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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哲学让人拥有智慧（第1页）

第一章哲学让人拥有智慧

知识只是关乎事物，而智慧则关乎于人生。哲学不但让人知其然，而让人知其所以然。它能够让你找到理解和积累知识的方法，也会让拥有正确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智慧，让你在人生的漫漫长途中过着一种智者的生活。

熟知并非真知

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怀特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很久以前，有一族人特别崇拜一个名叫“戈尔肖克”（Ｇｏｌｓｈｏｋ）的东西。他们相信，“戈尔肖克”孕育着生命和智慧，就像源远流长的密西西比河和**的亚马逊河，它是称量善恶的天平，是佑护人们幸福的万应符咒。由于这个词实在重要，每一代智者都投入毕生精力，青灯黄卷，面壁冥想，企图破译它的真谛。他们的言论汇集成典籍，流布于民间，成为人们世代信守的金科玉律。

终于有一天，一个对此感到厌倦的人问道：什么是“戈尔肖克”？这个词究竟指什么？这么简单的问题一下子惊醒了所有被“戈尔肖克”催眠的人。他们忽然发现，自己对这个一向以为最熟悉的词竟然一无所知。

这个故事印证了哲学家黑格尔的一个说法：熟知并非真知。

在日常生活中，对一些事物的熟知形成了我们的常识。常识是负载人生的海洋，人们成长的过程譬如学游泳，学会常识才能生活。会水的人能让水托举着不至沉溺，同样，想游得快也会遇到水的强大阻力。健康的常识能指引人获得平安，走向光明，如冷了穿衣，饿了吃饭，不懂就学，不会就问。这些姑且不论，有意义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克服水的阻力游得快些。这就需要检视探讨一下哪些常识于我们不利，以及如何克服。

孔子教育我们凡事“三思而后行”。然而常识往往不在“思”的范围内。因为某些常识化为人们心中不可动摇的精神权威，获得了不受思维审视的豁免权。大家都见过东西往下掉?譬如苹果落地，而不去思考什么地球的吸引力；一般人说话都合乎语法而许多人并不懂得语法。正所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时常识不再是人们思考的对象，而成了人们思考的支点。常识是大多数人熟知的，而熟知的东西更加潜伏着危险，因为“熟知并非真知”。

常识，是相对于专门知识而言的一般的普通的知识，是一些人们习以为常的教条，人们不能离开它，但又不能停留在这个范围内。历史一再启示我们，人类思想的进步，都是在突破常识中实现的。

对苹果为什么落地的追问是产生智慧产生巨人的起点。哲学就是对智慧的热爱和追求，是对“为什么”的无穷无尽的解答尝试。哲学是科学之母，是“科学之科学”。

哲学高于常识的地方，就在于它用怀疑和批判的目光洞穿了常识中的壁障，使一切联系起来，流动起来，变得亦此亦彼。因此，确立哲学的理性精神和辩证的思维方式，将使人敏思锐目，不断摆脱蒙昧无知，走向精神自觉。既不墨守成规，也不随波逐流，而是在精神上独立不倚地站立起来，运用理性精神或批判精神思考和审视生活和自身，决不精神瘫痪。在目前改革的时代，面对五光十色的生活，良莠混杂的思想观念，如果没有哲学的批判精神和超越精神，是很难驾驭和挺立自身的。只有按照哲学思想的指引，才能免于沉沦，自觉行动，才能超越常识生活的局限，完成健全理想的人生。

学习哲学，最重要的是锤炼一种冷静的理性品格，培养一种超卓的思想力量，确立一种批判精神，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思维能力。

无动于衷的智慧

皮浪是怀疑论的创始人，最初是画家。为此曾随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到亚洲战斗、旅行、作画。一日，他面对一座山，在作画时陷入了沉思：一座山从远处看，是紫的，从近处看是绿的。山其实不紫也不绿。由此，触发了他对事物的怀疑。

皮浪的怀疑主义是从爱利亚学派先驱色诺芬那里的“万物一致而不可分”这一命题出发的。他认为，“存在与不存在”，“这样与那样”，“美与丑”，“生与死”等等这些概念之间并无区别，人们想要认识它们，分别它们是不可能的。人们只能按照风俗习惯对事物的现象作出相对的肯定或否定的判断，而事物本身不是这样，这种判断只能带来烦扰和无谓的争论，因此，皮浪主张对一切都要无动于衷，不做任何反应，不做任何判断。他说：“最高的善就是不做任何判断，随着这种态度而来的便是灵魂的安宁，就是影子随着形体一样。”

据说，皮浪有一次外出，在船上遭到暴风雨，船在浪谷中颠簸，船上的人都很惊慌，只有船中的一只猪若无其事，仍安安稳稳地在那里继续吃食。皮浪便指着猪对大家说：聪明人也应该像猪那样不动心。

西方著名哲学史家罗素这样评价皮浪的怀疑主义：“怀疑主义是懒人的一种安慰，因为它证明了愚昧无知的蠢才和有名的学者一样是有智慧的。”是呀，对一切都要无动于衷，不做任何反应，不做任何判断，因为一切都是值得怀疑的，所以何不作一个无知的懒人呢？这样能让事物的真实面貌自己呈现，而人自身也成为一个应付自如的勇者、智者。或许正因为这些原因，怀疑主义在一般人中就享有了相当的成功，成了一种很实用的哲学。

知识与智慧的区别

法国伟大的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尔曾这样说过，知识越是渊博越是深感自己知识之不足。有人对此大惑不解，问他：“您具有如此渊博的知识，为什么总是感叹自己无知呢？”他答道：“哲学家芝诺用圆圈来表示知识的范围，圆圈里是已知的知识，圆圈外是未知的知识，知识范围越多，圆圈越大，圆周也越长，圆圈的边沿与外界空白的接触面也就越大，因而未知部分当然也就更多了。”

西方哲学家们一再强调知识与智慧的区别。知识是人类对有限认识的理解与掌握，智慧是一种悟，是对无限和永恒的理解和推论。因此，博学家与智者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智者掌握的知识不一定胜过博学家，但智者对世界的理解一定深刻得多。两者比较就如一个知识女性和一个聪慧女性的比较，后者令人心仪的不是其掌握知识的多少而是在其灵性。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智慧，而有智慧的人也不一定很有知识，但有智慧的人往往不以为自己拥有知识，因为智者会不断地学习、思考、追问和反思。他们总是朝向未知世界的纵深出发，苏格拉底就以为自己没有知识，所以不断地向人请教，同时对别人的观点进行强力的反驳，结果成为最有智慧的人。

知识是有限的，再博学的知识在无限面前也会黯然失色。智慧是富于创造性的，其不被有限所困，面对无限反而显得生机勃勃。

智慧比知识更重要

知识使人知道了许多事，使人更聪明，人们能获得丰富的知识固然很好，但智慧更为重要，智慧表现在人如何正确地运用所掌握的知识。所以人仅仅有知识，还是远远不够的，人有了知识，还应该明白如何正确地将所掌握的知识在实践中应用，知识积存得再多，若没有智慧的加以应用，这些知识就失掉了价值。所以智慧包含了知识和聪明，它是头脑的智能，是洞察人生和实践道德的才能，是丰盛生命美好人生所需要的，成功的人生在于不断地把拥有的知识，有智慧地应用于实际生活中。

圣经的启示一再叫我们明白，人类最有价值的知识是怎样更好地生活，实现生命的真实意义。所罗门王是一位聪明的君王，据说：

神向所罗门应许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

这就是所罗门王求智慧的故事，我们也当从中受教，成为智慧之人。一个人有知识，不一定有智慧，在这样一个知识丰富的时代，我们需要不断地追求、学习，在知识上多而又多，更要竭力追求智慧。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

在西方，有一个非常有趣却又耐人寻味的现象：伟大的科学家同时又是虔诚的宗教徒。牛顿是，爱因斯坦是，罗素和莱布尼茨也是。科学象征着理性之剑，力求把所有巫术、迷信等非理性的东西扫除得一干二净；而信仰在于人内心的确信，是一种信念，理性在这里没有丝毫位置。正如克尔凯廓尔所言：“正因为荒谬，我才相信。”

其实不然。科学与宗教其实在最初的时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于“科学”本身就是哲学讨论的一个命题。我们可以对科学作工具主义的解释，但是，对于站在已知与未知世界之间的科学家来说，科学是一种价值理性的表达，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爱因斯坦坚持说：上帝不玩骰子。虽然爱因斯坦本人一生都在从事科学的探险活动，但这种活动却给予他一种特殊的情感，使他比平常人更透彻地了解所谓“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并在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之间找到结合点。

正如爱因斯坦的那句名言：“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

爱因斯坦这样解释他的这句话：

科学只能由那些彻头彻尾浸润了对真理的理解和追求的人们来创造。然而，这种感情的源泉却来自宗教的领域。对于一种可能性的坚信也属于这种领域；这种可能性就是，适用于存在世界的那些规律是理性的，即可以用理性来概括的。我不能设想一个没有这种深刻信念的真正科学家。

是什么原因促使人们去追求科学呢？多数人会以为是出于对铁路、飞机一类东西的需要导致了对科学的追求。实际却并非如此。当前所谓进步的一些人为了铁路、飞机去追求科学，他们永远也无法懂得科学的真谛。在欧洲历史上，那些真正献身科学、为科学进步而努力的人们，那些使修筑铁路、制造飞机成为可能的人们，他们最初就根本没有想过铁路和飞机。他们献身科学并为科学进步做出贡献，是因为他们的心灵渴望探求这广袤宇宙那可怕的神秘。事实上，正是为了探索“这广袤宇宙那可怕的神秘”，才使得欧洲历史上的毕达哥拉斯们几乎将自己的全部身心奉献给这一在其产生之时并无实际效用的事业；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种超越现实功利的科学追求，才使得西方人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纯理论的研究，善于使用演绎的方法，追求范畴的严密和体系的完整，而非简单地进行经验归纳，零打碎敲。这样一来，宗教与科学的结合便同时提供了动机的超越性和方法的逻辑性两方面的条件，而这两个条件的出现，也正是西方科学得以长足发展的必要前提。

由于有了超越性的动机，使得西方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很自然地将对宗教的殉道精神逐渐转化为对科学的献身精神。从而造就了无数阿基米德、哥白尼、布鲁诺式的科学家。而他们所留下的故事，不仅使人震撼，而且令人深思。当罗马大军攻陷叙利亚城的时候，阿基米德正在沙地上演算着几何题。面对着敌人明晃晃的兵器，这位日神般的数学家镇定自若地提出了人生的最后一次请求：稍等一下，让我先解完这道题……为了确立“日心说”这一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科学理论，哥白尼几乎耗尽了自己后半生的精力，在其生命的弥留之际终于使《天体运行论》一书公之于世……而为了坚持这一科学结论，布鲁诺曾不断遭受处分、监禁、开除教籍，直至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安徒生在其童话《光荣的荆棘路》中断言：“除非这个世界本身遭到毁灭，这个行列是永远没有穷尽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支配着这个行列的人们将自己的感性生命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为科学而献身呢？文化的发展真可谓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现象，过去，我们只知道宗教是科学的大敌，却从来没有想到，从某种意义上讲，宗教同时又可以是科学的前身和动力。烧死布鲁诺的，固然是一群可恶的宗教徒；然而支配着布鲁诺去进行科学研究的，却同样是一种由忘我的宗教热情转化而来的无私的科学精神。惟其如此，布鲁诺才能够视感性生命于不顾，而在科学的探索中达到一种超越自我的境界。

科学与宗教都肇始于人类探索宇宙及自身的冲动，但随着科学取得愈来愈大的进展，在一些人的心中，它也成为了一种宗教似的信仰，但科学精神的实质是怀疑精神，它本身反对任何形式的崇拜，在科学面前，任何真理都是短暂的。人们曾一度以为牛顿发现了宇宙的终极奥秘，但爱因斯坦又拓展了人类认识的疆界。其实，２０世纪科学最大的发现，就在于发现了科学的近乎无限的扩展性，这宣告了１９世纪机械宇宙观的终结，但作为人类认识能力之一的科学也自有其界限，对界限的认识应让人反思宗教退后的历程，对知识的追求与对道德的探究同样应成为人类智慧的双翼，这也是爱因斯坦这句话让人掩卷深思的地方。

智慧始于怀疑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