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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批判与否定（第1页）

自我批判与否定

柏拉图是古希腊十分著名的哲学家，他具有彻底自我批判、自我革新精神。他在著作《巴门尼德篇》里对自己的以《斐多篇》-《国家篇》为代表的“相论”的错误做出了深刻的反思批判，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了“相论”，结果是一个初步的范畴论。《巴门尼德篇》的问世，不仅包含了柏拉图重建“相论”的尝试，而且还体现了柏拉图反思批判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哲学发展中必不可少的。

每个人在生活中也绝不可忽略自我反省。对领导来说，进行自我否定，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更是十分重要的素质。通过自我批评和否定，有时可以及时停止已经犯下的错，不会一错再错，有时可以平息属下可能产生的怨言，当然，更重要的是，让属下明白你是一个坦诚勇敢的领导，而绝对不是文过饰非之辈。这样往往可以让属下产生更多的归依心和信任感。

汉武帝刘彻是我国历史上最善于反思自己的皇帝，他的“轮台罪己诏”不仅取得了天下谅解，而且一直流传千古。

汉武帝在位50多年，是汉代颇具雄才大略的君主，历史上曾有“秦皇汉武”的并列称呼。在汉武帝刘彻统治的中后期，国家接连爆发起义，而且愈演愈烈。在朝堂之上，由于皇帝总是依靠内臣近侍，那些宠臣集大权于一身，导致政治秩序十分混乱。早在文帝时期，就已经废除的“诽谤罪”和“妖言罪”到了武帝时候又盛行起来，最后居然发展到了腹诽罪。大司农颜异对币制改革有意见，但是不敢说，只是嘴唇动了动，于是也被认为是“腹诽”，结果被处死。而有好几位首辅宰相因为武帝一怒而丢了性命，这在汉代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到了汉武帝晚年，汉王朝朝廷上下已经怨声载道、危机四伏。虽然汉朝没有像秦朝那样只经过两代就亡了国，但还是不能避免迅速衰败的命运。不管怎么说，汉武帝的一些暴政比秦始皇更加严重，但是并没有亡国，正如《资治通鉴》对汉武帝的评价“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刘彻最后能够及时反省自己的错误，悬崖勒马，立即调整政策。公元前89年，也是汉武帝去世前两年，桑弘羊等人上奏建议派士卒到西域轮台屯垦戍边，为此，武帝下诏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悻，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轮台罪己诏”。到了这个时候，汉朝的统治方针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重新回到了与民休息和重视发展经济的轨道，这样就避免了出现秦朝那样迅速败亡的结局。

清朝皇帝雍正也是一个能够坦率承认自己的过错的君主。雍正经常训导自己的臣工“过而能改则无过”，“过而不改方为过”。不但他对别人能够如此要求，更加难能可贵的是，雍正对自己的过错也有个十分清醒的认识，一旦发现自己有错，他往往能够公开承认并立即加以改正。

雍正年间，他曾任命一个叫周英的人到西藏统领军队，后来才发现这个人其实并没有大才，而且平庸浮躁，于是他十分坦率地对大臣说：在这种事情上用这个人是大错，这实在是朕的过错。此外，还有件事情也能说明雍正皇帝在过错问题上的一种坦诚态度。雍正三年，浙江有个叫王钧的道员表示要捐四万两银子修筑西湖工程。雍正知道这件事情后立即批示说：让他捐，他若是不捐，朕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他这些年做官的名声太差，让他出点钱消灾好了。王钧本来是想为国家做点事情，捐献银两修工程，结果没想到挨了皇上一顿臭骂，心中十分惶恐不安，他为了博得皇上的信任，于是表示四万之外再捐六万两银子。雍正有点震惊，于是仔细看了王钧的履历，在了解情况以后，他做了如下的批示：岂有此理，朕大错了！朕记错了名字，王钧做官名声十分好，朕把他错当成马钟华了。这是朕的过错，实在惭愧惭愧。雍正还叫浙江巡抚将这件事前前后后原原本本地告诉王钧，同时下旨让这个道员不要捐这十万两银子。王钧百感交集，最后还是坚持捐出修西湖的四万两银子。虽然这件事反映出雍正责骂百官有些如同儿戏，但也从另一方面看出雍正知错后公开认错的坦**心胸，他没有掩饰自己的错误。雍正曾经还多次颁发谕旨，要求身边大臣如果看见他的过错，就直接指出，不需要掩饰，“使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雍正即位第一年，就立即命令朝中文武大臣每人写份奏折，专门给皇上挑错，同时还交待说：挑的错哪怕是不太合适，朕也不会怪罪，但例如国想拿些空话来搪塞，就万万不行。雍正十一年，湖北巡抚王士俊有奏折谈到：“止知有君，不知有人。”雍正于是就此批复说：“虽但知有君，当观君之是非；便不知有人，亦当审人之邪正。”可见雍正认为，“君”和“人”都有对错之处，这种认识比较客观。虽然雍正作为封建君主专制时代的帝王，本不需要向任何人认错，但是他依然能够坦率地认错改错，同时还一再要求朝臣直言，这本身是很难得的事情。同时要让皇帝抛弃虚荣面子，讲求务实，确实不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情，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自古圣贤为治，皆尚实政，最恶虚名。”“为治之道在于务实，不尚虚名”。这些话都反映了雍正务实反虚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