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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 活学论语中的修身之道（第2页）

吕僧珍的旧宅在市北，前面有督邮的官府挡着。乡人都劝吕僧珍把督邮府迁走，把旧宅扩建。吕僧珍说：“督邮官府自我家盖房以来一直在北地，怎能为扩建吾宅让其搬家呢?”遂不许。吕僧珍有个姐姐，嫁给当地的一个姓于的人，家就在市西。她家的房子低矮临街，左邻右舍都开买卖的店铺货摊，一看就是下等人住的地方。但吕僧珍常到姐姐家中作客，丝毫不觉以出入这种地方为耻。

君子立身处世，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这是封建社会中理想的作人准则。然而，这并非常人可以做到。更有甚者，贵而忘贱，得志便猖狂，恣意妄为，最终身败名裂。吕僧珍可谓深知立身之道的智者，他功高不自居，身贵不自傲。从而使皇帝对他更加信任、放心。吕僧珍58岁时病死，梁武帝萧衍下诏说：“大业初构，茂勋克举，及居禁卫，朝夕尽诚。方参任台槐，式隆朝寄；奄致丧逝，伤恸于怀。宜加优典，以隆宠命，可赠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常侍、鼓吹、侯如故。”不但如此，吕僧珍还被加谥为忠敬侯。吕僧珍善有其终，当和他立身谨慎是分不开的。

谨慎立身，是对立身的价值有了充分认识。有了功劳，不要经常说起；有了恩宠，注意不可张扬；有了权力，注意不要滥用；有了做高官的朋友，注意不要趋炎附势；有过去的不得志的朋友，要注意不嫌弃。志当高远，事当谨慎，这是历史指示的做人原则。

大树将军指东汉光武帝手下的大将冯异。他为人谦虚礼让，不自夸，不争功。他在随从光武帝刘秀打天下时立有很多战功。每当诸将会到一起时，众人总是争着夸耀自己的功劳，而冯异却一个人常坐大树下，不与别人争功，因此被称为“大树将军”。无独有偶，南朝梁武帝时也出了个大树将军，这个人就是冯道根。

冯道根字巨基，是广平郡人。南朝萧齐末年，萧衍起兵襄阳（今湖北襄樊），攻打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时，冯道根勇猛无比，杀敌甚多。梁朝建立后，他率军平定陈伯之的反叛。击退北魏军的进攻，保住了阜陵城。与韦敏一起救援钟离．在邵阳洲大破北魏军。冯道根因战功卓著，先后任过骁骑将军、游击将军、辅国将军、云骑将军、领直阁将军、中权中司马、右游击将军、武旅将军等职。

冯道根虽然屡立战功，但对自己的功劳却很少讲。每次征伐过后，诸将们都喧哗争竞，寸功必争，寸赏不让。唯独冯道根沉默不语。他的部下们很不满，认为跟随冯道根冲锋陷阵出生入死，遇到论功时，全让别人争丁去，岂不太吃亏了?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冯道根总是开导他们说：“主上（指萧衍）对众人所建之功自有明鉴，何用我大争大吵?”萧衍对冯道根此举非常满意，曾指着他对尚书令沈约说：“这个人从来口不言功。”沈约说：“这真是陛下的大树将军啊!”‘

冯道根以清廉谦退立身。他作地方官，和理清静。为部下所怀念，萧衍也说：“冯道根所在，能使朝廷忘记了还有一州。”他作为中央官，虽贵显而性俭约，所居宅不营墙屋，无器服侍卫，入室则萧然如素士之贫贱者。他口不言功，却独得大树将军之誉，这是高于其他人的记功碑。冯道根是以清廉谦退立身的成功者。

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人生危机四伏，风险紧随，谨慎方可不在阴沟里翻船!

该智则智，当愚则愚

【原文】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解析】这句话意思是说：“宁武子，当国家有道的时候，就显示聪明；当国家无道的时候，他就装傻。他的聪明，别人可以赶得上，他的装傻，别人就做不到了。”

郑板桥有句名言：“聪明难，糊涂更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尤难。”这其中包含了对把握人生的态度之难的感慨。其实，不管人自身的素质——诸如智商、情商等各种做人做事的本领如何，相对于强大的外部外境，都显得比较弱小。尤其当局势动**变化，人成为其中一颗身不由己的小棋子，必须采取适当的态度和手段，该智则智，当愚则愚，这样才能保住身家平安，才能图谋机会以求发展。

世事诡谲，风波变幻，非人力所能把握控制；而几乎所有的事物，都存在人所看不透彻、无从预料的一面。因此，只有让自己心如明镜，顺应事物变化的规律，才能赢得自己做人的主动，不被无常的大势裹挟。

公元前5世纪，在今天的苏杭一带，有吴、越两国两国虽然相邻，但是为了争夺霸业，互不相让，相互对抗。后来，越王勾践败于吴王夫差之手，不得不逃亡会稽山，忍辱负重与吴国谈和，在几经交涉后，吴国才答应勾践回国。勾践回国后一直记着所受的耻辱，卧薪尝胆，立誓雪耻。二十年后，终于灭掉吴国。而帮助越王成功的就是范蠡。范蠡不但是一个忠心耿耿的臣子，而且是一个理智的智者。

范蠡被任命为大将军后，自忖：长久在得意之至的君主手下工作是危机的根源。勾践这个人臣下虽然可以与他分担劳苦，但是不能与他共享成果。于是他便问勾践表明自己的辞意。勾践并不知道范蠡的真实意图，于是拼命挽留他。但范蠡去意已定，搬到齐国居住，自此与勾践一刀两断，不再往来。

移居齐国后，范蠡不问政事，与儿子共同经商，很快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富翁。齐王也看中他的能力，想请他当宰相。但他婉言谢绝。他深知“在野而拥有千万财富，在朝而荣任一国宰相，这确实是莫大的荣耀。可是，荣耀太长久了反而会成为祸害的根源。”于是，他将财产分给众人，又悄悄离开了齐国到了陶地。不久后他又在陶地经营商业成功，积存了百万财富。

范蠡才智过人，并具有过人的洞察力。他之所以离开越国，拒绝齐王的招聘，以及成功地经营事业，这些都在于他深刻敏锐的洞察力所致。有—句成语叫“明哲保身”，明哲就是指深刻的洞察力，即发挥深刻的洞察力来保全自己。范蠡正是这种能够明哲保身的人。

唐朝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的事迹已为人所熟知，但很少人知道，这位各极一时的大将为人处世却极为小心谨慎，与他在千军万马中叱咤风云、指挥若定的风格全然不同。

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郭子仪晋封汾阳郡王，住进了位于长安亲仁里金碧辉煌的王府。令人不解的是，堂堂汾阳王府每天总是门户大开，任人出入，不闻不问，与别处官宅门禁森严的情况判然有别。客人来访，郭子仪无所忌讳地请他们进入内室，并且命姬妾侍候。有一次，某将军离京赴职，前来王府辞行，看见他的夫人和爱女正在梳妆，差使郭子仪递这拿那，竟同使唤仆人没有两样。儿子们觉得他身为王爷，这样子总是不太好，一齐来劝谏父亲以后分个内外，以免让人耻笑。

郭子仪笑着说：“你们根本不知道我的用意，我的马吃公家草料的有500匹，我的部属、仆人吃公家粮食的有1000人。现在我可以说是位极人臣，受尽恩宠了。但是，谁能保证没人正在暗中算计我们呢？如果我—向修筑高墙，关闭门户，和朝廷内外不相往来，假如有人与我结下怨仇，诬陷我怀有二心。无所隐私，不使流言蜚语有滋生的余地，就是有人想用谗言诋毁我，也找不到什么借口了。”

几个儿子听了这一席话，都拜倒在地，对父亲的深谋远虑深感佩服。

中国历史上多的是有大功于朝廷的文臣武将，但大多数的下场都不好。郭子仪历经玄宗、肃宗、代宗、德宗数朝，身居要职60年，虽然在宦海也几经沉浮，但总算保全了自己和子孙，以80多岁的高龄寿终正寝，给几十年戎马生涯划上了一个完美句号。这不能不归之于他的这份谨慎。

范蠡和郭子仪显然都是才智超群的人。但若依某种世俗的眼光看，他们的某些行为又“蠢”得不可理解。其实，这才是真正的“若愚的大智”，他们超出常人的聪明之处，也正在于此。

志不物移，宁静淡泊

【原文】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解析】孔子说：“士有志于（学习和实行圣人的）道理，但又以自己吃穿得不好为耻辱，对这种人，是不值得与他谈论道的。”

在人生的浩瀚海洋中始终漂**着一叶扁舟，它坚毅自信，果敢不疑，不随波逐流，不轻信盲从，不见异思迁。面对死亡，它敢于以卵击石，这就是真理。人应该立志追求真理、服务社会，并以此作为人生目标。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不可能一帆风顺，而经常面临的是艰苦环境，想舒舒服服地实现人生目标是不可能的。在这个尖锐的矛盾面前怎么办?孔子认为真正忠于道者必须不顾及条件的艰苦，坚持不懈地奋斗。倘若又想奋斗又害怕艰苦，那就免谈了。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孔子这句话是说一个人的意志，有可能被物质环境引诱、转移，真要是如此，那也就不用和这种人谈学问、说道了。换句话说，孔子强调实观人生目标必须与艰苦奋斗紧密相连，成功永远属于那些不怕艰苦、不耻恶衣恶食者。因为孔子敏锐地看到了这样一种鲜明的景象：那些衣食精美、富贵荣华的达官显贵们常不能像家世寒微者那样坚持节操，为国尽忠；那些厕身于朝廷高堂上的春风得意者，常不能像那些在山野上辛勤劳作的躬耕者那样料事如神，深明道理。同时，那些以野菜之类来充饥的贫困者，常常多有那清爽如水、纯洁似玉的高洁人品；而那些惯于华衣美食的富贵者，反而极易为了保持那些锦衣玉食而显出甘做奴隶的软弱性格和嘴脸。为什么会这样呢?合理的解释只能是：那些家世寒微的劳动者倘处得好清贫的生活，他就能因淡泊而明志，因明志而对人对事应对得当；而那些高官厚禄者倘过分地依赖于富贵，他就有可能过分地沉湎于富贵温柔乡之中，逐渐消磨了自己的斗志，在关键时刻，甚至会因保持眼前的那些锦衣玉食的富贵生活而丧失了气节与志向。孔子的这个见解哲理深邃，人生体味丰富。

三国时期蜀国的名相诸葛亮，心怀济世救民的高尚志向，有自比管仲、乐毅的自信心。而他这种志向、自信，并不是在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山担任军师、丞相之职后才建立的。恰恰相反，他的志向与自信都是在他隐居隆中，过着山野村夫的生活时就形成的。那时，他过着结庐耕学的生活，即使在自己结砌的茅庐中，以耕耘种田为生，在学习方面也绝不松怠。生活虽清苦，他还是十分关注世事局势的变迁，不时与知心朋友一道谈古论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与主张。这种举止又与他的高尚志向合在一起，使他赢得了时人的敬重，被视为卧虎藏龙式的人物。所以，当刘备慕名恭请他出山时，年刚二十七岁的他才能了如指掌地纵论天下的形势，才有那名传千古的《隆中对》。可以说，没有淡泊明志的青年诸葛亮，就不会有日后被视为中华民族智慧化身的诸葛亮。他自己也最懂得淡泊与明志的关系，所以，日后他还在《诫子书》中告诫儿子：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恼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穹庐，将复何及!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两句传诵至今的名言，是他深刻的人生体验，也是他一生叱咤风云的底蕴。

与堪称淡泊明志楷模的诸葛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诸葛亮受托辅佐的蜀国后主刘禅。这位“阿斗”则可称为因浓艳而损志，从肥甘而丧节的典型。刘禅不同于其父刘备，虽也经历过战乱，却多是生活在娇生惯养的环境中。父辈出生人死，九死一生，为他打下一片江山，留下一点基业。但当时形势不容乐观，北面魏国虎踞龙盘，东面孙权据险而守，西面少数民族人心也未必永远诚服，要巩固基业，向外拓展，没有宏图大志，是难于立足的。但是，刘禅却无大本事，更可悲的是他成天混迹于后宫，与嫔妃寻欢作乐，早把“进取”二字丢在九霄云外，更谈不上建树起高远的志向。有诸葛亮凭着一股鞠躬尽瘁的劲头，蜀国还能出兵伐魏，刘禅还能背靠大树好乘凉。诸葛亮死后，刘禅就一筹莫展了，到了魏兵大军压境之时，他就只有乖乖投降的份了‘。当他被魏兵押到洛阳时，在司马昭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刘禅看到了蜀地歌舞，非但未勾起亡国之恨，还笑个不停，当司马昭问他：“你不想念蜀地吗?”他脱口而出的回答竟是：“这里很好，所以我不想．念蜀地。”从而留下了一个“乐不思蜀”的笑柄，历史上称他为“扶不起的阿斗”。

这不仅是蜀国的悲剧，更是诸葛亮的悲剧。读一读杜甫的《蜀相》怎不令人感叹？！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无深刻的人生体验者，是不知淡泊之难能可贵，不知淡泊有助于明志的。只有那些有丰富的社会阅历、通晓人情世故而又尽尝人世的浓淡滋味者，才会知道淡泊有助于坚守远大志向，才会拒绝那纷乱而又华而不实的生活，甘于淡泊的人生，从而在天地间留下了一个清雅的名声。

那么，说“非淡泊无以名志”，是否太绝对了呢?不是的。因为淡泊能使人清心寡欲，使人不致于过分地执著于财富、权势和名誉，能够体察到名誉、权势等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从而超越那种短浅的功名目标，建树起追求更高人生价值的志向。淡泊也能使人不致于被过分繁杂的生活头绪所迷惑，使人得以纯洁自己的身心，从而培植出超尘脱俗的心灵。心静气定，无疑有助于实现自己的高远志向。总的来说，淡泊是明志的基础，明志则是淡泊生活的升华。

明末清初文学家李笠翁说，人生就是戏台，历史也不过是戏台，而且只有两个人唱戏，没有第三个人。哪两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这句话又引起另一则有名，的故事乙相传清朝的乾隆皇帝游江南，站在江苏的金山寺，看滚滚长江上有许多船来来往往，他问一个老和尚：“老和尚，你在这里住了多少年?”老和尚当然不知道这个问话的人就是当今皇上，他说：“住了几十年。”又问“几十年来看见每天来往的有多少船?”老和尚说：“只看到两只船。”乾隆惊奇地问：“这是什么意思?为何几十年来只看到两只船?”老和尚说：“人生只有两只船，一只为名，一只为利。”乾隆听了很高兴，认为这个老和尚很了不起。李笠翁和那位老和尚，为什么对人情世事看得如此透彻，就在于他们在淡泊中培植出一种超尘脱俗的心灵，才不被世-上那纷乱而又华而不实的生活所迷惑、所羁绊。

当然，要真正地过并且过得好淡泊的生活，是说来容易做来难的。人生总是有许多追求、许多奢望，比如功名、富贵、金钱、美色等等，好东西谁不喜欢呢?孔子自己也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但是，对于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人，如果不能抵御外界声色犬马的**，玩物丧志，轻则荒废学业、事业，重则身败名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