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2书库

第8章 跟阳明学事道（第4页）

罢除冗员的俸禄，减少不急的赏赐，制止不合理的征收，控制开支，节省费用。

一件事情是否成功，不仅要看目的是否达到，还要看达到目的成本是否合理。“大炮打蚊子”，打中了或打不中，都不算成功，因为成本太高。

王阳明并不是出身于穷家小户，但早年有过一段被贬谪的日子，穷居僻壤，缺衣少食，虽然吃了点苦，倒是学了一样好处：懂得节约。

当然，也因为他按良知办事，真心实意为国家的长治久安谋划，不仅追求短期功效，也谋求可持续发展。

王阳明虽然主管军务，对财务问题也十分关心，他的公文中，往往详列有关数据，可见他对账务十分清楚。例如，当南丹卫和凤化县申请修造城墙等公用设施时，他的批文中将费用问题谈得清清楚楚：“其筑立城垣，起造公廨等项，料价工食，一应合用银两，既经该道守巡官公同计议停当。南丹卫该银三千六百四十五两，凤化县该银三千一百七十六两，其食米南丹卫一万石，凤化县八千石，每石价银三钱，共该银五千四百两。见今各处仓廒，贮有粮米，尚够支给。候缺米之日，照数给价；先各量支一半，收贮听用，南丹卫一千五百两，凤化县一千二百两，准议于南宁府库贮军饷银内支给。”

他还要求，所用银两，要“照数登记，务在实用，不得花费分毫，工完之日，开数缴报”，对工程质量，他也提出了明确要求，“该道守巡官仍要不时亲诣调度督促，工程务在精致坚牢，永久无坏”。

王阳明知道，靠他在一个地方搞节约是不行的，必须从上到下，全体节约，才可能度过百姓贫苦、国家财政枯竭的危机，因此他向皇帝上了一道《旱灾疏》：“……江西之民亦已废耕耘之业，事征战之苦；况军旅干啬旱，一时并作，虽富室大户不免饥馑，下户小民得无转死沟壑，流散四方乎？设或饥寒所迫，征输所苦，人自为乱，将若之何？如蒙乞敕该部，暂将江西正德十四年分税粮通行优免，以救残伤之民，以防变乱之阶。伏望皇上罢冗员之俸，损不急之赏，止无名之征，节用省费，以足军国之需，天下幸甚。”

可惜，皇帝并没有他那么远的政治眼光和经济眼光，对他的疏文置之不理。但王阳明在自身权限范围内办的事，往往能达到“节用省费”的效果。王阳明平定思恩、八寨、断藤峡的“反贼”后，大学士霍韬在给皇帝的上疏中，给王阳明算了一笔帐：在这场战役中，他为朝廷省了数十万人力、银米。上疏中详列王阳明的前任，调三省兵若干万，梧州军门支出军费若干万，从广东布政司支用银米若干万，杀死、瘟疫死官军、土兵若干万，效果呢？不过赢得了田州五十日安宁，思恩便发生了反叛。而阳明不费斗米、不折一卒，平定了思田，还拔除了八寨、断藤峡两个积年老巢。

断藤峡夹浔江、府江，两岸高山耸立、地形险要，易守难攻，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当地的土人善使长弓劲弩，箭头上淬毒药，中箭立亡。明天顺年间，都御使韩雍率二十万大军，好不容易杀进断藤峡，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可刚撤兵不久，土人气势再盛，竟然攻陷浔州。王阳明为了节用省费，不肯用大军，仅调集数千人马，先平思田，然后示形于敌，假装不想再进攻的样子，开始兴办学校，遣散军队，暗中却调集军队，进至出击地段，隐蔽待命。当获悉“反贼”松懈时，便兵分数路，悄悄进山，实施突击。“反贼”猝不及防，四散而逃。官军趁机清剿，扫平了“反贼”盘踞的各个山洞，至此，“断藤之贼略尽”。

八寨比断藤峡更不好打，此地的“山贼”盘踞了一百多年，根基很深。王阳明为了达成战术的突然性，未及请示朝廷，遣军数千，夜间偷袭，一举突破石门天险。“山贼”损失巨大，被迫逃到深山险地。官军组织敢死队，再度实施夜袭，接连攻破“山贼”盘踞的各个山寨，斩获三千多人。“山贼”元气大伤，此后七八年，再无敢聚众生事的现象。

历史上打胜仗的将军很多，但热衷于财务，善于节省费用的将军却很少。王阳明不是将军，也算不上政客，更不是商人，却是一个真正会办事的人。世界上的事，归根结底要以经济为基础；世上的难题，多出于经济问题，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便可化难为易，于简实处求取全功。

办大事的三大要点

阳明语录

凡举大事，必顺其情而使之，因其势而导之，乘其机而动之，及其时而兴之，是以为之但见其易，而成之不见其难，此天下之民所以阴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知行录·绥柔流贼》

今文翻译

凡举办大事，必须顺应人情而使用它，借助形势而引导它，抓住时机而利用它，因此做事时看上去很容易，成功了也不觉得很难，这样办事，天下百姓在无形中受到他的庇护，却没有人知道他的功劳在什么地方。

王阳明早年好道，深悉道家“无为”思想，办事也颇有道家顺其自然的风格，无非顺应人情、时势的流动规律，因势而利导，“无为而无不为”。凡事如果违逆人情、时势，依靠强大的动力，勉强去做，有时也能成功，但费力大而收获小。好比水流低处，是一般规律，一定要让它流到山顶上去，能不能办到呢？想办就能办到，但难度太大，办到了可能得不偿失。

王阳明不喜欢办难事，更愿意“为之但见其易，而成之不见其难”，他的这一观点，跟老子的“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有神合之处。懂道理不难，难的是“知行合一”，王阳明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不仅知道应该把难事办得容易，而且确能办到。当他去南赣平“山贼”时，一开始并不是调集大军，临阵交锋，而是做一些基础性工作，他首先理顺指挥系统，使军政合一，以达到如臂指使的效果；同时巩固城池、加强武备，以确保后方稳固；选拔向导，选练民兵，以充实力量；组织大户，发动群众，在充实自己的同时孤立敌人；开垦边地，屯田足食，以确保后勤供给；赈济灾荒，安排就业，以断绝“匪源”；广布眼线，建立情报系统，以掌握敌情；对敌宣传，以瓦解敌人的斗志。

王阳明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好像也很容易，前后不过40多天，朝廷刚做好征讨的准备，数万叛军已经土崩瓦解。以至权奸张忠等人认为：捉拿朱宸濠，有一知县即可，王阳明的功劳没有那么大，他的捷报过于夸大。

但王阳明做起来容易，并不是事情本身容易，而是他难事易做，懂得“顺其情而使之，因其势而导之，乘其机而动之”。当时附从宁王反叛的官民虽然很多，但真心反叛的人很少，大部分是“骑墙派”，有利则进，无利则疑，见危则逃。于是王阳明“顺其势”，广发真、假消息，使附逆之人明白，跟着宁王反叛，前途渺茫，有害无利；同时鼓励投诚，给予出路。这一招，把叛军的人心士气弄散了。当时朱宸濠一方有精兵六万，军势极强；而王阳明这方有兵八万，却是乌合之众，有的是过去投诚的“山贼”，有的是从各县抽调来的地方军，这儿二三百，那儿四五百，加起来人数虽多，一时之间难以协调指挥，很难做到齐心并力，军势弱于叛军。于是，王阳明“因其势”，先避其锋芒，不跟叛军主力决战，却从叛军薄弱处下手，专拣软柿子捏，用石头砸鸡蛋。当时朱宸濠率主力渡过长江，进攻安庆，企图趁势北伐，直捣京城。而他的老巢南昌兵力空虚，正是一个攻打的好机会。于是王阳明“乘其机”，率大军直逼南昌，没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朱宸濠失去了后方基地，补充兵员、粮饷就很不容易了，况且遭此重大损失，部下士气更加衰竭，打主意当逃兵者更多了，接下来，朱宸濠败局已定，虽困兽犹斗，也无所作为了！

王阳明把事情办得如此容易，惟一的麻烦是别人看不见他的功劳，以为他只是运气好，捡了一件谁都可以捡到的功劳。后来他的功劳被尽量抹杀，原因在此。

生活中，有功而人不知其功的现象也很多，会办事的人往往成了“无名英雄”；而会表演的人，没办多少事却像功劳很大的样子，一件小事可以忙忙碌碌一整天，若是一件大事，先要咋咋乎乎地宣传一番，使大家都知其难；做的过程中，不时开会讨论，通报情况，汇报问题，使大家都知此事困难重重；一旦办成了，就成了“大英雄”。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长了，人们终究会信赖“无名英雄”而鄙视“大英雄”。

大凡办事，你若想自求己功，捞取权益，那么不仅要学办事之方，还要学表演工夫，以免功劳被埋没了。你若境界高，愿意多做“阴功”，只需学办事之方就行了，那就是王阳明所说：顺其情、因其势、趁其机。

重视调查研究

阳明语录

故致知者，意诚之本也。然亦不是悬空的致知，致知在实事上格。《知行录》

今文翻译

追求真知，是自诚其意的根本。然而也不是平空地求真知，应在实事上求真知。

王阳明为什么会办事呢？因为他心有真知。他的真知从哪儿来呢？不仅从学习上来，更从实事上来。

大凡中国传统文人，因为跟实事相距较远，往往缺乏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常常用道理代替事实而讲道理，由于他们的道理中没有事实依据，对或不对，就难说了，那就像佛家说的，“一种不通，两处失功。遣有没有，从空背空”。大家空谈道理，谈得津津有味，全无用处，不用还好，真要用他们的道理，结果必是误人误己。“空谈误国”一语，不仅是批评文人们光说不练，更是指出其“无用”，他们的道理本来空乏，全无事实支持，能用到哪儿呢？

王阳明却没有用道理代替事实的毛病，他“知行合一”，乐于在事实中求道理。他每到一地为官，从不自作聪明，按学问办事，必先访问民情，看清症结所在，然后因情、因时、因势定策。他清剿“山贼”前，先访确实了：“山贼”所以难平，在于他们聚则为“贼”，散则为民，民贼难辨，如何清剿？而且“山贼”眼线广布，渗透到了官府，凡官府有所决策，乃至于密室商谈、神色变化，“山贼”都能提前知道。掌握了这些情况，王阳明对症下药，用“十家牌法”分清民、贼，就不用打糊涂仗了；清除“山贼”的眼线，建立自己的情报系统，打仗就能“知己知彼”了。于是，原本难剿的“山贼”，也就不难剿了。

王阳明不仅制订大策重视调查研究，在具体指挥作战时，也是如此，必先将敌我双方的情况摸清楚，真正“知己知彼”了，对作战地形也心中有数了，才下达作战指令。例如他的《申明便宜敕谕》，对作战应该掌握的情况提出了明确要求：“将应剿贼巢，通行查出：行拘熟知地利险易乡导（向导），责令画图贴说。要见某处贼巢，连近某处乡落；某巢界抵某处，系是良善村寨，某处系是善恶相兼；某处平坦，可以直捣；某处险阻，可以把截；某处系贼必遁之路，可以设伏邀击；某处贼所不备，可以间道掩扑；何处官军可以起调，何官可以委用，可以监统；粮饷何处措办，住扎何处；听候各要查处停当，备由马上差人飞报本院。”

在办具体事务时，王阳明也重视调查，务将情况弄清了，才拿出处理办法，决不凭学问分析、凭聪明猜测而想当然地作决定。

人们常以为“纸上谈兵”只是没有真才实学，但是，没有真才实学的人，若能实事求是，认真办事，也未尝不能有所成就；反之，有真才实学的人，不尊重客观情况，想当然地办事，也可能惨遭失败。

历史上被嘲为“纸上谈兵”的赵括，其实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不仅熟读兵书，年轻时随父亲出征，已经获得了相当多的实战经验，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全无经验。他还著述兵书，军中门徒众多。当他代廉颇为将后，不小心中了白起之计，被引入秦军背靠沁水而列的阵势前，攻击不利，撤退时又为秦军所阻，部队面临危机。但这还不是赵括真正的败因，秦军只有五十万，而赵军有四十万，秦军想四面围死赵军，力量不足。当时赵军后面有丹水，水面宽阔而水浅，可以涉水而过，赵括之所以敢于率军冒进，原因只怕也在此，此地明显是活地，万一交战不利，赵军可以由丹水撤退。他的悲剧在于，当他率部赶到丹水，赫然发现，丹水已经水满，无法涉渡，而赵军没有船只，无法渡河了！于是，原先以为的活地变成死地，秦军前后堵击，赵军无路可去了。

赵括并未惊慌失措，下令部队就地坚守，一面等待援军解围，一面跟秦军拼命死战，双方死伤惨重。后来，赵军断粮，赵括不得不下令杀老弱为食。在此情况下，由于赵括的激励，将士仍同心坚守，并未崩溃。直到第47天，赵括率军突击，中箭而死，精疲力竭的赵军才宣告投降。后来，秦将白起特意命人找到赵括的尸体，予以厚葬，以表示对这位对手的尊重，并且感叹说：当赵军粮绝援绝之时，尚且能空腹战斗，使我军伤亡近半，这就是赵括的本事。

以此来看，赵括并不是一个只懂理论、只会夸夸其谈的人。想想国民党的所谓“王牌”74师，不到三天就遭全歼，赵括竟能坚守47天，可见他的本事。也许正因为有本事，才过于自信和大意，竟然不派人勘察周围的敌情和地形，对秦军的大规模调动毫无知觉，对丹水涨水的情况一无所知，以至身陷绝境。所以说，他的“纸上谈兵”，不是缺少知识和经验，不是缺少勇敢和忠诚，不是缺少智谋和方法，只是缺少调查研究，缺少对实际情况的了解。

在无穷的世界面前，我们都是瞎子。无论知识贫乏的瞎子还是学问渊博的瞎子，身体虚弱的瞎子还是力量强大的瞎子，无论走在一条熟悉的道路上还是走在一条陌生的道路上，都需要柱一根拐杖，一步一步试图着前进，没有拐杖，靠聪明机智、学识经验走路，那是不行的。这根拐杖是什么呢？就是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