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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跟阳明学真学问(第2页)

学文乃余事,聊云子所偏。

所谓“学文乃余事”,上承孔子“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之意旨,跟做人做事相比,“学文”只是“小道”,有时间可以玩一下,没时间不玩也没什么要紧。

事实上,“小道”或“大道”,只是相对而言,关键看你确定的是怎样的人生志向,对刘翔来说,打球只是“小道”,跑步才是他的人生“大道”;而对姚明来说,打球却是“大道”,跑步反倒成了“小道”。没有志向的人无所谓“小道”、“大道”,一旦你立定志向,你就555知道什么才是你最重要的事,并且不被次要的事所缠缚。

有一个禅宗故事:慧远禅师年轻时喜欢四处云游,有一次,他遇到一位嗜烟的人,同行了很长一段山路,坐在河边休息,那人给了慧远一袋烟,慧远尝过后觉得味道很好,那人便送给他一根烟管和一些烟草。两人分手后,慧远心想:这个东西令人十分舒服,肯定会打扰我的禅修,还是趁早戒掉吧!于是就把烟管和烟草都扔掉了。

后来,他又迷上了《易经》,并且能用《易经》卜卦,卜得很准。他又想:“《易经》占卜固然灵验,如果我沉迷此道,怎么能全心全意参禅呢?”从此,他再也不学《易经》了。

再后来,他又迷上了书法,每天钻研,小有所成,引来几个书法家的赞赏。他转念又想:“我偏离了自己的正道,这样下去,我可能成为书法家,却成不了禅师。”从此他一心参悟,放弃了一切与禅无关的东西,终于成为一位禅宗大师。

在儒生眼里,《易经》和书法都是很高雅的东西,尤其是书法,是科举考试的一项重要评分内容,书法不好,几乎没有可能考举人、中进士,可在慧远眼里,书法只是“小道”,不值得花太多精力。任何东西都值得一学,但你不可能同时走两条路,只能选择一条路去走。一个执定志向,埋头走自己的路,懂得放弃其余的人,无疑是聪明人。

但是,无论你立定何种志向,最好坚持一个宗旨。孔子曾说:“吾道一以贯之。”孔子的“仁道”,有一个宗旨贯通着,什么宗旨呢?孔子自己没有说,曾参替他做了回答:“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王阳明的志向是学做圣贤,其中也有一个宗旨贯通着:致良知。

志向定了,就不会“走错路”;宗旨定了,就不会“做错事”,也就是说,无论遭际如何,你都会无怨无悔地走下去,永不迷惑。

一个人可以确定任何志向,也可以确实任何为宗旨,比如以快乐为宗旨,以助人为宗旨,以创新为宗旨,诸如此类。假如你志向远大,宗旨健康,无论学任何“小道”,一旦精通其道,做到极致,都可契入“大道”,大放异彩。歌唱家精通歌道,放歌一曲,天下倾倒,岂不是利益众生的“大道”?发明家精通创新之道,推出一个新产品,天下受益,岂不是提高人类生活品质的“大道”?列文虎克只是为了乐趣,磨了几十年玻璃,最后磨出了当时最精良的复合镜片,做出了当时放大倍数最高的显微镜,帮助人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微生物世界,岂不是功莫大焉?

其实,一个人根本用不着讲什么“治国平天下”的虚话,只需认真做好一件事,让尽可能多的人受益,就是“治国平天下”!

不必迷信权威

阳明语录

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知行录》

今文翻译

求学者贵在内心体验。心里真切感受到那不对,即使那些话出自孔子,也不敢认为是对的,何况出于不如孔子的人呢?心里真切感受到那是对的,即使那些话出自一个普通人,也不敢认为是错的,何况是出自像孔子这样的人呢?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优秀的东西,也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危害最大者有三:一是“崇古非今”,所以圣贤都是死人,经典都是死学问;二是“迷信权威”,活人向死人学死学问,需要很好的脑筋,消除腐尸味,弄出一点新意,不然无法跟新时代契合。秦汉之后的学问基本上都是“解释学”,谁解释得好,谁就成了权威,大家都不加分辨地听他的,权威放个屁,庸众唱台戏;三是“服从权势”,由于大家迷信古人和权威,缺乏一种“坚持真理”的精神,只有“固执己见”的愚执,离真知已经很远了,是非对错难以分辨,最后听谁的呢?谁权力大就听谁的,谁拳头大就听谁的。

很显然,此三者都不是为学的正途。

王阳明跳出上述三个怪圈,提出“求之于心”,张扬的正是“坚持真理”的精神,只要是对的,谁说的都听;只要是不对的,谁说的都不信。问题是,对与不对,用什么做判断标准呢?按王阳明的理论,当然要按自己的良知为标准——我真切感觉到那是不对的,我就不能深信不疑;我真切感觉到那是对的,我就可以听信。这样有没有可能判断失误呢?当然可能。通向真理的途径本来不是一览无余,走错路势所必然,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始终坚持真理,离真理自然越来越近。

王阳明并不迷信权威,在当时,最权威的学问是朱熹的理学,科举考试一定不能偏离朱熹所注六经范围。王阳明遍学二程、朱熹、陆九渊等宋儒的理学,吸收了很多营养,对自己认为不对的却不盲从,敢于大胆提出新见。例如,他认为朱熹对大学的注解有错误地方,曾对弟子徐爱说:“原句当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亲民’,不是‘新民’。程颐将‘亲’改为‘新’,曲解了曾子的意思,朱熹沿袭了程颐的错误,将后人引入歧途,以后读书当以旧本为正,不必尽信朱熹之言。”

按朱熹的解释,明德是本,新民是末,前者是目的,后者是达成目的的方法,而按照王阳明的解释,明德即亲民,亲民即明德,知就是行,行就是知,知行合一。两种解释,一字之差,谬以千里,究竟谁对?不管王阳明的解释是否真的跟《大学》原旨相合,他以良知求解,其不迷信权威的精神也值得佩服,何况他的见解确实很有现实意义,并且具有可操作性。一个人如果真心“亲民”,真心“为人民服务”,难道不是“明德”吗?

王阳明以“求之于心”对治迷信的方法,语焉不详,一般人很难理解,此法跟佛家禅宗“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提法非常接近,而佛家却提出了反对迷信的具体方法,比王阳明所说似乎更易掌握。学佛有四个原则,可以用于做任何学问:

第一,依法不依人。意思是说,依从正法,而不依从讲法的人。王阳明的“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和“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跟“依法不依人”正好契合。在生活中,很多普通人也有知真灼见,很多权威人士也会胡说八道,一定不能被对方的身份迷惑,需要冷静判断,才不会偏离真知。

第二,依经不依论。传世经典往往千锤百炼,其价值经过了时间的考验。经论尚未经过时间考验,价值难免令人怀疑。既然有疑,就不能盲信。如果经与论相冲突,在无条件验证谁对谁错时,要依经不依论。王阳明虽然说即使孔子的话也可以不必信,那是在孔子说错了的前提下,假设无法判断对错,还是相信孔子的比较好。

第三,依了义不依不了义。有些经典属于“了义经”,有些经典属于“不了义经”。什么是“了义”和“不了义”?大致是通达真理或未通达真理的意思。打个比方,1+1=2,大家用了几千年都没问题,可以算了义;有人说1+1=3,并且讲得条条是道,却没有提供可靠的证明,只能半信半疑,当属“不了义”。一般而言,《论语》、《中庸》等百代经典,经无数智士参研,没有发现问题,基本可以算“了义经”;王阳明的《知行录》,因未经足够的参研认证,只能算“不了义经”。但这并不是说,“不了义经”不值得去学,即使其中有“不不义”处,也必有“了义”可供求知悟道。

第四,依智不依识。“智”是内心体验,是一种真切感受,即王阳明所谓“得之于心”;“识”是知识、见解。一般而言,“智”比“识”更可信。打个比方,你吃过糖,便有了“糖是甜的”的真切体验,这是你是“智”;如果有一个大师用严密的逻辑、华丽的语言证明“糖是苦的”,你读了印象深刻,可以倒背而流,这是你的“识”。那你到底该相信你的“智”还是你的“识”呢?很显然,应该“依智不依识”。

你只要按上述四条去做,任何权威都无法搅乱你的大脑了!

学问要点化,但不如自家解化

阳明语录

学问也要点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当。不然,亦点化许多不得。《知行录》

今文翻译

学问需要别人点化,但不如自己领悟,自可一悟当百学。不然,也点化不了那么多。

做学问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教学,主要学习基础知识,如识字、算数之类,学到了就有学到的用途,学不到就有学不到缺陷,使不得假。这一阶段好比学走路,需要老师扶着、拉着,有时也要放手,让学生自行;第二阶段是帮学,老师主要指点入门路径,路还要学生自己走。第三个阶段是自学,老师主要在关键处指点一下,其他全靠学生自学自悟。这一阶段才真正称得上做学问。

王阳明带的不是小学生而是研究生,所以他要求学生“自家解化”,而自己只是适时“点化”一下。但是,对程度较低的学生,王阳明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他派季本任南宁教习时,考虑到该地学风不正,写了一道措辞严厉的公文——《牌行委官季本设教南宁》,其中有一些话,可以吓得学生瑟瑟发抖:“每日拘集该府县学诸生,为之勤勤开诲,务在兴起圣贤之学,一洗习染之陋……大抵学绝道丧之余,未易解脱旧闻旧见。必须包蒙俯就,涵育薰陶,庶可望其渐次改化。谅本官平素最能孜孜汲引,则今日必能循循善诱。诸生之中有不率教者,时行夏楚,以警其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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