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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７章 保持外圆内方的处世艺术（第3页）

其实，人不仅需要物质上的充裕便利，生活上的舒适惬意，感官上的“刺激”过瘾，更需要精神上的安宁、平和、充实。否则，就会变成一种单向度的人。认识到这一点，就容易理解“盈满”追求的危险性，确立一种新的人生追求，即“半半哲学”。

所谓“半半哲学”就是既不追求高不可及，也不甘于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而是取中庸的态度，处处以适、以中、以和为好。这种半半生活态度可表现在许多方面：上与下，左与右，前与后，大与小，多与少，厚与薄，阴与阳，刚与柔，快与慢，强与弱，富与贫，贵与贱，成与败，高与低等等。这种“半半哲学”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半对一半，而是一种“适度”，一种“和谐”。

没有人不希望自己的人生完满，可是，从古到今，又有谁拥有圆满而理想的人生？上从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姓，在人生中不是有这种缺憾，就是有那种缺憾。正所谓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自古至今皆然。所以，对待一切事，不苛求它的圆满，不妄想它尽如人意。只要在心理上求个自认为的圆满就可以了。以不圆满为圆满，不完全为完全，不如意为如意，这样就能处处圆满，事事圆满。

“半半”是一种精神境界。古人说：“做事不能做到十分，享福也不要享到十分。”如果能知足，自然就有“满室清风满几月，坐中物物见天心”的境界。所以说缺胜过圆，半胜过全。万事全多缺，人生半最佳。半贫半富半安足，半命半天半偶然；半痴半聋半糊涂，半真半假半疯癫；半用半舍半行藏，半智半愚半圣贤；半人半我半自在，半醒半梦半神仙；半有半无半苦乐，半荣半辱半因缘。一半尽在于我，一半听任自然。人生不过百年，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若能领悟半的玄机，人世间到处悠然自在。

“半半”哲学又是一种现实的生活理想，为人处世的好道理。有一首《半半歌》道出了其中的精妙：“看破浮生如梦，半的受用半无边。半中岁月尽幽闲，半里乾坤半宽展。半廓半乡村舍，半山半水田园。半耕半读半经纶，半士半姻半民眷。半雅半粗器具，半华半实庭轩。裘衣半素半鲜，佳肴半丰半俭。僮仆半能半拙，妻儿半朴半贤。心神半佛半神仙，姓字半藏半显。一半还给天地，留将一半人间。……”

常言道花看半开，酒饮微醉，此中大有佳趣。如果要到花开灿烂、酒醉如泥的地步，便要陷入恶劣的处境。际遇顺畅、志得意满的人，不妨想想这个道理。

中庸之道

提倡“中庸之道”似乎有点不合时宜，因为这一思想曾一度被认为是一种处世圆滑、态度暧昧、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而遭受人们的大加鞑伐和批判。其实，从“中庸”思想的本意看，它并不是“奸猾”，置仁义于不顾，为保全自己而明哲保身，而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德行和智慧。

何谓中庸呢？孔子认为“中庸”即为“中和”。孔子说：“中”是有喜怒哀乐之情而未表现出来；“和”是感情表达时合乎节度。“中”，是天下事物的根本；“和”，是天下遵循的通则。如果人们能达到中和的境界，那么，天地间的一切就会各得其所，万物也就顺其自然而生了。

凡事，取乎中，是应付时代和任何事情的良方。中是不偏不倚，不左倾也不右斜的。非中则不能正，非正则不能稳，非稳则不能久。人生处世的要点，就在于“执中致和”。传说，远古时期的舜帝就是一个善于遵循“中庸之道”的智者，他不仅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同时又能加以审视，扬其善，隐其恶，取其中，而施行于民，从而使天下化而治之。治理朝政者若能采用“中庸之道”，就可以处于无为而治的自由境地，避免过于专制，过于偏激，过于依恃，表面看似愚拙，内心里却实在是一种智慧，一种明亮。

孔子对“中庸”的评价甚高，他认为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德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超过它，若能把握中庸的道理，就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境界。但是，一般人又很少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这就是说：聪明的人过于聪明，认为它不值得去实行，而愚蠢的人又理解不了。君子和小人在这方面表现就截然不同。君子的所作所为都合乎中庸之道，而小人的所作所为都违反中庸之道。君子所以能合乎中庸之道，是因为君子能时时居于中，不过亦无不及；而小人所以违背中庸之道，是因为小人对什么都太在乎或肆无忌惮，不知也不遵循中庸的道理。孔子深知“中庸之道”不是谁都能明白的，也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只有那些有修养的君子才能够坚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导向容易使人们急功近利，追求表面的外在的东西。而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又容易使人们往往简单地理解矛盾的两个方面。对满足、成功、富贵、权力等，总是期望达到顶峰，人人在我脚下才好，而对空虚、失败、贫穷、低下等，则惟恐降临自己身上。这样，他们处高位不觉得满足，处低位反而一蹶不振。这两个极端都不会使人安宁和快乐，并且，对位高者而言，他们难以守成，很快会转入低下；而对位低者而言，他们欲速不达。结果是成功也好失败也罢，一切都处在不安与失意之中。他们所缺乏的正是先哲提出的并加以践行的“中庸”智慧。

大道归一

在所有的文字当中，汉字“一”是构造最简单，书写最易的一个。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识，无人不会写。但是简易之中蕴含着复杂，朴素之中体现着深刻。

“一”是浑然的整体，是绝对无差别的统一；“一”是起始、原初；“一”是万物的根本，是事物的核心。这个“一”在老子和庄子那里被称之为“道”，他们认为自然万物都是在这个“道”下生化的产物。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这就是说一是道，是根本，分化形成万物，失去了这个一，也就背离了道，如果是这样的话，天将不能保持清明，地将不能保持宁静，神不能保持灵验，五谷不能保持丰登，万物不能保持生长，王权不能保持长久。老子与庄子就是从自然万物中体验“道”的。

孔子也是十分看重“一”，认为一个人若想贵为王者，君临天下，必须一以贯三，即天时、地利、人和同时具备。因此，他认为为人之道，贵在如“一”：心一则明，性一则洁，神一则灵，情一则真，言一则诚，德一则贞，气一则雄……大道归一，这就是“守一所以用万”。

道的分化形成万物，万物与道内在一致。所以佛家认为不必在我之外去悟道，悟道即在脚下，我自己便是路。若能悟一法，便能明了一切法。

道家儒家佛家，又是与哲学相通的。有位哲学家说：一滴水珠映现世界的光彩。还有位哲学家曾这样说：辩证法就在最平常最普通中。譬如，张三是人，树叶是绿的，这是人人都会说的，然而正是在这样最简单的话语中，包含了辩证法的全部要素。在张三是人这一表述中，张三是个别，人是一般，张三是人，它的法则即个别是一般。它告诉我们个别包含着一般，任何个别都是一般的，这也就是“一是多，多是一”。

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转化，与别的任何个别相联系相转化。任何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都有其最关键、最核心的地方，这叫“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复杂的事物是“多”，其关键的本质是“一”，掌握了事物的本质或关键，也就掌握了整个事物，这就是“执一御众”。

上善若水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为人之鉴。

仁者乐山，智者爱水。智者爱水，在于水的品格。老子认为人生若水，“上善若水”。

人生若水，指的是人当洁身自好，其品行像一泓清水一样清澈透明，其生存意志当像山涧溪流淙淙而下，欢快奔流，直至江河大海，永不停息。

“上善若水”，是指人生达到的一种境界。老子认为当一个人处世若水之谦卑，存心若水之亲善，言谈若水之真诚，为政若水之条理，办事若水之圆通，行动若水之自然，交往如水之清淡，人品若水之纯洁时，便进入了“水”之境界，这就达到了一种至善、至真、至美的境界。

水，阴柔无比，无形却无不形，随圆而圆，随方而方，甘心停留于最低洼和最脏处，那样安于卑下不与万物争，天下之物莫柔于水，但任何攻坚克强的东西都不能胜过它，因为世上没有别的东西可替换它，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与它相比。即使平静无澜的水流下也潜伏着强大的力量。大江大河从远处眺望，表面上平波如镜，但是你只要一接近就会感到江水的宏大气势，处处暗藏漩涡，隐伏着巨大的能量。一个人并不需要处处占上风，出风头，也不需要处处与人相争，只要像水那样，具有柔软、谦虚和蕴藏力量的素质，就能在不知不觉中战胜对手，此乃为以柔克刚之理。

水总是向着低处流，百川归海。大海之水，浩瀚无比，它之所以能成为百川之王，就在于它心胸开阔，甘为下者的缘故。有道是“空穴来风”、“有容乃大”。琴瑟和鸣，箫笛同奏，之所以能发出悠扬婉转、美妙动听的声音，就在于它们有“空”有“容”。如果人能够从水中受启迪，向水看齐，那么，一定会虚其心，去其强，甘为人下，为而不争，进入到一个更高的自由境界。

水又为“通达之渠”。人们也将彼此间看法的交换，称之为“沟通”，从文词上就能看出与“水”有相当的关系。水，避高趋下，营造形势，包围并吞，无所不及，无孔不入。中国的“沟通”哲理，从文字上已看出巨大的端倪。中国式的沟通，并非如同西方谈判的绝对方式，谈得成就决议，谈不成就破裂走人。而是经过模糊的过程，达到明确的结果。先是必须避开对方的坚持，再将他的坚持化成对我们意见的助力，化成与我们看法的融合；最后，共同达成我们的目的。中国人的沟通，似“水”融入各种物体般地柔和，在包容后，却无一不化为水的一族。水的形体虽变化万千，可为固体、**、气体，但其本质却永远是水。所以，中国沟通哲理的智慧，就是若水之圆通。

无为方可有为

做人，当学学老子的“无为”。说起“无为”，人们自然想到老子和庄子，自然想到那种隐匿山林与世无争的思想。有人认为老庄的思想太消极，其实这是对老子的一种误解。老子比一般人看得更远、更深。也有人认为老子的“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无私欤，故能成其私”与“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之类的精辟之论是一种阴谋家的学问。其实阴谋不阴谋就看谁来用、为谁而用，以及怎样用了。以阴谋境界看无为之论，最多搞几手阴谋还搞不太像，阴谋家是没有无为而治的这种气魄、这种静适、这种虚怀若谷与这种海阔天空的。还有人认为老庄提倡无为，属隐世哲学，这与儒家主进取，倡导入世哲学相左，其实不然，两者异曲同工，相辅相成，成为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一种处世哲学，即“以出世的态度干入世的事业”。进而求取功名兼济天下，退则隐逸山林修身养性。

“无为”并非是“无所作为”、“碌碌无为”，什么事也不做，只是不做那些愚蠢的、无效的、无益的、无意义的，乃至无趣无聊，而且有害有伤有损有愧的事。回首平生，一个人可能经历了许多事情，聊以**的是自己做出了一点成绩，干出了一点有意义的事，可让自己唏嘘不已的更多，那就是自己也干了很多的蠢事、糊涂事以及一些无意义的事。比如说不搞无谓的争执，还有庸人自扰的患得患失、大话连篇的自吹自擂、咋咋呼呼的装腔作势；还有小圈子里的唧唧喳喳，长篇累牍的空话虚话；还有不信任人的包办代替（其实是包而不办，代而不替），以及许多许多的根本实现不了的一厢情愿及为这种一厢情愿而付出的巨大精力和活动。无为，就是不干这样的事。无为，诚如王蒙所言，就是力戒虚妄，力戒急躁，力戒脱离客观实际，搞形式主义。这样就可把有限的精力、时间节省下来，才可能做一点事，这也就是有为。无为体现了一种效率原则。

无为是一种超然的智慧，它又体现为一种快乐原则。因为只有无为才能摆脱世俗名利的缠绕和羁绊，才会不为名利所累，金钱所惑，才不会自寻烦恼。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人们不应该去追求功名。无论是为官从政，还是经商下海，人人都想功成名就，这是正当的追求，无可厚非。说无为，是“而治”的无为，在名利问题上，要拿得起，放得下，一边享受着名利，一边又不为名利所困扰，所羁绊。庄子曾坚辞楚王千金重礼，卿相高爵不受，因为他深明“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之理，不想去充当君王祭祀天地的牺牲的那头牛，宁愿在田野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