百姓的，国家永远都不会被推翻，而忠臣也没有必要为国君死节，而应该继续为百姓服务。

人一定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说话不要太满，太满的话容易被别人抓住口实；行动不要太激，太激的行动容易招来最彻底的抵制。固然需要对上级忠心，但这种忠心只局限于做事，而不要上升到做人的阶段。因为一上升到做人的阶段，人们往往就表现得有点愚忠：凡是上级说的，都是对的，即使错了，也是自己的错。这种态度用于做人是绝对不可取的。

必须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有一个充分的理由：这就是你永远都不知道你会成就多大的事业。像范蠡，帮助越王勾践复仇雪恨以后，及时功成身退，后来经商又成为了十分有钱的人，而且被誉为商圣，千古流传。倘若他当年身退之后，只是退隐山林，那么他帮助越王勾践的战功可能不会广泛流传。正是因为他身退以后还在继续做事，结果他又有了事业的第二个春天，而且更加凸显了当初的战功。而文种似乎什么名气都没有了。

给自己留一条退路还有一个理由：你现在所做的事情不是你生命的全部。你的生命中还应该有很多更有意义的东西，如果工作成为了你生命的全部，那么你的生命是可悲的。给自己留一条退路，留一些心情去体验生活，是再好不过的选择。

给自己留一条退路（2）

提到退路，我们自然想起我国战国时候有名的狡兔三窟的故事。

战国时代的王公贵族很喜欢互相比赛，不过他们比的是──交朋友。

当时，以朋友多而闻名的有：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和楚国春申君。他们家里随时都住着三千多位从各地而来的食客呢！

你一定在想，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大手笔”地养几千名食客呢？那是因为他们认为，谁的朋友多，才最有保障，最有面子。在这个乱纷纷的战国时代，朋友可以帮忙动脑筋、出主意、解决问题，甚至出生入死也在所不惜。

有一次，一个叫做冯谖的人来投奔孟尝君。孟尝君的仆人看冯谖一副穷酸样儿，又没什么本事，就安排他住在下等的房间，吃的是粗茶淡饭。冯谖一点儿也不吭气，只是天天靠在廊柱上，手里拿着剑，悲哀地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