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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高雅的气质做一个品味高尚的人（第2页）

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似乎是一个可笑的人物：这个地位卑微的乡村绅士因为沉迷冒险传奇小说进行了一场虚幻的冒险之旅。他把自己像古代骑士那样用破甲驽马装扮起来，以丑陋的牧猪女作美赛天仙的崇拜贵妇，再以矮胖的农民桑丘·潘沙作侍从，手握长矛，3次出发周游全国，去创建扶弱锄强的骑士业绩。以致闹出不少笑话，到处碰壁受辱，被打成重伤或被当作疯子遣送回家。

当他发现了田野里的34架风车，喜出望外以为是巨人，催马向前挑战。侍从桑丘大声喊着告诉他，他进攻的肯定是风车，不是巨人。可他全然不理会，已经听不见侍从桑丘的喊叫，认定那就是巨人，到了风车跟前也没看清那是什么东西，只是高声喊道：“不要逃跑，你们这些胆小的恶棍！向你们进攻的只是骑士孤身一人。”这时起了点风，大风车翼开始转动，堂吉诃德见状便说：“即使你们的手比布里亚柔斯的手还多，也逃脱不了我的惩罚。”

他又虔诚地请他的杜尔西内亚夫人保佑他，请她在这个关键时刻帮助他。说完他戴好护胸，攥紧长矛，飞马上前，冲向前面的第一个风车。长矛刺中了风车翼，可疾风吹动风车翼，把长矛折断成几截，把马和骑士重重地摔倒在田野上。桑丘催驴飞奔而来救护他，只见堂吉诃德已动弹不得。是马把他摔成了这个样子。“上帝保佑！”桑丘说，“我不是告诉您了吗，看看您在干什么？那是风车，除非谁脑袋里也有了风车，否则怎么能不承认那是风车呢？”

“住嘴，桑丘朋友！”堂吉诃德说，“战斗这种事情，比其他东西更为变化无常。我愈想愈认为，是那个偷了我的书房和书的贤人弗雷斯通把这些巨人变成了风车，以剥夺我战胜他而赢得的荣誉。他对我敌意颇深。不过到最后，他的恶毒手腕终究敌不过我的正义之剑。”

在可笑、可敬、可悲的堂吉诃德的身上深刻而幽默地表现了人类双重价值观的碰撞，这个集悲喜剧于一身的故事主人公，也永远成为一个具备理想主义与魔幻现实主义双重意义的经典人物，一位理想主义的精神贵族。

第四，追求人生的品位

康同璧出生名门，是康有为的次女。早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入哈佛大学及加林甫大学，毕业后回国。历任万国妇女会副会长、山东道德会长、中国妇女会会长。她具有很好的个人修养和艺术才华，英文好，诗词好，绘画好，她画的山水画，可谓苍古清隽，情趣天然。

这种精神体现在她的外表上，散发出一种清虚疏朗的神韵。那平直的额头，端正的鼻子，细白的牙齿，弯弯的细眉，明亮的眼睛，可使人忘却岁月时光。她常常身着青色暗花软缎通袖旗袍，旗袍之上，另套青绸背心。脚上，是双黑色软底绣花鞋。使她呈现出慈祥之美。系在脖子上的淡紫褐色丝巾和胸前的肉色珊瑚别针，在阳光折射下似一道流波，平添出几许生动之气。染得黑玉般的头发盘在后颈，绕成一个松松的圆髻。而这稀疏的头发和旧式发型，则描述出往日沧桑。

据章伯钧的二女儿所记，章伯钧和章乃器在康同璧家的客厅得以见面，这是他们“文革”中的惟一一次见面，也是他们相交一生的最后会晤。“当时章乃器穿的是洁白的西式衬衫、灰色毛衣和西装裤，外罩藏蓝呢子大衣。我说：‘章伯伯，你怎么还是一副首长的样子？’章乃器边说边站起来，举着烟斗说：‘小愚呀，这不是首长的样子，这是人的样子。’会晤中，作为陪客的康同璧，穿得最讲究。黑缎暗团花的旗袍，领口和袖口镶有极为漂亮的两道绦子。绦子上，绣的是花鸟蜂蝶图案。那精细绣工所描绘的蝶舞花丛，把生命的旺盛与春天的活泼都从袖口、领边流泻出来。脚上的一双绣花鞋，也是五色灿烂，一身近乎是艺术品的服装。温莎城堡她的盛装出场，简直“震”了。我上前拥抱着老人，亲热地说：‘康老，您今天真漂亮！是众里挑一的大美人。”“我不是大美人，但我要打扮。因为今天是贵客临门啦！’”

从康同璧、章乃器的身上，明白的体现出贵族绅士和物质金钱的双重关系。一方面，他（她）们身居上层社会，必须手中有钱，以维持高贵的生活；另一方面，但凡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又都看不起钱，并不把物质的东西看得很重。所以，在他（她）们心中，那些商人、老板、经纪人，决非gentleman（君子绅士）。

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拥有成千上万几乎与世隔绝的贵族古堡，以法国为例，眼下幸存的贵族家庭大约还有4000个，其中3500个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获得的封号。远离英国王室和西班牙王室那样的风光，他们在各自的古堡里惘然守护着先人的荣耀，他们同时也面对着最现实的选择：改变，抑或消失。法国《费加罗报》也不无伤感地谈到一个话题：在现在的欧洲社会里，贵族们的存在还有什么用处？他们曾经就像一件高级时装店里的非卖品，充满距离地供人艳羡、模仿和幻想，他们需要利用这个头衔所赋予的一切：荣誉、品位、神秘，来延续古堡家族在物欲世界的存在。当巴黎伯爵夫人伊莎贝尔（IsabelletessedeParis）在她位于巴黎近郊的科尔沃兰古堡里去世时，英国《卫报》伤感地写道：“法国王室最高贵优雅的人走了。”作为最后一个国王路易·菲利普一世的玄孙女，93岁的法国公主留下了近100名子孙，却带走了一个时代的美丽与哀愁。每年冬夏假日，到法国旅游的人都可以找到一份与众不同的行程指南，叫做“美景之路”。小册子引导游客去探访一些历史上有名的私人城堡，然后住下来品尝主人亲手烹制的传统法国菜。在这些年久失修、常年冷冰冰的城堡里，游客常常吃惊地发现主人大都已经入不敷出，冬季连暖气也烧不热。

在法国废黜1886年法典之前，所有公开申明自己是王室后裔的人都不被允许生活在法国。在这样的高压之下，法国贵族要么漂泊到比利时、西班牙和摩洛哥，要么就像这样一代代隐居城堡，于清贫中守着一份尊严。1950年以后，很多飘流海外的贵族回到法国旧堡，生活拮据，包括刚去世的伊莎贝尔伯爵夫人也一样。伯爵夫人和丈夫亨利伯爵辗转比利时、西班牙和摩洛哥，一共生养了11个孩子。生为法国王位继承人，亨利一心想着恢复昔日的地位。结束流亡后，他天天在法国政界周旋，甚至想通过竞选取代总统戴高乐，为此花光了所有的家产。伊莎贝尔从来不抱怨生活，她每天从晚上7点工作到凌晨2点，撰写了一本三卷的回忆录。她自己起了书名———《对我都是幸福》。《巴黎竞赛画报》在一段纪念文字中说：“她漫长的一生里，尽是忧患和磨砺，但巴黎伯爵夫人愿意保留的只有幸福。这便是真正的贵族。”

那些守护古堡的法国贵族们也是一样。为了不让这些活的历史博物馆消失，他们把生活的困窘放在一边，发起成立了多个遗产保护社团，其中最著名的两个是“历史之宅”和“法国老房子”，一届届的法国文化部长也乐得支持他们。古堡主人利用聚会交换信息，筹措维修资金，丰富的想像力弥补了钱的匮乏。这些古堡轮流举办“园艺周末”、野餐讨论会和露天歌剧演出，大名鼎鼎的公爵、伯爵、男爵会和参观者坐在一起，向他们介绍家族历史和艺术收藏。最重要的是，他们绝不会忘记和客人分享延续了数百年的家族价值观：美德、尊严以及对国家的忠诚。

法兰西学院院士、著名作家奥尔梅森（Jeand'Ormesson）自己就是贵族的后裔，在小说《为了上帝高兴》中，他借书中主人公之口，说出了今日贵族们的最后坚守的信念：什么都失去了，除了尊严，这是我们惟一不出售的东西。在保留了君主制的欧洲国家，王室越来越频繁地为政要、名流授勋。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JuanCarlos）刚刚给了某巨商一个公爵的封号，比利时国王又授官员弗雷尔为男爵。

而在英国，女王的“骑士勋章”已经挂到了众多明星的身上：著名歌手约翰·埃尔顿，007的两代扮演者肖恩·康纳利和罗杰·摩尔等等。在意大利，罗马和托斯卡纳地区的贵族在保护祖业和做生意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他们打开葡萄庄园紧闭的大门，把原来只供家族享用的葡萄酒送往昂贵的酒廊出售，并且很快利用庄园的神秘色彩令其他品牌的酒黯然失色。当马西莫王子、弗雷斯科巴尔蒂侯爵和德拉家族的伯爵们做这一切的时候，并未失去他们尊贵的微笑。

第五，做一个精神贵族

俗话说，三代人培养一个贵族，此话不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三”仅意味着多。贵族尤其是贵族气质、贵族文化需要长期的积淀、涵养，非一朝一夕之功，更不可能拔苗助长。

同样是贵族精神，两种理解，两种方式，两种命运。在英国，贵族是一种血统，是一种教养，是一种气质；在中国，贵族是一种物质，是一种挥霍，是一种炫耀。过度的物质炫耀被当成了幸福的缔造者，而爱却成了物质堆放的无人仓库。人被物化、被量化、被分化、被风化，只有精神躲在暗处的空间里宣读悼词。如果人的物化以如此的加速度撞击着我们灵魂的时候，当歌德、席勒、黑格尔、费尔巴哈、贝多芬、勃拉姆斯、施隆多夫、法斯宾德……思想者们渐渐离我们远去的时候，思想者乐园这块领地上是否还能光荣依旧？当人类用纯粹精神生活的方式可以抵达一个理想生活的高度时，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物质财富的拥有、占有或掠夺，而在极少的消耗物质财富和资源基础之上，人类不曾也建立了不同的文明和文化吗？精神贵族是一种文明和文化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一种体验，其实我们可以在选择一种极少消耗自然资源的基础之上，创造一种纯粹化的精神生活方式。

培养和经营你的贵族气质

贵族精神是文化的骨骼，失去了贵族精神的文化，就像失去了骨头的身体一样，是无法站立的，这种精神，用文字表达出来，就是不流于俗、不依于权、不惧于势、不畏于苦、不败于志，是独立、崇高、清俊，是骄傲、脱俗、风流。储安平在他的那本有名的《英国采风录》里，拿出整整一章的篇幅，去描绘、剖析贵族和贵族社会。他这样写道：“英国教育的最大目的，是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君子绅士（gentleman）。一个英国父亲，当他的儿子还没有成为一个man时，即已希望他成为一个gentleman。英人以为一个真正的君子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正直，不偏私（disied），不畏难（capableofexposinghimself），甚至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他（她）不仅是一个有荣誉的人，并且是一个有良知的人。”

第一，思维的沉默

对“沉默”所包含的这个特性，叔本华也有过论述。他在《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里这样表述：我们的思维应当像瑞士湖泊那样宁静，从而我们的心灵可洞穿那清流幽深的湖底，只有宁静才能把清澈与幽深结合起来。当我们的思想具备这种沉默的力量时，也就具备了一定的人生高度了。

第二，培养高尚和谦逊的人格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将军罗勃特·李战后依然为林肯所赏识，身居要位。当有人在教堂歧视黑人时，他没说什么，而是搂着黑人的肩膀一起跪下祈祷，黑人仍毕恭毕敬地叫他“李将军”。这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

第三，财富不代表贵族精神：社会责任感

英国的贵族是世袭的，拥有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17世纪以后，一些平民逐渐成为富人，但却没有社会地位。到18世纪中期，这些平民新贵开始通过行动向社会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们有的指导农民试行新技术促进农业革命，有的为家乡修路建桥，有的到处行善，有的被选为下院议员拥有政治权力。这样的趋势演变到后来，竟然成为一种上流文化，以至于现在的发达国家，富人对内生活节俭、对外慷慨解囊蔚然成风。

相比较于18世纪中期的英国富人，中国的一部分富人，现在还处在惟利是图的阶段、处在靠豪车豪宅夸富的阶段、处在为了维护自己的暴利不择手段的阶段。人们怎么会相信，一个惟利是图的阶层，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的阶层呢？没有社会责任，哪里来的社会地位？有人指出中国的富人是“上流社会的贱民”，虽然尖刻，倒也中肯。

第四，告别骄奢**逸

不少企业家出身寒微，从小对物质缺乏的体验使其在富有后开始进行补偿性占有，这是穷奢极欲和缺乏“修养”的特性在一些企业家身上共存的原因。一位1960年代出生的北京某大型IT企业创始人说：“小时候生活很清苦，买一只书包都成为一种奢望。”

随着对西方生活方式了解的加深，一些企业家的骄奢**逸之风也见长。“国外的灯红酒绿，现在中国全有了，甚至比国外更盛。”一位社会学者说。“90年代初，是交交女朋友，还不能算是‘小蜜'，后来是包二奶、三奶、四奶……”

这位社会学家还说，1990年代初，有钱的企业家也只生一个孩子，现在三个、四个地生。“无非就是交几万块钱，他不在乎。”10年前，“大款”的孩子在国内的贵族学校读书，现在他们被送到英国的贵族学校接受教育。老板们搬出了单元楼，住进新开发的高档公寓和别墅，其建造、装修和价格步步升级。短短几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顶级豪宅的价格，从每平方米1000美元，迅速涨到现在的6000甚至7000美元。

富翁们出行工具升级的速度如同搭乘火箭。从充满霸气和奢侈感受的奔驰，到法拉利，再到现在的加长宾利，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已经完全跟上了世界汽车业的潮流。没有人能够预测他们追求奢侈的边界。进入21世纪，著名的豪华汽车品牌宾利在北京的专卖店开业9个月，就售出了29辆天价轿车，其中包括3辆定价为888万元人民币的顶级车型，这款车型在该店的销量超过了全世界任何一家宾利专卖店。当宾利豪华轿车进一步升级，在中国推出了1128万元的全球最贵轿车时，很快就卖出了两辆。

一些新富们在消费领域显示的穷奢极欲成为公众嘲笑的对象，甚至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关注。前不久一家美国杂志对几位中国企业家奢侈生活的报道，曾引起沸沸扬扬的议论。一位跨国公司中国总裁说：中国有富人没有贵族；有“暴发户”没有资本家。“欧洲三代培养一个贵族，中国的新富们虽然积累起巨额财富，但缺少成为贵族的环境和锻炼。”

第五，学会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